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眼》是一本由[美]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7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者按照时间维度，1750-1800的生存文学行星意识的反征服的叙述；1800-1850洪堡即资本主义先锋和女性探索者以及南美克里奥尔人对美洲的重构，但依旧没有脱离宗主国殖民主义的框架；1860-2007，目光所及我为君的叙述到新殖民地的现代性流动性全球性，无辜天真的反征服叙述依然存在，而新殖民主义下对南美非洲的新的“发现”——欲脱离欧洲帝国主义等新的探索正在展开。这本书对欧洲帝国主义采用批判的眼光，我们以为的过去可能还是如今不同权力“依然牵肠挂肚的事情”。
帝国之眼提供的是从游记建构政治经济文化人类学史到从语义上去反思文献在建构帝国秩序中的作用。上学期看的《Travel in Siam,Cambodia and Annan》、《The Journal of Henry Burney》还有其他的游记忽然能连起来了，但是东南亚本身和美洲有极大的不同，这个接触地带是文明古国和现代西方的遭遇，帝国秩序的建构更多的是对专制制度的鄙夷、落后的城市建设嫌恶、糟糕的气候的吐槽建构起来。但是问题是当地人是如何参与到这种建构中去的，前后不同文献的观点变化等都不甚清楚。还需多看史料，多读专注，多反思研究方法。
《帝国之眼》读后感(三)：探险和旅行背后的殖民视角
开荒之作。 作者用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揭露了在欧洲殖民扩张的年代，旅行和探险写作如何为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 原住民“淳朴”、“未开化”、“懒惰”。地方“资源丰富”、“落后贫困”、“适合发展XX产业”。 这些话语的背后附着帝国主义的目光，一种欧洲至上主义，殖民地需要白人来教化开发。 在旅行写作时，当地人人往往是被隐身的。探险家在文本里不会提到其身边有多少当地人助手伺候。在“发现”维多利亚湖时，不会揭露他其实其在当地人指引下为欧洲人“发现”的。 当地人又或者是被定义的，其特性风俗被认为是先天的，导致这特性风俗的原因被忽视。如某处黑人性格狂躁 易受惊 害怕陌生人，是因为他们经常有人被抓去当奴隶。由此当地人成了和欧洲人不一样的物种。 博物学家是殖民扩张的先导，他们的发现和探索后面都成了殖民的路标。博物学将动植物和矿产分门别类，将这个陌生的地方以欧洲的方式进行认识和拆解，纳入到远方的欧洲人的视线，引起他们的注意，后续引来一批批的欧洲人，这就是殖民的开端。 发现文本修辞里蕴含的权力关系和意式形态，是我读此书最大的收获。
《帝国之眼》读后感(四)：主体的话语游戏
撰文/渠魁
历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在书写非洲的时候曾述：“历史不是一架计算机。它在心灵和想象中展开。”这样的观点，如果不是因为爱德华·萨义德、弗朗兹·法农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的思想这些年在中国文化群体中的普及与推广，那么我们很难对此有彻骨的认识。美国的人文学教授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这一思想脉络上的杰出著作。普拉特通过她极富启发性的创作，不仅完美地阐释了萨义德所认为的“帝国主义与小说相互扶持”的理论，更进一步地延展出她具有创造性的思考与归纳。
在这本著作中，普拉特按照时间纬度，把1750～1800年阶段归结为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新行星意识的反征服叙述；1800～1850年又为一个阶段，她着重讲述了探险家洪堡，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先锋、女性探索者，包括克里奥尔人对美洲的重构，当然这种重构行为依旧没有脱离宗主国的殖民主义框架；1860～2007年为第三阶段，她从“目光所及我为君”的叙述讲到新殖民地全球视野下流动的现代性，无辜天真的反征服叙述依然存在，不过这一阶段新殖民主义下对南美洲、非洲的新的“发现”——欲脱离欧洲帝国主义等新的探索也正在展开。
如果说这种断代史一般的划分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线性总结，那么普拉特为这一总结所做出的大量历史分析与文本细读显然是更具价值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的是新兴知识的兴起，拥有着物理学家、博物学家、心理学家等多种身份的探险家乘坐着商船，来到非洲、美洲大陆，从沿海进入到被欧洲认为还处于“蛮荒处女地”的内陆。那么，作为欧洲观察者的探险家拥有着对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的命名权与阐释权，这种对他者的无可争议的在场性也在界定及重新界定着知识与权力结构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也就是本书阐释的关键所在，普拉特对这种权力关系也做出了她最具创新性的总结：第一是风景被审美化，第二是风景被描述得极为富于物质和语义的稠密，第三则是观者与被观者之间的一种控制关系。如此论述，不仅击穿了殖民主义的策略，更把主体与客体之间互换、不自觉的共谋关系都揭示了出来。
