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母的文化》是一本由孙隆基著作，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5，页数：5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杀母的文化》精选点评：
●推荐
●全书核心或可概括为，「杀母」的症结在于美国文化对独立个体性与异性恋神话之过分强调。
●同一个作者，看的是台大出版社的版本。选看了母女关系的篇幅，作者也比较了西房和东方家庭伦理关系的差异。语言严谨，读起来很畅快。
●07.29
●对五四时期文学作品的解读非常好啊
●好的选题。
●简繁体评分差距巨大啊，孙先生的书一直都是思路清晰，由浅入深，非常的好读。从书中也能看到先生是绝顶聪明之人，知识量和阅读量都巨大。
●一本书足见孙先生阅片量。今天问他马德里坐飞机到上海要几个小时，回答说：四部半电影。问他回酒店还写《新世界史》吗，回答说：回去要写观影笔记。#催更《新世界史》的读者在哪里？！#
●心态史力作之一，生动、独特、有创意。
●分析美国人的心态
《杀母的文化》读后感(一)：杀母的文化
中国和美国，可说是这个世界上的两极：东与西，古老与年轻，以及，按照孙隆基在《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中所提出的观点，妈宝与杀母。
孙隆基认为，两国在大众心态上互为镜像。美国人批评中国人过于妈宝，在孙隆基看来，这种批评源自美国人内心深处的杀母情结。为了回应前者，他写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为了揭示后者，他又写了姐妹篇《杀母的文化》。
在孙隆基看来，今日美国文化中的杀母心态，早在20世纪之初即已显现。美国的话语体系崇尚黑人式的雄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女性化东亚祸害的想象。孙隆基笔下的美国大众文化认为，在这种性别角色的构建中，母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男孩早早脱离母亲而独立，有助于他们形成阳刚气质，相对地，中国的妈宝文化让男性呈现出阴柔的弱点。尽管各个时期侧重点各不相同，具体表现各异，但杀母的意象确实贯穿了整个20世纪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层心态，并在大量文艺作品中有意无意地显现出来。这一切都被孙隆基敏锐地捕捉到了。
需要指出的是，杀母的意象以及对妈宝的批评纵然与美国文化崇尚个人独立的特质相关，但更根本的还在于性别角色想象的固化。男性必须雄健，女性必须柔弱，为了避免男孩受到被固着在柔弱角色上的母亲的影响而变得像母亲那样柔弱，摆脱母亲是必要的，对母亲柔弱的形象产生焦虑也是自然而然的。期待孙隆基在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中深入阐释这一女性主义对抗（versus）直男癌的变奏。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孙隆基/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8-7
子扉我 2018年秋 申城西楼
原载上海季风书园微信2018年9月11日
《杀母的文化》读后感(二)：一种角度
通篇读完，整体感受是作者超大的阅读（阅片）量，略显轻佻和怪异的遣词造句风格（不知道是因为所选用的电影题材使然还是作者文风我不适应的原因）以及较为程式化的解读范式，有蜻蜓点水和隔靴搔痒之感，读到后部会觉得重复，可能做些精炼会更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者提供了一种颇为有趣的角度去审视美国文化：通过电影；提炼出了美国文化中对母亲之爱的警觉这个心理的内核。本书确实是一本不乏味的阅读文本，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特定主题的影视文化推荐长文，有兴趣的电影爱好者可以按图索骥，不失为一种乐趣。至于是否可以当作副标题所说 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 ，个人表示需要存疑。但是这种基本视角和认知，不失为一种理解美国人行为和想法的有效角度。另外，通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中亲子家族关系的对比，展示两种文化差异，也具有一些启发。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美国独特的焦虑关键词：独立，竞争，征服。
