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末路之际，渔父出现了。
《伍子胥列传》里这样说：
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值）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之剑邪！”不受。
吴越春秋》里说法有所不同：
伍员奔吴，追者在后。至江，江中有渔父，子胥呼之，渔父欲渡。既渡，渔父视之有饥色，曰：“为子取饷。”渔父去，子胥疑之，乃潜深苇之中。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桨求之不见，因歌而呼之。子胥出，饮食毕，解百金之剑以赠渔父，不受。问其姓名，不答。子胥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桨，无令其露。”渔父诺。胥行数步，渔者覆船自沉于江。
两相比较，我更愿相信《史记》之说。毕竟，因伍子胥之疑而自沉于江，未免太过于刚烈。但是，诵之再三之后，我发现自己犯了与伍子胥同样的错误，即以自已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他人，认为自已会怎么做，别人就也会怎么做。伍子胥解剑后，特地说明：此剑值百金。他觉得百金之馈，已为重赠，一介渔夫，该当满足，殊不知渔父乃慕伍家忠义，慷慨急难。所以，在《吴越春秋》里，渔父愤而自沉之举，也未尝没有可能。令人深思的是，两文都未对伍子胥的反应著一字。
另一位楚臣穷途末路之际，渔父再次出现：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此渔父乃彼渔父乎？此渔父非彼渔父乎？此渔父非彼渔父，此渔父又是彼渔父。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写《史记》时在一些细节上运用了小说的笔法，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渔父是个虚构的人物。我甚至怀疑，司马迁没有让他在《伍子胥列传》中死去，是为了让他能在《屈原列传》中再次出现。他来无兆，去无所，不关名利，超越世俗，飘然于天地之间，专为拯救而来。他像一面镜子，映出了伍胥的功利，映出了屈原的偏执。他是那个以杀戮为乐事、以谋略为能事、以功禄为目标的时代里的一份异数。
他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只是，我们在读到有关渔父的篇章时，紧张的神经能暂时得以松弛，急促的呼吸能暂时得以舒缓。那时候，硝烟散去，喧嚣沉寂，一叶扁舟，一竿长篙，将那些落水的灵魂，一个个打捞。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