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主体通过把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客体，最终把自己提升为人类的普遍理性。由此，也许从文化根源上就决定了西方（主体）对于他者认识的支配性。而西方探险者对非洲、美洲大陆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从旁观者走向介入者，从单一身份的认识也走向了复杂、矛盾冲突的升级。所以，在这一思想背景之下的旅行书写，也就决定了书写所必然带有的立法性质，当然必不可少地具有想象性、工具性与暴力性。即使自南美独立革命以来，这种与西方的权力关系看起来发生了逆转，其实也不过是普拉特在本书中所要表达的，革命后南美掌权者不过在延续着西方权力话语。这如同一种主体的话语游戏，从想象而入，进入一个异常复杂的主体结构之中，而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性却也是它走不出的樊笼。
《帝国之眼》读后感(五)：作为“变调”的文化相遇
13年的春节之后，我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首府六库出发，沿着怒江往北徒步，目的地是西藏的林芝地区。在徒步旅行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特别的村庄，它们保存着大量一百多年前传教士留下的痕迹，教堂、传教士的墓碑在当地并不鲜见。福贡县的老姆登村有一座基督教堂，在抵达的当晚，我坐在这所教堂里聆听了村民的唱诗，作为一种文化归化，赞美诗的语言已经全部被改编成了怒族语言。在唱诗结束后，村民们打开手电筒，三三两两地消失在星光与黑夜中。
在帝国与殖民的视角之下，我们会很自然地把云南深山里的基督教活动视为一种单向度的殖民实践遗产：村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了外来的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虽然语言上有所“归化”，但这种语言“在地化”的努力仍然服务于传教-殖民活动。这也是以往在研究帝国与科考-传教等活动的关系时，研究者们惯于采取的思维路径，毕竟，博物学作为十九世纪兴起的“神圣科学”，相关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难出新意，不外乎论证该学科与殖民意识形态之间互助的关系，也即科考-殖民话语是同构的，都指向帝国形象的构建云云。但是，在这些论述中，被殖民一方往往处于消音状态，它们总是被无意识地描绘成被动接受宗主国意识形态的真空地带，毫无反应地等待着各种意义的填补。
两种异质文化遭遇时，斯宾格勒问的是“假晶”、李约瑟问的是“大滴定”，但是，描述永远是从能说话的人嘴里发出的。话语表述的不对称来自于话语权力的不对称，以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作为分界线，带有优越感的凝视其实从未消退，至多是换了立场与方式。在此之前，殖民者们在小说、游记、博物志与新闻报道中随意地拿捏被殖民地的形象；在此之后，人们又站在解放与批判的立场上反对之前的“随意拿捏”，揭露“拿捏”里的恶意与观念架构。可是，无论是“拿捏”还是“反拿捏”，无论是说坏话还是说好话，永远是“替人说话”，优越的高地只不过是从殖民者手里转移到了文化研究者手里——我们始终听不到那些被表达的人自己的声音。
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既是一例。在范氏的论述中，晚清中国面对英国博物学家的活动，表现是相对消极的。晚清的广州花市为英国来华的博物学家们提供了可以尽情收集与整理植物的田野，一种以大英帝国国际秩序为皈依的帝国律令也就自然地镶嵌在了植物收集的实践之中。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商人与官员对于英国人的博物活动是“顺势而行”的，他们敞开园林和宅邸，邀请洋人们观赏花木、庭院漫步，全书对此“顺势”局面的评价与思索，几乎都来自于外来者：中国人因此是“大方的”、“奸诈的”、“小气的”；哪怕到了后期，西南边疆已经从清政府手里脱缰而显得危险重重时，遭遇“逆势”的观察仍然从外来者的角度发出：中国人是“危险的”、“暴力的”——我们始终不知道，面对这些外来者，中国的商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做出了哪些微妙的抵抗或者妥协。
在这个意义上，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是一次有益的补充。这本书以旅行书写为研究对象，“雨露均沾”地呈现了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各自的心事与文化表达，这种补充也是一种及时的矫正，当以往帝国-科考关系研究“一边倒”地集中于殖民方的话语呈现时，作者却暴露了这种优势背后的“后坐力”，或者，用她自己的语言来形容，一种“镜舞”式的力量格局。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征服者强大的话语优势之下，被征服与被入侵者同样在喋喋不休地表达着，他们不再是等待意义填充的木偶。这种声音，类似于福柯观察到的：“我认为从被压抑的知识中我们还应该理解更多的东西，即一系列被剥夺资格的知识，被认为是不充分或不精确的知识：素朴的知识，处在等级体系的下层，在被认可的知识和科学的层面之下。”通过呈现弱者的声音，普拉特提出了一个更为精确的概念：文化互化。当两种异质文化遭遇时，处于互化关中的两者不断互文、挪用、改写、盗取、反噬，力量割据的流动力学，才拼凑出文化相遇时真正的原始记忆。
因而，“帝国之眼”这个名字多少有点反讽的意味，在它的观察与照耀之下，南美的土地呈现出一种流动的景观，这也指向了观察主体身份的流动：从早期的科学人过渡到中期的审美人，最后是资本主义成熟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可是，美洲的土地也在反观察、反凝视着，它从帝国的目光中挪用了大量的语义，创生出一种新颖的身份与形象，这种形象不一定与殖民者们构造的形象绝然对立，但是，本土的自我表达仍然有力地消解了殖民者表达的权威与专断，他们发出的“噪音”甚至促使殖民者内部发生了一种反噬与向内坍塌（以后半部分举的几种小说为例）。这是本书最有创见的贡献。