书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中国女性地位低，只是年轻时期，一旦成为母亲辈，地位自然提高（我不由得想到，中国式的对年轻女性的欺压总有年长或者说是位居高位的女性帮凶的事实（女德），其实可能说明了，中国女性问题不是性别本身的问题。）。这与文化中对母亲这种身份尊重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一个以家族或者说是以集体为主的社会中，以定式的社会结构构建，对母亲的遵从其实是一种对传统和集体的归顺。美国是移民国家，作为一个纽约市民参与缔造的国家（从《联邦党人文集》可以发现，是个体与个体契约理性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础，而不是血缘或者悠久的文化传统，虽然是五月花号上的成员，也是与上帝订立的契约，但是随着自由主义的发展，基督教文化的式微，个体化的美国精神更加明显），他们需要对抗被集体吞没的趋势。这种心理外化成为对母亲的排斥。为了对抗，具有创造生命能力的母亲的力量，不得不通过丑化其形象的方式形成贬损。避免了对母爱的归顺，保持个体的独立和紧张，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美国焦虑。
对年长女性（母亲）形象的贬损带来的是对年轻性感女性形象的过度追捧和认可，书里有个很八卦的数据：美国女性隆胸之普遍。
另:书里还有个八卦，说到早期华人移民的社会学研究中，男性能力低下，而女性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适应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往往能帮助她们的男性伴侣更好的适应美国生活。是不是其实中国文化中，虽然整体结构上对女新发展有限制，其实对女性的心理能力没有损伤，只要到约束结构之外，反而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而男性在中国传统结构中被母亲（传统社会结构）过度保护，而丧失了离开结构之后的独立生活能力？这个八卦从侧面上印证了“杀母”的正确性。
想起聊起旅行，一位美国朋友说喜欢极端的自然环境，比如沙漠，他觉得冒险是一种征服自然的过程。而我觉得前往自然景区是寻求抚慰，去到江南山水，想到古人漫游其间歌咏的种种美景，心旷神怡。这很像是对西部硬汉的形象的追捧和对文士形象的效仿的对比。他需要展示一个征服大自然母亲（传统）让其顺其意志的能力，而我，需要大自然母亲给我抚慰。在现在普通的中美两个个体中，也能找到文化印记带来的差异，也是颇为有趣。
另：美国精神中对个体和主体性的追求，以及显示中遭遇挫折后的焦虑，其实才是这本书讨论的表层问题更深的源头吧。
《杀母的文化》读后感(三)：《杀母的文化》：美国社会是否已经到了阴盛阳衰的时刻？
《杀母的文化》：美国社会是否已经到了阴盛阳衰的时刻？
冷战结束后，美国俨然是以世界霸主的席位自居，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讲，就是雄风浩荡，对世界上的看不顺眼的刺头，不由分说，动用武力与软实力双管齐下，让其雌伏在美国的强大羽翼之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认为美国的大众心态里有一种阴盛阳衰的取向潜伏在各个社会层面，你能不能接受？
我想，在是否决定接受之前，首先会产生心理上的好奇。
现在这样的看法，由华人学者孙隆基横空出世的提出来了，而且用一本洋洋洒洒达47万字的书来阐述这一主题，的确让我们产生一种欲罢不能关注的强烈冲动。
这就是刚刚由三辉图书策划、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杀母的文化》。
对于作者孙隆基，过去看过他所著的一本《新世界史》第一卷。当时对这本书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者用散文笔法来写历史，其中的一些句语带有台湾学者写学术论文的那种特有的散文化写作倾向，读起来很有新鲜感。
《杀母的文化》这本书，是孙隆基2009年出版的一本专论美国大众文化的读物，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给人一种文青的感觉，如果说《新世界史》里，孙隆基忍不住欲对历史的起承转合，采取一种抒情笔墨与文学修辞来进行表达的话，那么，在《杀母的文化》里，我们看到了孙隆基继续从文学艺术这个纬度来撷取美国大众心态的素材，以此作为他立论的原始材料。
在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利用了大量的美国文学与电影作为他的资料提供者，从而使本书给人一种非常亲切感，包括《星球大战》《第一滴血》《阿甘正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都在作者的安排下，作为他透视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切入点与观察口。
