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开派者。他的诗歌如空谷绝响,千百年来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他独立不羁的人格、清新隽永的作品,让世人仰视。他五次出仕、遭际迥异的一生,也一直吸引后来学者的目光。自他死后的一千五百年间,评析陶渊明的书如汗牛充栋,对陶渊明的思想和文学风格多有评述。其中,对于陶渊明的思想是儒家、道家,还是他家?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纵观陶渊明的一生,我们发现,他的入世为官与他的出世隐居深受儒道的人生进退之道的影响。 陶渊明的入世与其儒家思想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做过大官,他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曾做过官。身处于这样的一个仕宦之家,奠定了他儒家思想的坚实基础。陶渊明生于晋宋易代之际,从小受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君子固穷”以及“仁义、忠恕、知命”等儒家思想的,陶。他少时的生活是穷困的,“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尽管家境如此,他仍有“不坠青云之志”,并刻苦学习:“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他刻苦的程度达到了“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他积极准备、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陶渊明在他63年的人生旅途中，曾先后四次入仕为官，并屡屡挣扎于进退之间。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经家叔陶夔推荐去州里做了一名祭酒（一种有名无实的学官）。这是陶渊明生平第一次做官，这一年他29岁。但不久就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刚入仕途就遇挫折，这对年轻的陶渊明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辞掉祭酒后，陶渊明在家赋闲。这时他已年过三十。“三十而立”的古训让陶渊明内心很不是滋味。但这时朝廷的局势发生了好转。几年来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出世”思想终于重见天日。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陶渊明再次到州府赴任，入桓玄幕府，充当了一名参军。这一年陶渊明34岁。第二年，江南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孙恩领导五斗米道徒起义，攻下了许多地方。到了次年春天的时候起义军已逼近京师，这时桓玄便派遣陶渊明作为使者到建康，请求获准发兵。陶渊明到京都建康后，看到司马道子父子挟制皇室专横暴虐，终于明白司马道子父子与桓玄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各派势力之间权利的倾轧、争夺，遂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就这样他内心深处那份蛰伏已久的报国热情也就一点点地消退了。他感到自己的这次出使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开始后悔起当初的出仕，于是又心生退意。就在这时，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因病逝世，陶渊明于是离开桓玄幕府回家奔丧去了。
陶渊明第三次做官是在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这一年的二月，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因反对桓玄称帝而在京口聚义、讨伐桓玄，刘裕为盟主。这时陶渊明应诏到刘裕府里做镇军参军。这一年陶渊明40岁。陶渊明此次出仕对刘裕寄予很大希望，想在司马道子父子及桓玄兄弟被除后大干一番事业，以实现他济世安民的理想。但刘裕在刚刚取得一些胜利后便开始耀武扬威、志得意满。陶渊明再次失望辞官。
一年后，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在时任尚书的家叔陶夔的帮助下去彭泽县做了县令。这一年陶渊明41岁。陶渊明是这年八月正式担任彭泽令的，十一月的一天郡里派来一名督邮。督邮作为郡官，代表郡守督察县乡，纠举所属县是否有违法之事。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是，州郡官无论大小，到下属县里检查都十分排场，甚至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索要贿赂，县令们无不巴结献媚。陶渊明生性耿直，对于督邮的到来不以为然。按照当时规定，若上级官员视察，县令必须穿戴整齐的官服率众官前去迎接，故县吏对陶渊明说：“应束带见之。”但陶渊明对此感到十分反感，认为那样做是对自己的屈辱，于是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日解去印绶辞官归家。从此以后，陶渊明不再为官。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称颂陶渊明是“真正的隐士”，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诗曰：“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意思是说陶渊明尽管一生超凡脱俗、高蹈独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又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世俗。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一文中这样评价陶渊明：“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确如此，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他尽管是辞官归隐、清蹈衡门、高唱自然真趣，但他始终有一种忧愁、始终有一种焦虑、始终有一种苦闷。虽然隐居，但思想十分纠结、矛盾。这从他那篇千古传颂的《归去来兮辞》就能看出。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去官归家后，心情抑郁，愤愤不平的情况下为了一吐心中的愤懑而写成的，它是作者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通读全诗，虽然通篇都在抒写诗人的还家之乐，但只要稍加留心，还是不难看出文中隐藏着的诗人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这一点不仅于篇首“奚惆怅而独悲”一句中明写出来，而且在文内描述的许多情境中也时不时地流露出某种忧愁情绪。像“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及“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等等，实际上都说明了诗人在以他感受到的或者干脆是想象的欢乐来压抑自己此时的痛苦。《归去来兮辞》虽然描写中处处使人见到欢乐，但文字中却掩饰不住诗人内心的苦涩。这说明诗人的心境是矛盾的。虽然《归去来兮辞》写的是归家之后的欢乐以明“出世”之心，然而在文字背后却能让人体会到诗人的离世之苦，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培植着“入世”的愿望的。“出世”与“入世”在诗人的思想深处形成矛盾，使他常常难以自拔。
从陶渊明自身的性格和性情来看，他崇尚老庄，追求自然，反对束缚，喜欢过一种宁静的、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做官本不是他的平生所愿，他鄙夷世俗，看不起那些趾高气扬、装腔作势、丑态百出的大小官僚，对官场迎来送往的那些繁文缛节他深以为恨。但传统的价值观特别是由孔子开创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又迫使他不能不、不得不出世做官，这就让他一生挣扎于进退之间。
陶渊明对政治是有较高理想的，但他在当时找不到实现这种理想的道路和可能。面对当时污浊的官场、昏暗的政治，他深感报国无门，进取无望。目睹权利角逐中官员们的满心私欲、一脸虚伪，陶渊明处处掣肘，难与苟同。迫于无奈，陶渊明只好避居以安守，辞官归隐，躬耕田亩。古今中外，大凡博学多才之人，起初都是高蹈远赴之人，无不渴望建功立业，只是后来四处碰壁，方才心灰意冷，意志消沉。考察他们一生之轨迹，其跳动性往往有这样一个规律：当他们有机会展露其才以“用世”之时，他们大多倾向于务实，在思想上多以儒家观念为主导；而当他们秉其才而得不到任用施展，尤其是感到郁郁不得志之时，其思想往往倒向老庄。以“入世”思想开启人生、以“出世”思想结束人生———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人生道路。
在中国，一个文人要完全摆脱传统儒家积极用世、大济苍生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子做不到，孟子做不到，陶渊明更做不到，李白也做不到。陶渊明的悲剧在于“入世不彻底，出世不甘心”，“一心处两端”，一生深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一生挣扎于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谋生的两难之间，是进亦忧而退亦忧。陶渊明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既是为实践其社会理想寻求路径的过程,也是对理想与体制冲突自觉的过程.从为社会理想积极投身体制中,到不愿同流危害社会而脱离体制,再到走到体制的对立面,表明专制体制下君子无路,而陶渊明也完成了社会变革者、隐逸诗人和思想家三重身份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