普拉特笔下的科学人，是以往的帝国-科考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人设”。在“接触地带”，早期的探险者，如彼得•科尔布、威廉•佩特森等人，将他们眼中的南部非洲“科学化”了，景观的描写呈现出分析性、规划性与科学的预测性。（p.77）而谁在观察呢？是那些秉持着“科学”之名的白人男性，他们具有的是“天真之眼”。这种观察被范发迪与西方的“事实型知识”联系了起来，所谓“事实型知识”是以逻格斯为本源，依赖数据、表格、信息等手段逐渐在近代西方社会取得了权威性的范式。值得注意的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兴起的海外冒险小说中，也出现了一种对应的“事实型”写作，也即“清单式写作”，在文本中罗列登上异国岛屿后采集到的植物标本、狩猎到的动物样品。实际上，流行的文学创作风尚始终是影响旅行文本表达方式的重要资源，这是《帝国之眼》中流淌的暗河。
也正是随着感伤主义小说与浪漫小说的兴起，旅行文本中的“科学人”才会被替换成“审美人”——普拉特举了一个略显搞笑的例子，约翰•巴罗的旅行笔记记载，当他在沙漠里等死时，突然被“一块苔藓”感动了，这个矫情的细节意味重大，它提示着“我”的涌现，一个没有科学之眼，仅仅凭着个人经验与个人情绪的“我”成型了，穿透冰冷科学的是柔情的审美。这种科学诗学的代言人，是伟大的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在洪堡的传记《创造自然》中，作者武尔夫追溯了洪堡的学术渊源：强调“自我”与“感觉”的康德与歌德——“长期以来，他都对仔细观察与严格测量的重要性深信不疑（这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但现在，他慢慢开始学会重视个人的感知与主观性。”洪堡对异域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描绘，为本地人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从革命者玻利瓦尔到普通作家，这种本该带有强烈压抑色彩的凝视与描述反过来丰富了被殖民者的话语仓库，他们纷纷挪用与改写洪堡留下的“拉美环境”：那是幻想的、是神秘的力量、是神秘化的（p.176）。
科学诗学的出现与“审美人”留下的影响，呈现了“接触地带”文化互化的基本形态。当我们从宏观的、大块涂抹的文化进入具体而微的人时，发现铁板一块的“现实”往往充满变数。无数微观历史的现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为读者呈现了明清社会里从上往下浇筑的严苛的规训空间，人人自危并且自查，从这个角度来看，庶民应该是被挤压得无法喘气的，但是，人是活的，人的心思也是活络的，我们又看到了一种从下往上的语言，为了说话、为了逃避规训，士人们造出了一套“内部流传”的隐喻系统，字里行间的暗示与解码演变成了对头顶压着的权威的哂笑。两种语言体系的互相竞争说明，权力话语存在的地方，永远不是单一维度的搬演。这也是以赛亚•伯林提出“启蒙的后坐力”之说的缘故：在启蒙事业蒸蒸日上时，总有扯后腿的对话者，譬如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素材的威廉•迈斯特，在很多评论家眼里，这些向后的力量本身就构成了启蒙事业内部反省的模块，这种镶嵌、影响又区隔的模式，更接近《帝国之眼》中描绘的文化互化状态——一句话，在历史演进的具体场域里，没有声音是孤独的，更没有独白，交织在一起的声音总会产生新的变调。这一点在《帝国之眼》中再次得到了确认：
“西方人习惯认为，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视野是从欧洲发散到殖民地边缘的，而不怎么习惯思考从接触地带反向进入欧洲的发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趣地认为，与通常的扩散论分析相反，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在美洲确定，并于19世纪输送到欧洲。”（p.178）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获全胜，凝视主体再一次变化。审美的面纱被扯去，露出了经济人实用与追求效益的面孔。文学这条地下暗河再度涌上历史地表，此时，欧陆的感伤主义文学已成将萎之花，代之而起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旅行文本中，现实的精神也渗透到了观察主体的精神中，视觉所触及之景物，被重新编码为可以被资本利用之物。从西方文化寓言中最早的经济人鲁滨逊，到坚持将利益最大化的边沁，他们的努力共筑了凝视海外景观时的新标准：如何获利、如何开发？这种资本主义幻想式的凝视，同样为本土者提供了思考的资源，文化互化再次产生了效应，他们挑选和重新配置外来人留下的资源，来面对境内产生的问题。
从科学人到审美人和经济人，帝国之眼背后的凝视主体在变，但被凝视者也不断吸取着这目光，反过来凝视凝视者，反过来渗透渗透者，就像马奈的画中出现的那个望向画面之外的女性一样：她的“大胆”令窥视者不适，因为她击碎了窥视者独一的权力。可与凝视着欧洲社会的萨米托恩的例子进行比较的（p.247），是晚清出洋大臣郭松焘的观察。在郭松焘的《日记》中，他观察着维多利亚社会，见到了女皇与诗人勃朗宁，这种凝视同样呈现出“日常生活中文化交杂的”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起点（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研究，我一度想做来着）。此外，作为女性研究者，普拉特还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话中插入了第三种声音：女性。这也是本书极为可观的一个贡献，女性游离的声音与立场丰富了对话空间的层次。
《帝国之眼》为异质文化的相遇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方式：既不是压倒性的独白，也不是对抗性的对唱，而是在彼此互文、挪用、模仿中实现的变调。
《帝国之眼》读后感(六)：操控想像