作者认为美国大众心态中有一种从“仇母”到“杀母”逐渐加深的心理轨迹，是不是这样？作者是出于什么动机，观察到了美国社会的这样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显然，孙隆基所立足的中国文化背景，给了他观察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与参考量。
他自己也毫不遮掩他之所以写这本美国大众心态的书的目的及触发机制，正是“从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引申出来的一个论题”（见该书“新版序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母亲是神圣的，不容侵犯的，怎么到了美国，就有一种“杀母”的冲动呢？
这种疑惑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产生的。而孙隆基也提到了在此书出版后，众多身在美国的华人对他提出的这个观点的质疑，很多人都说，并没有遇到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杀母”现象啊。孙隆基回答得也很巧妙，他说 ，长期在华的老美，也没有看到中国人有“割股疗亲”与“郭巨埋儿”这类事啊。个人认为，这里孙隆基实际上有一点犯了狡辩的毛病了，他所列举的中国的“孝举”都是古代的事情，与美国二十世纪的大众心态倾向同时类比，这不是像关公战秦琼吗？
但由此更加激发了我们对孙隆基如何阐述他的对美国大众文化发现的好奇心。
孙隆基认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是美国“杀母”契机的开始，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是美国“男性杀母”的幻想高峰期，七八十年代，这种“杀母”倾向继续流布于社会，到了本世纪初，作者认为，即使女性“杀夫”与“杀夫”浪潮已退，但“杀母”依旧。
那么，“杀母”这种集体意识为什么会产生？作者从美国社会的变迁来寻找根由。
应该说，作者的脉线还是很清楚的。而美国发生的这种社会思潮的变化，也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过的经历。
作为认为，上世纪开端的时候，社会人文思潮中，“达尔文主义占压倒性优势”，它的特点就是强化人的生物性，显然达尔文拉近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但是一味地把人以动物的方式进行关联性地探索，会让人失去自我的独特性。因此，达尔文主义很快走上了末路，今天，正如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一样，达尔文主义在阐述社会大众心理方面的确没有什么发言权。
而在这个时候，那个如雷贯耳的弗洛伊德大师开始大举入侵美国的人文领域了，并一举攻下了美国的思想界，至此，心理学成为美国思想界解析人心的一个重要的测试工具，并且在这一工具的操纵下，把“杀母”情结拨弄得如虎添翼，日渐红火。
弗洛伊德有一个著名的性潜伏期说，书中在多处对此作了复述与详解，我们随便地从书的后半段的一个总结性阐述中，摘取对这个理论的简易图解：“弗洛伊德学说的‘性潜伏期’是指：男孩到了‘杀夫娶母’阶段与爸爸冲突，遭到爸爸打击，其后性欲的表现转入收敛阶段，待到成年以后重新恢复，在家庭以外另找对象。”（P379）
这就是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的美国男性的“分离与个体化”，大意就是说，男性到了成年之后，就要脱离出父母，呈现出自身的“个体化”。摘录一段书中对上述观点的阐述：“美国的‘男性理想’其实就是‘个体的全面确立’，要求个人从环境中全面分化出来，并且还与之对立和保持一种支配关系。它势必要求个体和人生早期彻底断裂，而在人生早期具全面支配权的妈妈——那个自身个体化不彻底、一直在心理上混淆人我界限的儿童化女性——不可避免会构成对儿子人格成形的最大威胁。”（P110）
这时候，美国男人该怎么做？作者分析道：“美国式的男性成长要求男人摆脱女人、摆脱妈妈、摆脱人我界限不明朗的状态，才有足够的、清晰的‘男儿性’去进行异性关系，换言之，才能真正地去搞异性恋罗曼史。”（P119）
也就是说，一个美国男性要健康成长，就必须通过母性这个水帘洞般的障碍，达到彼岸，如果在哪一个环节上未完成这一点，那么，这个男性就会因为压抑而导致心理异常，包括同性恋，都是这种异常的后果。
