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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功利绊住了中国学术

  

  学以致用,似乎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导,听起来也是不言自明之理,自我澄明无需讨论。我们每年填表格,对“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本课题解决国家/行业/区域重大需求的预期贡献”等等,照例都能说上一通。或许我们心中只是应付差事:上级喜欢读这种表格,实际上我们没有别的理由自辩。

  学必致用,是儒家思想传统的一部分,儒学在历史上变成经世致用之学,实用精神已经深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很多人认为理学“失于空疏”,实际上依然是儒家实学。例如理学各家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易,各有所辩难,弄得当代思想家也不得不接着谈。知行必须合一,却无需辩论不言自明。程朱讲“知先行后”,王阳明要求知行并进,要求“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这一点上,程朱比王学清醒:他们至少把知行分作两桩事去做,把“知”隔出来追求。

  刨根揭底问一句:究竟为什么必须“行其所知”?我们对此几乎从无质疑。个中原因,是中国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知行若可分离,思索不必济世,作为读书人,人格已破产。学与用若可以分离,学者就错用特权,忘记为国家谋福利。

  翻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事例:真正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顺便也使国家成为文化强国的),往往是不切实际、无关功利的理论:数学如此,物理如此,哲学如此,艺术更是如此。需要固然是发现和发明之母,但好奇心,却是求知更重要、更持久的推动力。

  而且,好奇心能让研究者不满意发现,而作抽象的普遍规律的思考。对现象后底蕴的兴趣,能促动人寻找适用任何场合的普遍规律。我们引以为傲的指南针等三大发明没有发展成三个学科。《梦溪笔谈》已经看到磁石指南“莫可原其理”,但就是未深究下去。祖冲之的圆周率七位计算,其说为“径一丈周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丝六忽”,如此表现方式,也可能源于过于实用,但是天才的思索,也就很难延续下去。

  拒绝抽象的习惯,植根于实用精神:使中国思想满足于意义的在场性,不去作普遍化的追寻。抽象的结果,有可能具有开拓出新的体系那样的大用,但哪怕最终依然是思想游戏,也不是坏事。对于思索,不能以有无实用价值论之。

  即使在中国,也有看出知行不必合一的人。老子主张“知其白,守其黑”;庄子求“无用之用”;佛家则认为“智慧”是解脱之道。现代性在中国萌芽时,谭嗣同要求“贵知不贵行”。他认为真正的思想领袖,“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行之”。五四之时,实用救国的需要越发迫切,1920年代中期,周作人已经提出“礼赞希腊人的好学……纯粹求知而非实用”。如此超越实学的知行观,在中国历史上前后辉映,难能可贵。

  据说曾经有一个学生问柏拉图:你的学问有什么用?柏拉图给他钱,叫他离开学院。中国当代学术要纠偏,没有必要走得那么远,毕竟中国科学技术界还要赶超许多先进技术。中国人完全不必担心过分虚空的学问泛滥,国家体制和商业社会,会极其迅疾有效地把研究者拉回实用。而要改造过于求实的学风,需要学界对中国学术历程认真反思,在学院内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学风。

  幸亏,中国学界目前已经非常庞大甚至拥挤,在研究者人数上,在刊物数量上,在学术资源的投入上,都已经可以而且应该允许(先不必说鼓励)一部分人作“无用”的思考。哪怕现在看起来无用,哪怕最后也证实为无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相反,大家拥挤着做有“立竿见影”实效的学问,已经证明创见甚少,行之不远,重复低效,浪费资源。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允许学术非功利”这一步再不走,就太晚了。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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