多年前曾读过一篇微型小说，说深山里有一个村庄，人们平常最喜欢做的，就是听村里唯一曾外出见过世面的老爹，讲述他当年的那些游历奇闻。据老爹说，外面有一种新奇的交通工具叫“火车”，站上去后，手一摸横杆，它就会欢快地“嘟嘟”鸣响汽笛。这给一些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终于有一个小伙子也走出了深山，然而，他回来后，却忐忑不安地说：他试着摸横杆好几次，火车汽笛都没有叫。人群一片沉寂。过了一会，终于有个声音说：“你一定是摸错地方了。”
不必嘲笑这些村民，因为从隐喻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村民”。没有人能对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具备直接经验，因而我们总是不得不依赖邻居、朋友、媒体的“转述”，来告诉我们非洲是什么样、火星上又是不是真的有火星人。这些间接经验与知识，不断地编织进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完全塑造了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想像，而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来认识、理解和想像外部世界的，并且也跟这些村民一样很少去怀疑这些叙述。就像中国人一度也相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水深火热”的，因为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都来自意识形态的灌输。前些年，有一个国内旅游团抵达雅典后，有团员落地后抱怨：“这是啥地方？我要去的是希腊！”因为他所知道的“希腊”就是旅游图片上那个酒蓝色地中海海面上白色房子的小岛。从这一点上来说，人们甚至即便在有了直接经验之后，仍无法对抗原已形成的观念。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是《帝国之眼》所关注的问题：在电波通讯尚未发达的帝国时代，人们正是通过那些异域探险家们的旅行书写来了解那些外部世界，将那些“相距遥远的、不连贯、非真实的事物”串联起来，由此得以在日常生活中想象和消费那些异域风情，并使之成为帝国秩序的一部分。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两百多年里，欧洲人从世界各地发回的游记曾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以其新奇而冲击了《圣经》所构造的秩序，但在1750年之后的两百年间它却变成了建构帝国的力量。在此期间，欧洲人支配了非欧洲世界，这种支配并不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权力上，也是一种对想像力的知识性支配，后者也许更隐蔽而难以根除——直率地说，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一如本书所言，“旅行书赋予欧洲读者大众这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旅行书很受欢迎。它们创造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换言之，旅行书中的“帝国之眼”（imperial eyes）引导人们采取“帝国的视角”（seeing like an empire）。
这样，有意无意地，人们开始从帝国的角度出发，去想象、感受和思考自身所处的世界。这是一种自视为“人类的主人”的心态，仿佛世界的其余地方都是他有待了解、开发并征服的客体，而只有他才是唯一能动的主体。不管怎么说，这看起来是一种相当具有雄心的浮士德式精神，有着一股“不彻底掌控世界不会停下来”的劲头——客观地说，这种寻求支配的强烈驱动力，既是征服精神，有时却也像是某种“求知欲”。或许也因此，《帝国之眼》在探讨这种旅行书写中潜藏的霸权话语时，并不是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而是从1735年法国人发起的第一次重要的国际探险及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自然系统》的出版说起，因为两者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冲动：不遗余力地搜求地球这颗行星的知识，予以精确的测量、描述、编码、分类，把原本混沌的世界变为有序，由此纳入到一个以欧洲的知识构造为框架的全球统一秩序中去。实际上，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像是在从事上帝的工作，在西方观念中的“创世”（genesis）在希腊语中的原意便侧重于“从无序变为存有（being）”，即从混沌中创生（creation from chaos），这是“帝国之眼”的一神教神学根源。在此，正如西方文化语境中一贯以来的那样，混沌（chaos）偏向某种负面的含义，而创设出一个“有序”的宇宙（cosmos）则被看作是一件伟大的工作。
乍看起来，这种博物学的活动似乎并没有对这个世界做任何事，而仅仅地将它予以抽象地重新编码了；但事实上，这具有超出那个时代的深远意义，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全球的地理和物种知识予以全面的系统化、标准化尝试。命名、归纳、整理、排列，这样一个过程改变了那个陌生新世界，将一个感官印象世界中的万物，变成了一个符号化的观念和意义的世界。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进步；但从人文批评的角度来说，也正是一个符号体系才便于进行操控。关键之处在于：是谁在命名、使用和控制这一套知识系统？谁有权描述、再现那些地方的景观和社会？尽管这不像帝国主义公然的征服、占领和奴役那样残酷，然而正如《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