在这种心理学说的左右下，为男性成长必须通过“杀母”环节提供了合理性，而二战到冷战期间的全国征兵，也凸显出母亲没有让儿子实质上断奶，从而为“杀母”理论的成立有了社会环境的理由。五十年代的性革命，更为“杀母”火上浇油，因为性革命的主导者是女性，她们所欲推翻的是男性在性关系中的霸主传统，“女性既然也能像男性那样放心地享受性，势必导致女性在心理与行为上的性解放，不是传统式‘妈妈的儿子’型的男人能应付得了的。在‘被阉割’感日趋严重的情形下，美国男性‘杀母’的呼声日趋尖锐。”（P176）
当然，作者所说的“杀母”更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社会暴力，所以，质疑作者并没有看到美国大面积地出现“杀母”的犯罪现象啊，其实，作者更多地立足于社会文化心理，来揭示出这个社会的隐性诉求，而文学乃至更为显形的电影，更能潜在地反映大众的心理倾向，这就是作者为什么在分析美国大众心态的时候，多是采用的是好莱坞电影来寻找证据。
这一方面显示出作者毕竟是后期移居美国，对美国现实的社会面貌的感知时间毕竟不够充足，特别是民间的社会心态，在还一时半会难以真正融入其中的情况下，更是难以真正地把握到核心关节，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从电影、文学这一社会思潮趋向的载体来透视整个社会的精神诉求，确实是一个非常的便捷的切入点。电影与文学中提供的信息非常博大，哪怕是一个字，一个用语，一个神态，都意味着作者对社会的明确定位，从电影与文学提供的立体图景的一个侧面，能够很好地看清时代的特质，由此，我们会被作者的这一独到的发现，去重新认识美国社会的隐性心态，同时，通过作者揭示出的社会大众心态再去检视电影与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触碰到我们过去忽略掉的心理层面。
当然，对弗洛伊德那一套，中国人向来是不以为然，对把人心看成如此之复杂，几乎难以理解，尤其是弗洛伊德那一套儿童时期的“口腔欲”“肛门欲”更是视着奇谈怪论，嗤之以鼻，这也使得作者的书中罗列出的美国学者用弗洛伊德心理学原理去套用中国的现实时，会出现很荒唐的尴尬局面。但是由作者所牵引出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却是能够看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巨大差异，作者选取了“杀母”文化这一个切入点，来透视中美文化的异同，可以给带来我们一种观察世界的新方法，至于它观察到的结论是否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就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地观察并进而验证真伪的进一步努力了。
3 eb �z�&�[�
《杀母的文化》读后感(四)：《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导读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导读
文/孙隆基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1）
我这部著作的旧简体版中已经加了章节导读，却发现不解决更根本的问题、导读基本上是白搭。必须先写一个更根本的“前设”(meta- )导读，但“前设”在坊间被译成“后设”，积非成是，已不宜另辟新词，故此我沿用“形上”这个字眼。新简体版在2018年7月面世，序中指出了一个现象：“旧版上市后，网路上出现一则读者的反应，谓：已经移民美国有年，但从未遇到我书中所描述的情形。这好比一位长期居华的老美说：他从来没见到‘割股疗亲’与‘郭巨埋儿’这类事。”
这则逸事是孤立现象否？将书中列举的故事“事件化/实件化”的倾向绝不限于此。我曾对台湾的一个世界史论坛介绍这部新著，在问答中有以为我是在谈美国人杀母的真案、形同社会罪案史，也有人扯到北魏宫廷将生下皇子的宫人一律处死、以防止未来太后干政的措施（这是将美国人的“杀母”理解成老公杀掉儿子的妈妈）。这令我警觉“事件/实件主义”有可能是历史学者的职业病，但在针对此病征前，必先解释“事件/实件主义”为何物。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2）
将说故事“事件化/实件化”莫过于一位香港熟人听我叙述鲁迅的《药》之反应：他问是否真有其事？香港是只顾赚钱的社会，对文艺很隔阂，但该人亦该知晓他的孩子所迷的漫威宇宙是虚构的，问题出在：即使从不阅读鲁迅的人也风闻他是“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家，而“国民性”该是“实件”吧？
在《药》这个故事里，一位中国革命烈士被枭首示众，但他舍生去拯救的庸愚大众根本不懂他为何被处死，反有人出钱贿赂刽子手用馒头沾他的鲜血，去医治一名病童的痨病，结果无效。结论是烈士白死、庸愚大众无可救药。用馒头沾人血治病根本不是中医配方，亦非一个人类学事实，万一真有人干过这种事，能代表一整个民族吗？
