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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看那片人工清理的大寨田上,一个英雄在独步

  

  商业炒作能不能不用那只看得见的手

  

  《十面埋伏》宣传造势极为强劲,放映后,观众和报纸电视都有说法指责制片方炒作。本来,商业炒作无可厚非 ,做买卖就得会吆喝,拍商业电影不炒做怎么行。如果因为炒作进电影院,那全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广告上不会像香烟盒上那样打上一行字幕:广告影响判断力。商业社会假定每个人都有作决定的智力和常识。有的去首映式的观众觉得亏了,我想那天买票去的人自己也知道,不是为了欣赏电影的美而是为了欣赏明星那油彩涂抹的风采和活人现场大歌舞才去的。其实这个首映式就是一个歌星大走穴,上市圈钱的企业可以搞,补钙产品、补脑产品可以搞,张导演当然也搞得。我想,那些观众知道自己奔啥去的。真要为了好好地看张导演的好作品,他会到体育馆去?我念大学本科时在体育馆看过许多一块钱一场的老片子,坐在旁边的座位上,脖子扭得酸。在我眼里,那个工人体育馆的明星冠名大走穴,就艺术设计水准和可看度、可听度而言,总比春节联欢晚会高得多。那些港台明星至少有一点好,就是他们不会操练观众,不会像某个权威电视台的导演那样让小孩子硬挤笑脸、嘴里喊着“啊”去把舞台营造成鲜花盛开的村庄。媒体如果拿了钱或者得到什么交换的好处,它当然应该给人家服务,不然就违反商业规矩了。但是,还有别的规矩,那就是做商业片绝对不能依靠政府权力来造势、绝对不能依靠行政权力来清扫空地种自己的庄稼,也不好叫老百姓在十面埋伏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只能吃到一种庄稼。一部影片的资源如果是“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它的运作模式如果是公平公正的,那才能给别的导演和制片人以信心和鼓励,可这个片子有相当强的政府色彩。经济学上有一个词给现在民营企业定位,叫“非制度化生存”。这个电影就是非制度化繁荣、非制度化成功。先清场,然后让这一个“英雄”横扫,哪个进口和国产片能做到?有几个片子可以让主管局长晚上加班去首映仪式坐在台上助阵?这些政府的支持,无论软的硬的,都很难重复。看看《华氏911》的发行情况就知道,美国的领导干部要这么干,不管是帮忙卖票还是断电,那一定是个“电影门”事件。

  

  当匠人不是罪过

  

  大家好拿匠人这个词来贬斥张艺谋。叫我看,电影导演做一个匠人又不是什么罪过;不深刻,不文化,不现实主义并不是错。大多数导演在大多数时候接一个片子拍拍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一个活计。电影市场大多数作品就是提供我们日常休息所需要的寻常货物。香港、美国、法国,哪哪都有很多这种一般商业片,像《角斗士》、《特洛依》之类。我们凭什么要求每一部影片都是艺术精品,即使对那些拍过经典影片的大导演也一样。导演也是人,得让人家活。导演也要养家糊口、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要泡茶馆、泡酒吧、泡咖啡馆、泡人。李安在《卧虎藏龙》以后又拍了一个根据漫画连环画改编的科幻影片《绿巨人》,也就是一个的中规中矩的商业片。这在电影行业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没人规定导演通俗就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了。王家卫也说过自己的电影作品不过就是超级市场货架上供人挑选的产品。《十面埋伏》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片,但是我不拿它跟好莱坞的商业片比,我觉得那是侮辱好莱坞。好莱坞的电影是俗,可有人味;好莱坞的制片商也不会想到使用行政权力清理电影院里的国内国外影片。

  

  将“唯漂亮主义”进行到底

  

