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都相信，有四哥在，远方就有了家，有了家，漂泊在异乡的兄弟姐妹们就有了灵魂安放的地方。
四哥是家里的老小，从小就很顽皮，上树掏鸟、下河摸鱼，踢马掌钉、摔泥泡泡，整天不着家。家里人只能在饭桌上和睡觉时才能看到他。
四哥手底下有我、妹妹，邻居老张家的女儿，就是后来成为四嫂的那个闺女，还有一条名叫大黑的狗，几个小喽罗。每天，他带领着我们一起玩，春天挖野菜、夏天采蘑菇、秋天打榛子、冬天去后河套滑冰。
心灵手巧的四哥自己动手做了把木枪，木枪的子弹用的是黄豆粒，后来，在三姐“不许祸害粮食”的禁令和一顿拳打脚踢下，他把木枪里的子弹换成了沙粒和泥蛋。每天只要他的木枪往头上一举，有时不等他喊出“冲啊，杀啊！”我们几个小喽罗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和别人家的孩子一起去抢占黄土高坡和柴堆草垛。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的物质相当匮乏，我家孩子多，日子过得很紧巴，只有在过年时，母亲才能秤上两斤糖球儿，除了给来拜年的孩子一些外，大人就按人头分下去，一人几颗糖球儿。我和妹妹都很会过日子，舍不得一次吃完，小心地将糖球儿用纸包了，再裹在小手绢里，小心翼翼地揣在棉袄的布兜里。
四哥可不这么干，到手的糖球儿，他马上扔到嘴里，鼓着腮帮子，嘎嘣嘎嘣地嚼着，不一会儿就把他的那份吃光了。过了两天，在我们吃糖时，他就眼巴巴地瞅着，有时，我和妹妹会分一块给他，有时也故意在他面前吧嗒着嘴、眼馋他。这时他要么动手抢，要么伺机下手偷。
记忆中，小时候过年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特别是除夕这天晚上，除了期待已久的年夜饭，可以吃到鱼啊肉啊的，还有晚上家里会炒瓜籽、吃冻梨。炒瓜籽，是三姐的拿手好戏，通常我们家的瓜籽都放在东屋北炕上的躺箱柜里，由三姐掌管着柜上的钥匙。
除夕这天傍晚，三姐会在我们的注目之下，从柜里取出在里面储存了一个冬天的葵花籽，我们称之为毛嗑儿，用簸箕簸一簸，再倒入大铁锅中翻炒。毛嗑儿炒好后，三姐会用一把搪瓷缸子给大伙分，每人一缸，各人领了或放在布兜里，或用手绢包上。
这时候，四哥并不着急领他的那一份，他先是从簸箕里抓上一大把葵花籽，一边嗑一边说：“你们分，你们分，我包葫芦头儿。”（即，他最后一 个领），这样每回分到最后，他就能多领点。可也有四哥失算的时候，一回由大哥分瓜籽，大哥一边分一边晃动着簸箕，等到四哥领的时候，簸箕里面剩下的全是又小又瘪的瓜籽了。为此，一家人哄堂大笑。
四哥打小喜欢舞刀弄枪的就是不爱学习。一天晚上，家里专门开他的“批斗会”，母亲、大哥、二哥轮番劝说要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列举了古人头悬梁锥刺骨，三更灯火五更鸡发奋读书的例子，鼓励他向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目标使劲。大家起劲地说了好半天，听得在一旁的我和妹妹都已经热血沸腾了，可炕梢却传来了呼噜声，我们一扭头才发现，四哥坐在那儿竟然睡着啦！
四哥初中没毕业就说啥也不去上学了，与三哥一样成了农民。四哥会开小四轮拖拉机，除了侍弄自家的庄稼地，还能帮乡邻乡亲的耕地、打场，四邻八乡的很吃得开。同时他又是一个肯钻研的农民，干啥活都能琢磨出个门道儿来，从不用使笨力气，活还干得特别漂亮，加上人又长得标致，待到谈婚论嫁时，上门来给他做媒的人很多，最后他挑了那个和我们一起玩大的邻家女子为妻。
四嫂也是从小在庄稼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从春种到秋收，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四哥他俩干起农活来，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没用几年的功夫，两人披星戴月，不辞劳苦地忙活，硬是将一穷二白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那一年秋后，正当四哥喝着小酒，美滋滋地看着后场院上垛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黄豆、水稻（当时我们那嘎达还没有大型农业收割机，秋粮要先从地里收割回来，码在场院里风干，等上冻后，统一打场，再脱粒入库。）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他的美好与希望付之一炬。
那天傍晚，四哥拉完最后一车黄豆，卸完车后喝了二两小酒，倒头便睡。半夜，母亲从后窗户上看到了后面场院里冲天的火光，急忙叫醒四哥，慌忙中的四哥抓起被子就往后场院跑，到了那里他想都没有想，抱着被子就往火堆里跑，多亏身边的乡邻一把拉住了他。
火势很猛，成熟的黄豆被烧得噼啪作响，夜空中，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众人拼命地往外抢尚未被点燃的豆谷，但因火势太猛而于事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