鲁迅是在创作象征主义文学，发挥的是尼采哲学“超人与乌合之众永恒对立”的命题：前者是本身的目的，他不该为后者所用，后者反正永不超生，徒然毁掉民族精英。鲁迅把尼采哲学套用在中国辛亥革命的诠释上头，与其说是反映他本人对辛亥革命的绝望，不如说他借此发挥被他视为普遍真理的尼采哲学，却被当时的读者理解为“国民性批判”，也以此读解闻名后世。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3）
民国时代的读者认为鲁迅的《药》是在写中国人的国民性，因为他们在该故事中看到了国民的通病。换而言之，一个虚构的“人血馒头”的故事引起了普遍的共鸣，好比数学用抽象符号表达具普遍性的数学关系、乐谱用音符谱写触动人心的旋律。对数学与乐谱，没有人会白目至抗议它们运用的符号本身太“冷僻”、不具普遍性。
但《药》的象征思维一旦被“事件/实件化”，自然会有人说，用馒头沾人血治病这种事太冷僻，不具代表性。这正是我的《杀母的文化》会遇到的诘难。例如书中举了《惊魂记》的故事：在一条偏僻公路旁的小旅馆里，其经营者连续杀了七名年轻女住客，不是劫财、亦非奸杀，而是男子的心灵已被亡母占有，令他无法进行正常的男女关系，一旦对一名女子产生兴趣，他人格里代表妈妈的另一半就会去行凶、杀掉他爱恋的对象。硬是会有人如此反映：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干这种事吧？（其实美国人是在反向警惕妈妈至上的男子会整死自己的媳妇这类在东亚不那么“冷僻”的现象！）
电影《惊魂记》剧照
与《药》引起普遍共鸣一般，《惊魂记》这个故事透露出一种普遍的焦虑感：美国故事是焦虑人格不成长、困陷在人生早期，尤其男性过分与妈妈认同会造成性别角色认同的混淆，导致缺乏心理资源在同辈间进行异性恋罗曼史。两个故事各具有其时代性与地区性：《药》在民国前期的中国，《惊魂记》在战后的美国，它们易地而处不会产生共鸣，同地时移世易的话共鸣性亦会退温，我们固然不该将它们“事件/实件化”，但必须承认它们是“史实”，是它们诞生时代的“时代辨识码”，是让品酒者道出是何方土壤哪一年份的酒的那种特殊品味。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4）
从某些读者质疑美国电影故事《惊魂记》有多少代表性的反应中还看出：我的《杀母的文化》被当作一百年前风行的“国民性批判”——我在早期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已超越它，而是将文化比喻作一种语言的文法结构，它产生一类只有该语言才能造出的句子，但不是每个人都在造同样的句子。
旧的“国民性批判”在方法学上十分幼稚，而且已被诟病为“政治上不正确”，那就是将自己看不顺眼的本国或他国的“国民劣根性”列一张清单，并指责每一个国民身上皆有。从这种”实件主义”的立场出发，就会问故事中所说的事有多少人在干？结果变成了数人头：是所有国民都如此做？还是百份之六十？还是百份之三十已具取样性？ 标准如何定变成了丰俭随意。
耶稣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它让神分享凡人无法逃脱的死亡命运、祂死而复活则给予凡人永生的希望，而神愿为赎世人之罪而死则满足了人间世充满博爱的憧憬。耶稣的故事不管是历史还是虚构，如果不成为一个象征，那么它只是单个人生、单一“事件”、不具普世性—另一方面，经它投射的普世愿望也可透过另一个故事表达。象征性的代表只需一个，要让实件也具代表性则需大数据。可想象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实件主义”是用有多少基督徒钉过十字架来界定这个信众团体的！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5）
认为《惊魂记》里描述的事情不能代表美国人，还可能有一个更深层的心结，那就是故事与中国人的孝道发生抵牾、不能接受——同一个读者对“割股疗亲”与“郭巨埋儿”被用来反映中国文化倒是不会有异议的。事实上，《杀母的文化》一书的旧简体版编辑已经流露这种心态，他在我的副标题已标出《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之余，还画蛇添足地将正标题改为《美国的弑母文化》，尽量撇清它与中国人风马牛不相及，而且还将之比拟大逆不道的弑君。
在一部台湾的美国史博士论文中，我也看到：论文里的主角少年时对后父心怀芥蒂，他的妈妈建议不要直接与后父讲，并说：“I will tell him on my part”，意谓“由我这一方和他说”，却被博士生望文生义、翻译成“我会和他说一部分。”虽云英语能力有限，但也不无将美国人写成做人不要太冲、才能肯定他的心理。