  张导演的《十面埋伏》剧情比较硬,离人之常情稍远。《十面埋伏》的主要看头也就是漂亮,看的时候比较养眼。这么明亮、绚丽、光鲜的视觉风格我在香港、台湾的武打片中还真没看到过。《十面埋伏》缺少点武侠片的力度和神韵。它的画面不是唯美主义的,它是一种“唯漂亮主义”的美学趣味。唯美主义包括让人难受的反应,经常触及艺术探索的前沿和社会观念中有冲突性的边界。有许多真的唯美主义作品我们这里很多人受不了的。“唯漂亮主义”的美学意味是华丽、壮美,而且它在中国目前的演化还有一个特征是纯净,这从这类片子视觉上的明亮影调、华美服饰和壮丽河山可以看出来。这个美学品味在目前中国是很有主旋律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上绝对保险的设计。就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呼应功能来说,它多少具有些提升民族自豪感作用。“唯漂亮主义”有固定视觉风格和常用意象,例如:壮丽的古代皇城、美丽的河山、艳丽的古代皇宫服饰和现代百姓服装、孩子的笑脸、抒情的诗歌朗诵腔调和夸张煽情的音乐、现代化的高楼和立交桥、天安门、烟火喷放的夜空。这些风格和意象是在各种申请片(申奥片、申博片)和主旋律电影、MTV、春节联欢晚会、中央电视台的重大政治节日宣传片中发展起来的,它的视觉和听觉呈现方法是逐步规范化、定型化、程式化的。

  从后殖民话语的中国说法的第一批判对象到中国大陆的官方唯一首肯的国际品牌导演,从后殖民大师、学者剖析鞭挞的终极标靶成长为用“唯漂亮主义”为国争光的先进文化工作者,张导演的艺术趣味和生活理念产生的巨变又哪里是一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可以形容。相对于主旋律运作部门和权威意识形态生产厂家来说,张艺谋已经逐步成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导演。拍摄出这样漂亮的电影,张导演再不会被人指责为“展示中国人的落后和丑陋”了。这不,新闻联播都表扬了。

  盯着《英雄》搞严打,我等也不过是吃柿子拣软的捏

  也难怪张导演和制片方很不爽,从《英雄》放映后,“恶意”批评就盯上他。从影那么多年,张艺谋挨过多少着调不着调的批评、付钱不付钱的吹捧,又挨过多少政治上直取命门的批判,还吃过多少立竿见影的禁令。他都忍过去了,或者发自内心地提高了、情愿不情愿地学习了、改邪归正学着奔向光明了。但他在《英雄》放映后是有点被报纸电视上的众说纷纭骂急了。我猜想,他其实知道自己那次办了傻事了。张艺谋能很快就明白:自己在《英雄》中把一个大写的“人”字给灭了。这次看《十面埋伏》之前,我就到处跟朋友担保,以张导演的聪明和目前的生活水准,不会再去给那些皇帝拍马屁,为他们杀人找说头。如果没有那时候的报纸电视的七嘴八舌,我想张艺谋不会自己一觉睡醒了就赶紧从那个皇权崇拜的深刻思想中跑出来。但是,从这部片子的发行得到的独享资源来看,在中国与权力性资本结盟或者向新老权威飞眉眼是很会得好处的一件事。。

  在《英雄》独步以后,我等一帮搞“变态批评”的人士揪着张导演大批特批。其实我也是吃柿子拣软的捏,仅就文化现象说,也有很多更不好的东西我屁都不敢放。比如对春节联欢晚会里的大抒情腔调和那些个被导演强扭作笑的孩子脸、对那些拿纳税人的钱自己拍片子然后自己给发奖的巨大投资中国大片,对那种光光鲜鲜、人人扬手向天发出甜美歌声的MTV,我更烦得慌,可我就只是背后在饭桌上讥笑它。我说我是吃柿子拣软的捏还因为,其实我们也都这德行。《英雄》影片中蕴涵的那种犬儒主义的混吃狂捞心态、那种扑通跪倒的强权崇拜的做派,也正是世纪之交我们这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哲学,我自己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活着,活着而已。但是,我褒贬他的时候并没忘记,早先的张艺谋且有点功劳呢。张艺谋早期作品对中国人心理状况和思维、价值观的显现是十分准确的,是我们考察昨天、思考今天的绝好标本之一。也许就是因为张艺谋早先曾经说过“人活得要有精气神”,后来看他拍出《英雄》这样的片子,我这样的人才有点吃惊、有点跟他着急上火。他要是一天到晚就拍片子教育我们雍正王朝如何伟大、康熙帝国的主子是如何为国为民把心都操碎了,大家跟他不也没脾气,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从干涸的黄土地到漂亮的白桦林