这涉及到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即一神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始终假设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而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主体永远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在用透视法绘制成的西方画作上，始终假想了画面之外有一双眼睛在观看；但在传统中国画上，却并没有这样一双固定不变的、支配整个画面的眼睛存在。正因此，西方式的“观看之道”总是涉及到某种权力关系，而问题又总是归结为谁最终有权来进行这样的观看。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要把约吉·贝拉那句“通过看，你就可以觉察到很多东西”放在扉页上。
在这双帝国之眼的视线内，那就像是有人说了一句“要有光”，随后，一束光就照射在那些“蛮荒处女地”上，尽管那里或许也有土著，但却不被视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对于应该如何开发他们也不如欧洲人懂得多，因而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阻碍帝国的变革蓝图。无论是在南非还是拉美，这一点并无差异，即便是对土著温情、有礼的欧洲旅行者，也没把他们视为是历史的行动主体，因为能创造历史的只有掌握了文明进步话语的欧洲人。那是所谓“反征服”（anti-conquest）的话语：一个天真无辜的欧洲白人男性，以一种感伤的文学叙事，反转了原先那种征服的话语，有时表现出对当地彬彬有礼的同情心，但仍然为自己保留了某个特殊的地位。事实上，这不仅是在19世纪的欧洲感伤文学的桥段，在当代科幻电影（如2001年上映的《决战猩球》）中同样如此，甚至1980年代的知青伤痕文学也不例外：下乡知青收获了当地少女的爱慕，得到她的悉心照顾，最终他仍要回城，只是“谢谢你给我的爱”，浪漫并不能克服文化距离。在此，叙述的主角总是一个具有文化优越性的男性主体，他将自己的经历予以浪漫化，那里是落后而危险的未开发地区，但无论他怎么倒霉，都会有当地的女性等着爱上他，只是她不可能跟他回去。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套很容易被拆穿的殖民主义话语——从近代世界史来看，恰恰相反，帝国思想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和灵活性，即便是在1804年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之后，它对世人想象力的控制仍然以种种形式幸存了下来。正如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英国殖民大臣在一次谈判中说“贵方不是一个殖民地”，但执政的马来亚亲王回答：“这并不妨碍贵方把我们当作殖民地对待。”即便政治上的支配权力已随独立而宣告终结，但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从属关系依然盘根错节，更难根除。不仅如此，拉丁美洲在从西班牙帝国获得独立之后，反倒在经济等领域更深地依附于英美资本主义力量。只要这种不平等存在，“帝国之眼”便不可能合上。
因此，这并不仅仅只是对18-20世纪之间一些旅行文本的“历史”叙述，而乃是一种批判性的方法论，因为那些话语其实仍弥漫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只是现在那种执着于空间探索的努力朝向对外太空的殖民，而那种将目光所及的世界予以搜集编码的决心，现在则深入到搜集基因库和将一切数字化的努力，总之，最终指向“驯服丰富性”的标准化，以便掌控和管理，并把这种扩张型的抱负予以合理化。这正是后殖民理论的价值所在：通过对这种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论述进行语义学分析，让人意识到，这种似乎与我们无关的文化操控其实无处不在。
诚如作者所言，这种批判性的反思能“松动帝国主义对想象的和知识的控制”，不过值得补充的是，她对“帝国之眼”的反思似乎局限于欧洲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的书写——当然，尤其是拉丁美洲，因为她是纽约大学西葡语言文学教授。在此，对文本的细读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在方法上接近于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同样是借助文学批评来反抗西方的白人一元中心。不过，“帝国”本身也不是一个内部无差别的单一体，相反，其内部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边缘”，无论是地理上的边疆，还是阶级、文化、性别上的边缘。在这一动力机制中，最重要的认识在于：中心也是依赖“边缘”才能确立的，因而如果边缘有自己的动力去拒绝、超越那些帝国的权力中心所生产的书写，那么中心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种超越的确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挪开，就会发现反例的存在还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个最大的例外就是美国。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上，这片土地也像拉美和非洲的殖民地一样，被认为是原始的（野蛮、田园牧歌，或兼而有之），随后则被某种“工业想象”所取代，所谓“花园里的机器”，然而在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的眼里，美国在文化上始终比他们低劣，这甚至成为反美主义的源头之一。然而，美国的全面发展使得这一切不是变得滑稽可笑，就是变得不合时宜了。同样是前殖民地的身世，现在美国早已超越了那种对欧洲的依附，甚至反过来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影响和支配欧洲（固然，文化上仍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