认为美国人不该干《惊魂记》中的那些事，就是说美国人不会对人格不成长产生焦虑、不警惕人格中有否过多人生早期的内容、不预防与妈妈过分认同会造成自身性别角色的混淆、不在乎同辈的男女关系堕落为母子关系、也不惶恐“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利坚制度（与孝道这个伟大的中华制度等量齐观者）被颠覆——简言之，美国人必须变成中国人，才是可予接受的美国人。我因此对跨文化理解不无悲观。
孙隆基先生
人对不熟悉不能接受的事物，会尽量把它变成自己熟悉且能接受的东西，异事物对他来说就永不会熟悉，甚至化为乌有。心理习惯如此，跨文化理解云乎哉？我在他处亦云：历史学者没听说过或不能掌握的事物，它就不曾发生过。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6）
“事件/实件主义”这个职业病的根源在于：历史行业的视野是瞩目特定时空里发生的单个事件，不善于处理象征思维——后者凭编故事浮现某一种普遍性，乃文学家的擅长。然而，象征思维也有它的历史，文学研究却不见得比历史学更善于处理它。你如果和一个文学系的说鲁迅的《药》是象征主义文学，他可能回答：“所有文学都是象征主义嘛！”这种将时代性抽掉的做法也会把“中国的国民性”当作亘古已有的东西。
历史学的角度却能指出：鲁迅的象征主义是西方“世纪末”思潮的产品，当时的象征主义者自诩终于发现了文学的本质，故此方有“所有文学都是象征主义”一说。这好比唯物论者只看好写实主义，认为它才是文学的真谛，因此也与象征主义一般跳出了历史、进入了永恒界。正是在写实主义教条笼罩下，已经到达现代主义门槛的鲁迅遂被硬生生塞回到19世纪，变成所谓的“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药》如果是写实主义，那么，人血馒头难道真的是中药配方不成！
对能掌握象征思维的史家来说，历史角度就变成一个强项，能避免做出文学家或哲学家那种去历史化的“推至四海皆准”的陈词。反之，不能掌握象征思维的史家则易陷入“事件/实件主义”泥沼，演变为一种职业病。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7）
历史学行业的“事件/实件主义”就是把史实当作能触碰的实物。如果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具“体”、它就变成不“真”，等于对心脏科医生说心脏不存在，胸腔科医生说没有肺部这回事—那他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问题却在：历史学处理的事实并非眼前看得到摸得到的，它是已经消逝的史迹在我们叙述里的再现，“再现”不等于那个对象本身，它是有关这个对象的一个说法，它比叙述实件更依赖语言——我们对实件除了叙述之外，还有视觉、触觉等等可依持。
历史对象既然不是实件，因此说不上“重建”，只能说是对一个不再存在的对象的重述。史学与文学想象最大不同点是不能随意想象，而是需针对发生过的事迹，根据它的一些遗留以及最早的几种说法，来重新得出一个说法。称职的史家当尽量澄清原初说法的立场、意向和语境，并和这些说法达成最合理的协商。这个协商是一直在进行的，因为每一代、每一位历史学者都有他的立场、意向和语境——自然还得看个别的学识和能力。
凡人稍作反思，都知道对象的叙述并不等于对象“本身”，却仍旧会习惯性地认为你的话就等于该物。其实，连对象本身都是由认知意向构成的。当我们说“中华五千年史”，中国史就变成“一部”；当我们说“唐朝”，唐朝就是“一个”；当我们说“武则天”，她也成为“一个”对象；当我们说“毕加索的蓝色时期”，这“一整个”时期就只是对象的生涯一段落。这些“一个”的统整性是我们授予的，它们其实是无数拼版凑成的拼图，我们不提供框架的话，这些拼块也不存在。
这个对象的聚态由我们组成，是我们使它具“体”。既然一“件”两“件”是可以数的，从此就衍生史实乃能触碰的实物一般的心理习惯。这该是语言魔障的效应，例如：当我们说已“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是时间挪用了空间比喻，是用空间尺度量度永远不停留在眼前之物。“过去”如果没有变成记忆，那么它就不存在，如果它有在记忆里，那么它的存在是当前性的。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8）
把历史“事件/实件化”，就必须将它想像成独立于我们意识的历史对象，并且有和它完全对口的、客观地摆在那里的“史料”，而“史料”这两个字则是用铁凿子刻在这个历史对象“身”上的。
公元前49年，恺撒违法地率他的高卢军团越过北意大利的卢比冈河，乃罗马共和国朝帝制蜕变的转捩点。虽然每天有许多旅客与贩夫走卒过河，他们都没有划时代，唯有公元前49年1月的那一天恺撒创造了历史，该日也成为辛亥双十一般的历史日。但如果我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每天有多少旅客与贩夫走卒过河的统计数据才是史料，恺撒惊天动地的大动作反而不是“史料”。