  

  张艺谋的天才在于他强大的形式营造能力、在规定题材和主题中进行创造的自我表现能力。中国大陆电影中第一次有个人这个东西是在《红高粱》中,中国大陆电影中的男人第一次有性欲也是在《红高粱》中,在《红高粱》以前,大陆电影中女人要想性感必得当国民党特务。今天我时常回过头来看张艺谋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品,发现它们的内在精神正好是我们中国大陆那时候的实际主旋律。张艺谋的《红高粱》中表现了个体在发散自己能量、实现自己欲望时的力量和人的那种非常本能的冲动,也显露出个体所崇尚的那种无规则竞争、暴力夺取的可怕心态,但那也正是我们社会中个体的巨大残缺和心理疾病的典型征候。联系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和群体心理现实来看,这些作品深刻、准确地揭示了我们中国各阶层人共同的集体无意识。他在《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片中营造的中国西部造型在美国西部片之后影响了香港的武打片导演。香港导演后来拍摄《新龙门客栈》等影片时用了大量的西部场景造型和那种很“狠”的构图和那种大、小景别两级镜头跳跃的剪接,我个人分析,这非常可能是受到张艺谋、陈凯歌影片西部造型的影响。从张艺谋、陈凯歌以后,中国西部才成为拍摄武打片的选景时的最爱场地之一。

  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张艺谋学会将“唯漂亮主义”与政治上的绝对保险结合起来。借着给嘎那电影节主席写信,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政治表态的机会。“在多年忍受了“表现丑陋和落后”的骂名之后,张艺谋终于有了面对国际大奖扭头就走、大声说“不”的机会。雅哥布哪里能读懂自己手上的那封信,张艺谋主要是写给我们看的。张艺谋要用这封信把自己“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恶名声洗刷干净。果然,张艺谋的信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和大小报纸的头版上博得满堂碰头彩。”(引自郝建《张艺谋的尴尬》《中国青年报》1999年5月12日)

  那以后张导演逐步走向主旋律。到了,《英雄》张导演探索了把唯漂亮主义与权威崇拜完美结合之路,拍出了古装主旋律的杰作。这样,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同学就在古装主旋律这面大旗下排整齐了:张导演塑造了《英雄》、陈凯歌讲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胡玫拍出了《雍正王朝》,高歌“世间万苦皇帝最苦”、陈家林重新打造《康熙帝国》、吴子牛盖起为清官歌与呼的《天下粮仓》。

  但是,要当武侠片看,《英雄》却是一部十分另类的作品。商业电影为“权力”说话,这很少见的。很多商业电影是为“权利”说话,为普通人说话,替那些被压制、被忽视的弱小者发出呼喊与细语才应该是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可《英雄》是围绕皇帝来讲故事、讲道理的。这时,人们就会问问:谁动了我们的孟姜女。香港、台湾、大陆,武打片拍了几百部,连同武侠小说有上千部作品,没见过一部电影、一篇小说是围绕着皇帝讲故事。在《英雄》当中,一切故事的真假、对错都由那几个主人公跪着请皇帝来评判。最后,我们看到那个恶名垂青史的杀人皇帝活脱脱就是一个爱天下、爱和平的真正仁主子。张导演要是真的被人用刀子顶在脖子上说那些台词或者因为家里揭不开锅了而献点媚、为“杀人铺张些理由”(任不寐语,引自《21世纪文化地图》第2卷)也就算了,我等评说《英雄》的人等可能对他不会那么严厉。那部片子把他们那一代人的心底深处那点红卫兵情结显露得太多,为皇帝权威想得太周到,为皇帝说话太费心思了。我有时候琢磨:张导演也没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是那么惧怕权威、那么崇拜权威。他也不知道自己殚思竭虑以为是精巧设计的创意和艺术追求怎么就汇入那流淌了几千年的混汤子。我咂摸,连他自己后来都被那个《英雄》吓了一跳。