就此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在操控想象”，而是这种支配关系本身就值得反思。帝国不承认自己是客体，但批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它成为客体，而是像德里达所一直努力的那样，解构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霸权支配关系。在当下这个时代，操控想象的力量不再像当年的帝国话语那样单向直接，而变得越发复杂多向和隐蔽——不仅和政治、经济、市场、文化的多种力量交织在一起，而且双方往往也不只是支配和反抗的关系，反倒可能形成某种共谋。继续反思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霸权话语的仍然并还将存在；而反思之所以必要，则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世界。
已刊2017-8-11《第一财经日报》，现有改动 ---------------------------------------------------------------------------------------------- 勘误： 第一版序言p.2：本书的出版适逢哥伦布诞生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本书出版于1992年，这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而他诞生于1450或1451年 p.11：“自传式人种志”（autoethnography）或“自传式人种志表达”。这个术语两种形式中的任何一个，都指被殖民主体试图用与殖民者的术语结合的方式表征自己：原文所指似与“自传”（autobiography）无关，而不如说是“自我人种志” p.20：这种霸权主义的习惯性思维，即便在继续作为西方人第二自然的情况下，也令他们烦恼不已：此处“第二自然”应是the second nature，指“第二天性” p.28：戈丹夫人的故事是伟大的亚马孙探秘的重放，它是由女性的亚马孙本人——或者与之近似的什么完成的。爱情、失败、丛林，将这位克里奥尔女性从一位白人贵族变成好战的女斗士：这里说的“女性的亚马孙本人”颇拗口，Amazon本源自古希腊语中对斯基泰人中的一支女武士部落的称呼 p.144：西班牙语美洲独立的主要建筑师西蒙·玻利瓦尔（Simòn Bolivar）；p.254卡彭铁尔用美洲主义的措辞回复歌德说，“启蒙运动的建筑师”：这两处“建筑师”的原文想应是architect，宜译作“缔造者” p.301：《百年孤独》（1962）：误，该书初版于1967年 p.316：在这个迅速变革的当下，那些惯例继续产生意义、定位主体，并对世界施魔、祛魅、再施魔：“施魔”的原文疑是enchament，宜译作“赋魅” p.332：[法国人René Caillié 1828年从廷巴克图返回]报告称那虚构的城市：廷巴克图是真实存在的著名历史古城，并非“虚构”，此处疑原文是fairy，既有“虚构”之意，也有“神奇的”之意，应取后者义 p.342：克里奥尔皇后约瑟芬的花园：曾为拿破仑一世皇后的约瑟芬确是出生在加勒比海的克里奥尔人，不过此处译法可能令读者误解为“克里奥尔人的皇后”，似宜译作“身为克里奥尔人的约瑟芬皇后”
《帝国之眼》读后感(七)：【转】张伟劼评《帝国之眼》︱究竟是谁的目光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9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24129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377页，68.00元
很多时候，在试图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历史或现实时，我们会倾向于认为，来自外部观察者的视角是要比内部视角更为可信的，一个外国旅人在此地的行记——或者用一个更为学术的词汇说，旅行书写，往往会提供一种关于此地的相对客观、公正的见解，发现本地人因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而看不见的东西。就拿西班牙来说，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毛姆的《西班牙主题变奏》，都是国内读者比较熟知也比较信赖的以异乡客视角写西班牙的旅行书写作品。
当然，并非所有的外国人旅行笔记都是靠谱的。征服者往往会带着预先设定的成见来观看被征服者土地上的一切。当旅行的目的地被设定为殖民地或第三世界，而旅人又来自殖民宗主国或前殖民宗主国时，如此诞生的旅行书写就很难逃脱批判殖民主义的目光了。诚然，这些书写中也有很多看上去不是那么殖民主义的作品，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中做了一些有趣的案例分析，向我们证明，殖民主义是如何藏匿在一些看似温和无害的旅行文本中的。这些欧洲人在非洲或美洲的行记，多是一眼看上去极为真实的，或是纯科学的眼光，或是纯个人主义的眼光，普拉特仔细探究了这些眼光所看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她揭示了这些眼光所没看到或者故意没看到的东西。
