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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强:电影贺岁化与“傻乐时代”的文化消费

  

  2010年的贺岁电影,让中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时代。中外大片纷至沓来,影院中购票的人群排起了长队——我们似乎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艺术体验”而疯狂。前几年,人们还在忧心忡忡地讲述中国电影市场的种种不景气,忽然之间,中国电影就迎来了年票房60亿元时代。更有人雄心勃勃地提出,中国电影应该超越日本,突破年票房300亿元大关;单部电影票房超过10亿元。

  然而,这种热潮的背后却隐含着值得深思的问题:电影的火爆,总是和“贺岁”二字紧紧联系在一起。2009年末、2010年初,中国电影贺岁档期竟然从12月延续到2月底,接近80天!换句话说,一年365天,我们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在电影贺岁;如果用电影的纪年方式来生活的话,则我们平均每四天就要过一次年!

  这就出现了“电影贺岁化现象”:各家电影制作公司,都看到了“贺岁片”巨大的利润空间和人们岁末消费的热情,纷纷制作贺岁电影,或者力争把电影上映时间挤进80天贺岁档;与之相应,能否在贺岁档中利用各种手段引发观影热潮,就成为重中之重,就连国外大片也要挤贺岁的战车,力图在这个档期创造各种新的票房神话。

  在这里,“电影贺岁化”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和扩大,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文化消费的畸形与单一。

  首先,“电影贺岁化”无形中规定了电影生产总是不能脱离“挑逗观众”、“引诱观众”的方法。这种机制可以简单称之为“电影海报化”,指的是一部电影上映之前,总是要启动宣传工程,轰炸人们的视听,形成对电影的种种误读。“预告片”成为电影海报化的代表形式。

  有趣的是,几乎所有预告片都有对真实电影的“误读”。《三枪》并不是视觉盛宴的大片,却营造大片印象;《倔强的萝卜》的预告片则旨在激发人们高科技体验的幻觉;在《十月围城》的预告片中,我们仿佛又置身于《叶问》的回肠荡气之中……显然,电影贺岁化,就免不了电影海报化,就免不了以“勾引观众”为重心来进行宣传。不妨说,电影贺岁化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人们先去“想”电影,再去“看”电影;制造“想”的工程,要重于制造“看”的幻觉。

  电影贺岁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影片文化内涵的空壳化,或者说,电影的视觉重量大于电影的文化重量。看之前很想看,看之后不耐看,成了轰轰烈烈的2010年不同贺岁片的相同命运。

  不难看到,电影贺岁化的恶果就是艺术电影的彻底消失。各大一线、二线院线,都已经彻底资本化、利润化了。无形中,“中国电影”已经完全剔除了“谢晋色彩”,完全不再与我们的生活现实有任何关系。经由贺岁电影,我们实现了通过电影逃离生活的过程。

  我们越是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公正现象,就越是要寻找一种形式来躲避思考生活中的种种不公正现象——电影贺岁化正是这种心理幻影的直接结果。

  显然,电影贺岁化,显示了中国的“娱乐文化”正暗中走向“傻乐文化”。一方面,大型资本融入电影市场,形成了贺岁电影的空前繁荣,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想象性遗忘”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电影贺岁化也凸显出中国“知识大众”反思性和批判性品格的整体丧失。

  所谓“傻乐”,就是以肌体快慰来代替精神愉悦的一种“后情感形式”。在后情感时代,只有“快慰”才是最好的感情商品。只要快乐和舒适,不要沉重和压抑。它追求的不再是美、审美、本真、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强调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舒适,即使是虚拟和包装的情感,只要快适就好。明星荟萃的《十月围城》只有变成“惊悚片”才会获得市场。换句话说,观众只喜欢这部电影的激烈与壮观,而不去设想孕育这种激烈与壮观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沉重的肉身”,失去了“沉重思考”和“沉重体验”的艺术能力。我们深深陷入到离开真实人生的美学漩涡之中。在这里,电影贺岁化所预告的“傻乐时代”,乃是这样一种时代:对于历史和现实,乃是“看,却看不见”;对于快乐与刺激,则是“一定要看”。无形中,人们觉得,只要是崇高的,就是假的;只有那些幻觉的,才是真的——或者直接说,只有快乐的,才是我们要的,这就是傻乐的逻辑。

  在这里,“傻乐至死”的文化消费,旨在鼓励一种“零反思”阅读行为。即我们追求的就是快乐,所以,艺术作为国家美学工程的核心,已经不断地满足“快乐需要”了,也就没有必要,也逐渐丧失反思现实公正与否、政治合理与否的能力了。“傻乐”,作为被国家美学工程暗中激励的一种的文化形式,必然把“躲避反思”作为“轻松生活”的重中之重了。2010-1-25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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