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百尺竿头从头越
1981年春节过后不久，春风送暖，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母校------文昌中学。
映入我眼帘的，都是那些旧的建筑物，学校总体面貌没有变，教室还是原来的教室，宿舍还是原来的宿舍。校门没了踪影，在它的原址上，新建了一栋教学大楼。想到我要在我原来坐过的教室里给学生上课，想到我原来住过的宿舍里换上了我的学生，我不禁感慨万千。
文革前文中也是一所名校。1959年，苏联教育专家谢、伊、纳乌莫夫来文中视察后，文昌中学率先创办了新制试验班。试验班跟普通班级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一是学制不同，它打破了原来的学制【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实行五年一贯制，学生从一年级一直读到五年级，直接参加高考，学制缩短了一年。二是教材不同，试验班采用的是新编的教材，无论是从内容方面，还是从难度方面，都是原来教材无法比拟的。
后来，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试验班只办了三届就取消了。学生考上高中后，文中把原来试验班中的学生全部编在3班，定名为尖子班，这个班不管是学习成绩还是素质方面都是全校最好的。1965年我从文中初中考上文中高中后，被编在高十八【3】班。
1964年是文中建校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在当年的高考中，林明江、黄良乙同学考上北京大学，罗豫冠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升学率居海南首位。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突然爆发，这个原来试验班的3班学生，后来考上清华北大的就肯定不止于三个人。
文中试验班是文昌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但是，命运对他们是如此的不公平，突兀其来的政治斗争的漩涡把他们推向另外一个角落，使他们成为那个年代中最具有悲剧色彩的一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中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并没有深仇大恨的文中师生分成两大派，参与了本地区的派性斗争，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搏斗。在后来的大武斗和拔点中，有2位教师和6位学生被打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图书馆的图书和科学馆的教学仪器被洗劫一空，学校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文中成了文革的重灾区。
四人帮的覆灭使文中在万劫中复苏，短短几年，文中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大地，给文中注入了巨大的生命力，文中在各方面遥遥领先，成为一所闻名遐迩中国的名校。
我是在文中刚有起色的时候分来文中的，因此我的思想负担很重：我能在文中站稳脚跟吗？
邹福如校长是海南著名的教育专家，他先后担任了琼文中学、文昌中学和海南中学的校长，有丰富的教育和教学管理的经验，他对分来文中的新教师把关非常严格。他说，要把文中打造成一所名校，教育质量的提升是关键，而教育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教师。文中必须建设一支德才兼优的教师队伍，没有优秀的老师，就培养不出优秀的学生，要把学校办好是一句空话。
我刚进文中工作时，同事们就唬我：新教师必须过两关，即教学关和班主任关，任何一关过不了，你就必须打包袱走人。
我决心当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全力以赴在文中开拓自己的事业。1977年恢复高考后，文中也面对全县招生【文革中只招县城及附近公社的学生，没有考试】，由于进行严格的招生考试，生源质量大大提高，招收的学生都是全县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思想素质也很好。当时文中还有个绝招，就是每年全县在小学毕业生中进行一次学艺比赛，成绩在前50名的学生不参加海南区的统考，这50名学生全部被文中录取。这样，海中就无法同文中抢夺文昌的生源。后来，文中每年都有人考上北大、清华，这跟文中这一绝招无不关系。
要在文中站稳脚跟，最关键的就是过教学关，因为学生的起点高，对老师的要求也就更高。常常有一些教师，就是因为过不了教学这一关而被迫离开文中。
我一来到文中，就特别注意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努力过好上课这一关。因为我要面对的是几十位高质量的学生，自己在黑板上写错一个字，或是在课堂里讲错一句话，都会给学生造成负面的影响。
邹校长对新来的老师进行严格的考核【听课】，对不适合在文中教学的教师，不管学历多高【即使是北师大毕业的】，也要调离文中，一个不留。
我自信我能顺利地过关：我当过七年民办教师，在七七年恢复高考中胜出，上了三年师范学校，在海中的毕业实践课中，老师还给我一个“优”字！但我必须认真加小心，因为这是我在文中最关键的一节课，成败与否全在一节课上。自开学以来，我就认真地钻研教材，分析教法，编写教案，认真上好每一节课，但我不知道邹校长哪一天会来听我的课。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第四周的一天，我的脚步才踏上讲台，邹校长也跟着进了教室，后面还有教导主任、教研组长等一帮人，他一声招呼也不打就来听我的课了。
我的神经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因为这是邹校长第一次听我的课，放在谁的身上都是这样。但我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管他呢，他听他的，我上我的。我很快地进入了常态，非常自然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从板书到教材的分析，都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学生们也非常地配合，积极回答我的提问，课堂气氛热烈有序。下课钟一打响，我这一节课的教学任务也就圆满地完成了。
下课后，邹校长一声不吭地就走了，其他人也没对我说什么。
我纳闷了：按常规，教师上公开课，课后必须有个说法，也即评课。可是这一次，他们既没有公开讲评，领导也没有给我一个表态，好象他们没有听我的课似的。
但不管如何，我还得认真准备，等候他们再来听我的课。
可是，一个礼拜过去了，邹校长没有来听我的课，也没有其他领导听我的课，甚至连科组长都没来过。又一个礼拜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我十分焦急：我的课上得怎么样呢？能不能过关？
后来，我按奈不住去问吴副校长：“吴校长，怎么搞的？邹校长听完我的课，他什么都没说，一拍庇股就走了。”
吴校长问：“他有没有再听你的课？”
我说：“我等了几个礼拜，就再也没见他来过。”
吴副校长笑了笑：“这就对了，你过关了！”
我感到莫名其妙：“为啥？”
吴副校长一板正经：“邹校长听新教师的课，如果他感到满意，就再也不来了。如果听第二次，说明你上课有问题。再听第三次，你就得准备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