比如，作者选取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两位前往南部非洲进行博物学研究工作的欧洲人的旅行书写文本，这些文本的片段读来是严谨可信的，排除了光怪陆离的想象，相对于提到长着人脸的美人鱼的哥伦布日记，自然是欧洲人旅行书写在真实性上的“进步”。且看这些天真无邪的文字：
白昼的炎热消退之后，我们向东、转而向北、再向东跋涉，穿过一片极度干旱的地区，将连绵的大山撇在右手边：我们看见，左手边四十英里远处，还有另外一个山脉。尽管这片地区表面上极度干旱，却生长着丰富的大戟属、景天、松叶菊属植物，以及数种天竺葵类植物。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又或者：
农场非常舒适地坐落在博特河对岸。这条河每隔不远便会依傍相当高的山峰而流，山顶和峰峦衬托起变化万千、赏心悦目的风景。在有些山坡上，可见洞穴和石窟；它们开始时当然并不存在，而是所有的自然物都摆脱不了的兴衰变迁所致。
面对这样的文本，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人在哪里？“这风景被写得如同杳无人迹，无人拥有、无历史记载、无人占领，甚至就连旅行者自己都不在其中。描述地理和识别动植物群的活动，构成一种非社会性的叙事，无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在其中的在场都是绝对边缘化的。”事实上，我们应当注意到，欧洲人的在场并非绝对边缘化，而是具有绝对的权威——视觉权威。不管是“我们看见”，还是“可见”，文本中的一切景象都在欧洲旅行者的透视范畴之内，旅行者的眼光决定了看到什么和不看到什么。这些视觉描写并非“无我之境”，而是“有我之境”。用王国维的话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在这些欧洲博物学家的旅行记录中，非洲的风景全都带上了博物学的色彩，在这些风景中生活和活动的本地人被有意隐去了。作者用了一个漂亮的表述，称之为人类世界的“被自然化”。非洲被呈现为一个无文化的、非历史的存在，而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土著人的声音几乎从未被引用、复制乃至虚构”。
《帝国之眼》英文版
土著文化的缺席，对非洲的伊甸园式的描写，是不是隐含着殖民主义妄图完全占有这一地理空间、在此开创一个新世界的野心呢？作者并没有简单地下此判断，而是展示出殖民主义的复杂性：“在有关帝国前沿的文献中，博物学家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天真无辜；这种天真无辜之获得意义，涉及一种假定的征服罪行，一种博物学家形象不断试图逃避并最终引起的罪行……博物学引发并由之生产的旅行话语为人们展开了一个伟大的憧憬：一种不需要诉诸征服和暴力的占有方式。”征服者的长枪短炮、传教士的经书和十字架、博物学家的“天真”记录，是殖民主义的不同侧面。“博物学描绘出某种全球霸权，尤其是一种以拥有土地和资源而非控制路径为基础的霸权。”说到底，在“帝国前沿”进行的科学探索也是一种霸权行径，博物学家之眼诚然是科学之眼，却同时也是“帝国之眼”。目光虽不能杀人，却可以成为杀人的前奏。不可否认的是，博物学家们提供的科学资料，为随后而至的暴力征服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军事情报，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的好些年，在神州大地上活动的形形色色的日本旅行者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好些人看上去是极为温良谦恭的。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文本细节处发现问题的功夫令人叹服。不过，如果把所有的这类叙事都说成是殖民主义的目光，未免也有点可怕。在她的分类与标签化中，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任何一种从欧洲前往殖民地/前殖民地的旅行书写，都可以被合理解释成包含有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居心，一切个人经验都从属于“帝国之眼”的抽象结构。如果我们把旅行书写还原成文学作品的话，可以说每一个用心写作的人都是在阐发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同时，文学质量是有高下之分的，而政治对审美的过分介入，自然会破坏文学价值，把一切作品均质化。诚然，《帝国之眼》是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之作”，而跨学科研究的泛滥对文学研究带来的一个危险，就是文学领地的“被殖民”，最终导致生命体验和文学价值被完全忽略不见。
比如，作者对法国女性社会活动家弗洛拉·特里斯坦在秘鲁的旅行书写的界定，就稍显牵强。基于特里斯坦对秘鲁的医院、疯人院和孤儿院糟糕情况的描述，作者断言：“文明使命的另外一个分支，社会改良主义，可以说在接触地带构成一种女性形态的帝国介入。”这一说法我不敢赞同，无论是在落后地区传播“社会改良主义”的重大使命，还是“帝国介入”的宏大任务，都是在秘鲁的特里斯坦尚不足以担负得起的。
弗洛拉·特里斯坦