历史学家艾克顿勋爵
创设剑桥史系列的艾克顿勋爵认为一旦把有关某“事实”的“史料”都找齐了才动笔，就可以达到终极“真相”、写出盖棺定论的历史。他这个理念催生了剑桥史系列，令我辈得益非浅，但到后来该系列却有不断出新篇的需要，说明末日审判式的定论之永不到来，倒是造成了他本人的遗憾：“等待果陀”的他一生没写过一部书，只留下讲义和学刊论文。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9）
我称之为历史行业之职业病的“事件/实件主义”，与其说是主义，不如说是一种缺乏反思、未经批判，甚至未经大脑的心理和语言的习惯更为贴切。
有一次讲演，题目是16-17世纪欧洲的航海图志，上面除了地图之外，还有海怪与野人头，乃是纹饰，讲者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图案的符号学。在问答期间，一位老师（可想象不是哲学系的）如此发问：“你是说图上有真的也有假的，是吗？”
这仿佛是我们日常语用的“真”与“假”，例如你和小女孩说：“我今天带你去看电影。”她兴奋地回应：“真的呀！”与知识的求真无关。在历史的讲题中，“真”与“假”的语用本不该如此。那位老师口中的“假”显然是指海怪与野人头是地图上无中生有的东西，而她心目中的“真”则指有如把剖开的西瓜皮摊平般的“世界”，而经纬线乃是上帝在创造地球时已经用西瓜刀划出来的。
说穿了，“真的”是她从小学就习以为常的东西，“假的”则是第一次看到加上去的。其实，两者都是符号，因此她所谓之“真”透露了将代表对象的符号就当成对象本身。似乎同样的毛病也会造成无法判别一个故事和由该故事象征的另一回事，会以为故事就是故事本身。
我们的认知心灵并非一块白板、让材料自己说话就可以“客观地”掌握到事件“本身”。从一开始，认知心灵已先被许多心理和语言的习惯填满，有待反思、有待批判，方能启用。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10）
历史学关注的是单个现象，但单个性不等于不含普遍性，否则连谈论它都不可能。事实上，如果没有了“单个性”，“归纳”将无用武之地。只要历史写作出现“因为…所以”，就是诉诸法则性（因果率）。历史书写固然隐含法则性，却不同于科学思维将探讨法则性变成首要关注，个别事件退居次要、沦为“个例”。
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建立法则性是运用抽离特殊语境、过滤掉主观情感作用的数学逻辑符号。历史学者却是关注“个例”的，需透过日常用语描绘，而历史事件的确属于我们日常用语的世界。日常用语你不能期盼它精确，要它精确就没有日常生活了。
在日常生活里，同样一句话可以因人、因时、因地、因场合、因语境、因动机、因说话的表情甚至腔调而变成了全然相反的意思。一位老公晚上没回家睡觉，翌日对老婆说他错过了台南北上的末班车，老婆说：“这不是理由！”一名学生错过了期中考，经老师责问，他倒老实：“看书是上帝的惩罚！”老师反应：“这不是理由！”两者都含谴责，但老婆是谴责老公说谎，老师则是责怪学生说真心话，将补考的机会堵死了，在校方施压不能当掉太多学生的情形下，老师原本期待该生编造一个借口，例如适奉外婆病危之类，好让他配合政策。
你无论怎样分析日常用语，都无可能在意符与所指对象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它顶多是一种思维训练，警惕我们日常用语里的“真假”与史实“真伪”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要以为史实之“真”与可触摸的实体之“真”是同一回事。有了这个批判能力，日常用语的暧昧性可以是顶正面的，它正显示人事的无穷的多样性。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11）
一直以来都有将历史“科学化”的尝试，用数学的确定性和试验室的掌控性来驾驭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不啻用抽离情感作用的演算去厘清人事的无穷多样性、用重设相同的条件去“实验”早已隐入时间深处（在这里不幸还是用了空间的比喻）、变成了记忆的东西。
这类尝试若不成功，就责怪历史根本不配当科学的料子—亚里士多德与笛卡尔即如此—谓历史学的求“真”乃比自然科学低一档次的求真，云云。这仿佛说橘子是比苹果低一挡的水果！市场价格高低确定不了本质的高低，同样道理，纵使今日社会的功利眼光造成缺乏第一流人才专攻历史，也不等于说历史知识低档于科学知识。
一部环保史举了地球上十个“个例”，归纳出推之四海皆准的五大法则，无可厚非，但终究是将丰富的多样性还原为“同样性”的追求。科学的“求同”与历史学的“存异”乃两极化的思维。前一偏好如趋极端，会变成用自己喜爱的一个“应用程式”、操作三、五步就解释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至于社会科学史观嘛，比理工科史观好不到那里去：它研究一个国家，不是长期甚至终生浸淫在它的人文历史中，而是凭建构一个模式，或等而下之，去该地三星期发一些问卷回来统计了事。
