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就被妈培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意人，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酷暑还是严寒，总会根据时节做点小本生意，妈会说，街上的孩子不学着做点生意，万一将来上不好学，又吃不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可咋办？总归，做个小本生意还是可以维持生存的，最起码温饱问题解决了。每位曾历经生活磨难的母亲，总是免不了为儿女的将来谋虑、打算。
于是，夏天里，每逢周末，我们会十分不情愿地配合妈，把桌子、水桶、水杯搬到街面上。那时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弟弟也就六七岁。看到陆续从四周村子来赶集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心生便生出无比的羡慕和怨恨，羡慕人家小孩可以打扮的漂漂亮亮、花枝招展的招摇过市，而我们只有坐在那里一整天，倒水、收钱、被太阳晒，不知这种伤自尊的苦日子要熬到何时。唯一的乐趣，便是下午散场时分，那些卖冰棍、葡萄的人会用他们的商品和我的商品互换，也算是互惠互利了，他们站在我的桌前，象牛一样畅饮，而我则和弟弟开心地舔着已经融化了一半的冰棍，或者吃已经被一天的阳光晒萎了的葡萄。
冬天里，便改为花生瓜子之类，从开始的按包卖，到后来的按斤卖，苦倒不苦，唯一让人心里怯火的是算账了，往往心里算半天，也没想到整斤的称可以整斤的算，也就不会有那几斤几两的的不好算账的问题了，到后来，时间长了，也能马上就算出几元几角了，似乎心里卸下了一块大石头，别的也就不在话下了。实际上赚不了什么钱，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尽情地吃花生瓜子。
慢慢长大了一些，就约上伙伴，骑自行车到附近的村子去批发一些时令鲜果之类，什么苹果啊，桃子啊，香瓜啊，甜杆啊，摆在街上叫卖，卖到最后，除去本钱，就剩一堆不新鲜的剩瓜烂桃了，拿回家自己吃。
后来，发现水果并不怎么赚钱，又改为卖凉粉，妈叫木匠打制了一套条桌条凳，去碗店买来几十个碗。开始烧锅搅凉粉，头天晚上把凉粉搅好放凉，到第二天一早就把凉粉摊摆在了街上，凉粉切好、码好、摆在碗里，鲜红如血的油泼辣子、酱油醋盐、芥末都一一摆好，只等食客坐下来品尝了。天热，赶场的人也乐意花点小钱坐下来吃碗凉粉，顺便歇歇脚。所以，凉粉摊前总是坐满了人，也让自己更充满了热情。
再后来，不知何时起，竟一抬头发现，一街两排的全成了凉粉摊子，价格也由于竞争的惨烈，降的都包不了本了。实在无利可图，收拾了凉粉摊子再也没卖过一次凉粉了。
生意做了那么多，虽没有赚到什么钱，但也平平安安，没出过什么乱子。唯一次的经历，可谓惊心动魄，至今难忘。因为那次南街有家人在过寿，所以有场露天电影，我和弟弟下午就去批发了一捆甜杆，到黄昏十分，从北街扛到南街去卖。看电影的人不是很多，街皮混混却挺多，到处乱窜。天色完全暗了下来，一个小混混走到我们跟前，神色诡异地说要买两根甜杆，并随手把“钱”递了过来，多了个心眼的我把“钱”拿到灯光下，一看，这哪里是什么钱呀，竟是一张揉的皱巴巴的和纸钱大小般的废纸，哼！不要脸，想蒙我？没门儿！我知道这个小混混，他是学校出了名的浪荡鬼，老师都拿他没办法。我生气地骂了一句，将那纸团砸向他，那小混混便要伸手抢我手里的甜杆，同时他身后冒出来了一群混混，象一群野狗般张牙舞爪。见状，我扛起甜杆扭头就跑，弟弟也紧随其后，我们姐弟俩就象田间的野兔般逃窜，向街北方向奔去，那一群“野狗”穷追不舍。一直跑到了十字路口附近，远远地，看到前面的路灯下那个熟悉的身影走来，原来是妈，才没那么慌张了，跑到妈跟前，喘着粗气，站定，妈见状，大声呵斥那群混混，他们不敢上前，才悻悻离开了。
几十年过去了，那次的惊心动魄的奔跑仍没能忘记，生意中经历的各种酸甜苦辣也成了今日有趣的回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