  

  中国电影英雄多多

  

  可是,张艺谋的电影作品跟中国电影实在没法用一个等号给焊接上。邀请人家掏钱看《十面埋伏》可得有话好好说,不大好拿支持中国电影来说事情。不好说不看《十面埋伏》或者那个给始皇帝唱灵歌的《英雄》就是不支持国营文化事业。看个电影也拿爱国的大帽子压人,这让我心里犯嘀咕,腿肚子打颤,走不到电影院就吓晕了。中国电影还有各路英雄人马、一百零九将、八方诸侯。论商业成就来说有冯小刚、周星驰、杜琪峰,论投入产出比例或者资本回报率来说,已经放映的《卡拉是条狗》、和将要放映的《可可西里》不见得就比巨大投资的张艺谋大片差到哪里去。我听说上海电影厂拍摄的《自娱自乐》在几乎没宣传、没档期的情况下也从《十面埋伏》前头抢收了一些粮食。要是稍稍受到发行部门、管理部门和电影院的更加平等的对待,那怕拿出对《英雄》、《十面埋伏》百分之一的热情,很多优秀中国电影,象《自娱自乐》《惊蛰》、《可可西里》之类,板定会有更好的票房业绩。就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外院线,李杨导演的《盲井》、王兵拍摄的6小时的记录片《铁西区》等片子还在进行商业放映。就国际得奖和世界评价来说,这些年好像还是诸多年轻导演的作品风头更健。李杨的《盲井》、贾樟柯的《站台》、王超的《安阳婴儿》、王兵的《铁西区》等一批影片都受到国际电影节和电影院线经理们的关注。投资大不一定保证艺术水准。“就花钱来说,《英雄》买树叶子、拍树叶子的钱就够拍《站台》的,但是将来的电影史一定有《站台》一笔,一定要写到它的里程碑性质的贡献:第一次在中国电影中拍出比较完整的现实主义形态,第五代以后的青年导演用游吟诗人做主人公,在中国电影中写出了新的史诗。不知道将来的电影史里会不会因为《英雄》的创记录商业成功记它一笔,也不知道在大制作和大陆市场的票房以外,电影史怎样评说《十面埋伏》。”(郝建《硬作狂欢》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1月 13页)

  

  怕就怕英雄独步

  

  从放暑假那天开始,我就叫我女儿到报纸上找她喜欢的影片好让我带她一起去看。可到今天她居然就一部没找到。她告诉我,没有新片子。我不信,叫她再仔细找,别象做数学题时候那样粗心大意。后来我自己翻报纸,给各个影院打电话,这才知道我不是女儿粗心。这前后一个月,我和女儿只要进电影院,就得中埋伏,还是十面埋伏,没跑。我这才明白了《十面埋伏》的制片方和有关部门要求观众的支持中国电影的实际意思就是支持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十面埋伏》本来中规中矩,还是有点正常商业片的意思的。可制片方和有权威的管理部门这么一弄,就把那点意思弄成了不好意思了。

  这可就犯规了。就算《十面埋伏》是真英雄,也不能这样搞有组织的英雄独步呀。如果那样赢得多少票房胜利大捷报,打遍中外电影无敌手,在练武行里也是有说法的,这叫做“胜之不武”。这样先人为强力清场,然后再平整场地、施化肥、然后转基因技术、生长素一起上,营造出鲜花开遍地的花海洋,那是大寨田,不是真正的鲜花盛开。这种人工强力催肥的一支独秀七月花,能好看吗,恐怕也不够环保。《十面埋伏》剧组为了拍摄满山花开的外景,在乌克兰就是那样做的,没成功。后来还是出动大批人马又到别处找了一块真长着花的地界拍戏。这样做是样板戏思维,窗口工程,漂亮是很快就让一部分影片先漂亮起来了,可别人很难学的。我们知道当年的张艺谋曾经是真英雄。可现在这样让一个武林高手成为国宝,让他一个人在高台之上跳独舞,武林高手会寂寞的。高处不胜寒,一个人在那种地方当众表演,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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