必须将历史塞进科学的紧身衣里，是基于同样求“真”而历史的“真”给人的感觉总不如科学那般“真”、由此而生的自卑感。然而，如上所显：将历史“科学化”的结果往往不是“更真”，而是“更假”。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12）
在一次向邀请单位解释《杀母的文化》是一部什么书，我用三个“个例”破题：一位美国同事对我说他从小就抗拒用吸管喝饮料，因为如此做有点“娘娘腔”；在一部不起眼的美国电影中，男角告诉女角他喜好的运动是打羽毛球，女方立即问他是否“同性恋”；在近期的《水底情深》(The Shape of Water)这部电影中，身为反派的军方上校说他不会小便前后都洗一次手、如此做乃“软弱”，他在故事里的角色却是欺凌哑女、虐待另类的“大男子汉”。
电影《水底情深》（大陆译名为《水形物语》）剧照。
此三例虽出现在成书之后，却传神地表达了《杀母的文化》所研究的美国性别角色认同论。这三者，唯有与没把人格里的性别内容这般尖锐化的中国作对比、才成为“事实”。万一世上有超出美国者，以上三例即不足挂齿为美国的“事实”。因此，它们绝非去档案馆搜集的那种“史料”。
三个“个例”中有两个还是编的，但其“事实性”则同，它们之被聚拢成同类，乃因为呈现了“法则性”。不要说它们风马牛不相及，日常生活的坠物、发射炮弹的抛物线与行星轨道也风马牛不相及，但伽利略和牛顿却看出了法则性。
我感知的法则性却非科学所能捕捉的那种。我的发现不只是因为在美国居住了三十载。终身居美的华侨大有人在，还必须变成美国人肚子里的蛔虫才写得出这些东西。它处理的是文化意义，没有物理程序可依，对从中看不出法则来的人来说就是没有，有如听某种音乐听不出什么道理的人，那种感知、那层意义就没在那里。这个掌握，绝不是拟科学地建构一个模式去解释美国文化，或去美国三个礼拜发一些问卷回来统计了事。
历史对象从来就不是“实件”。人文世界是符号的热带雨林、意义的汪洋大海，我们对它的掌握程度，与其用“真”“假”去衡量，不如看是“深耕”还是“浅耕”。这里是运用了不协调的比喻，海与森林是不能“耕”的，而地与海两者都脱不了空间的比喻：枝藤蔓演的丛林总有生态边际、深不见底的汪洋大海终究有底，人文世界的“从林”与“汪洋”却不具这个物理限制。
《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形上(meta-)导读（13）
如将内分五十格的盒子所盛之内容（例如说拼图拼块）倒入只有两格的盒子里，那些内容就变成了两格。在一个认知对象面前，也有五十格的头脑和两格的头脑之分。
一个典型两格式的认知，是我从香港到台湾都一直听到的：“基督教拜耶稣、天主教拜圣母。”我总要解释：姑勿论“天主教”也属基督教这个大类，它们是同根的一神教，只敬上帝（或天主），上帝一体三位，即圣父、圣子、圣灵，耶稣是圣子降生为人，他的母亲玛丽亚是人、乃受造物不是造物主，无论是哪一宗都不会拜人，否则与极权政体下的领袖崇拜何异？
然而，在教会史里，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却将圣母定性为”神之母”，把主张尊玛丽亚为“基督之母”的聂斯托里开除教籍。后者唯有往亚洲发展，成为传入唐朝的景教。聂斯托里正是抵制拜人，主流派却另有考虑：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如此泾渭分明，唯恐有损神的完整性——不完整就不是神。
于是，罗马公教和希腊正教仍然陷入拜人的泥沼，欧洲改革后的新教则恢复古希伯来精神，清洗罗马晚期崇拜大母神的遗留。因此，两格与五十格的认知其差别只是“浅耕”与“深耕”而已，并非前者“假”后者“真”。后者仍然不等于认知对象“本身”，即使将对象内容细分成五千格仍然不是——它仍然是我们的建构。
只是，如果有两格式的思维想升等为五格、来请教你，你将五十格的内容统统倒了进去，求知欲就会转化为“反求知欲”。这与在美国老师一个学期给学生五个名词以上他们就往系主任投诉不一样——他们是不长进的反知。我说的情形是愿意承担面对“不明物体”的紧张，但只准备承载五格的内容你却给了五十格的，那就扩大了“不明物体”的焦虑域，会制造“沉重感”，反求知的机制就不由自主地启动。但这仍是“浅耕”与“深耕”之别——自然，还有两个选项：“休耕”与“弃耕”。
历史学处理的不是“实件”，而是符号与意义组成的虚拟空间，它是凭人文素养灌溉的，只看耕耘之深浅。在自然科学里，在甲地进行的实验，在乙地设立同样的条件去再做一遍，期待它的结果雷同，否则就是程序出了纰漏。然而，如果有两部历史著述是雷同的，那就准备打抄袭案官司吧！人文世界之无边无涯可见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