秘鲁-西班牙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在他的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中再现了弗洛拉·特里斯坦战斗的一生，他在展开叙述时很可能参照了同样的文本，即特里斯坦的秘鲁游记。在略萨笔下，特里斯坦是一个非凡的女性，敢于挑战社会习俗，先争取个人解放，再争取劳苦大众的解放，这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女性中是极为罕见的。从略萨的小说叙事来看，特里斯坦的秘鲁之行对于她社会改造思想的成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秘鲁目睹的比欧洲更为触目惊心的不公正，促使她更快地成长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民权斗士。与其说特里斯坦望向秘鲁社会机构的目光是一种“帝国介入”的目光，不如说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启蒙思想的目光，这一目光最终将推动这位独一无二的杰出女性在返回欧洲后开始追求启蒙理想的完满兑现。同样重要的是，特里斯坦的秘鲁游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英雄、女斗士的独特人生，可以为后世追求个人自由的女性树立榜样。从某种程度上说，略萨也在对特里斯坦战斗人生的重构中部分揉入了自己失败的政治活动经验，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将自己这个未曾认输的前秘鲁总统候选人与弗洛拉·特里斯坦相等同。无论如何，将一切个人游记纳入统一的某某主义解释框架，并不总是公允的。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帝国之眼》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维范式，作者的目光总是辩证的。如果说“旅行书写”代表了欧洲人射向非洲和美洲的目光，那么“文化互化”则代表了接收端的目光，是欧洲人旅行书写的反面。在作者的阐述中，殖民地/前殖民地对宗主国文化的接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机的、有一定自主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弃用“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而改用“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的概念，描述“从属或边缘群体对支配或宗主国文化传输给他们的材料进行挑选和构建的方式”。
在文化互化的视角下，拉美作家一面在努力构建自身身份，一面又难免落入“再殖民化”的怪圈，正如在《百年孤独》中，初见冰块并没有对之顶礼膜拜、而是把手按在冰块上自主地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发明”的布恩迪亚，既可笑，又可悲。“你怎样将别人的目的地变成自我的家园？”普拉特以这句话作为贯穿许多拉美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一大主题。“居民们吸收、考察、调整、接受、改编、虚构、欣赏、管理这些东西，却对它们来自哪里以及如何源起一无所知。马孔多是某种类似于欧洲关于美洲的旅行书写全集之另一面的东西。这个全集讲述的是与派遣和带来有关的事情，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像基罗加一样，对到达和接受进行描述。”以文化互化的视角观之，《百年孤独》确实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普拉特并不否认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新殖民主义的困窘成为自我创造的引擎。诸如皮格利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基罗加这样的作家，他们利用、依靠、通过新殖民地经历的关系结构进行创作。这种过程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与众不同、尽显活力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拉美文学如果一直以“新殖民主义的困窘”作为原创动力，那么迟早有一天会失去活力，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拉美作家已经摆脱了这种定式，出于弑父情结也好，出于市场需要也罢，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极为多元的面貌，有的作品甚至会倒转那个问题，即是将别人的家园变成自我的目的地。像这样的作品，才算是真正的“超越《百年孤独》之作”。
《帝国之眼》向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学者借用概念和创设概念的能力。“文化互化”算是拉美本土学者创造的概念，作者巧妙地将这个概念与“旅行书写”（Travel Writing，“书写”这个词似是英美学者特别爱用的）的概念相结合，作为剖析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有力工具。“反征服”（anti-conquest）这个词则是作者的自创，以之与暴力征服相对立、相统一，用来指涉欧洲博物学家的旅行笔记和感伤旅行书写，它们创造了“关于欧洲全球权威的乌托邦式、天真无辜的想象”。可以想见，当普拉特的这部经典学术著作在国内广为流传开来之后，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的文章中就会大量出现像“反征服”这样的术语——我们是向来擅于学习的。需要警惕的是，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这些后殖民学术语汇时，我们的学术恰恰在遭受殖民，不断承认西方理论的合理性，为他们创造的解释模式树立不容怀疑的权威。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殖民会让我们持续处于失语状态。后殖民研究的一个吊诡之处在于，批判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话语，是从宗主国/前宗主国，特别是北美发出的，讲英语、以英语写作的学者掌控着后殖民研究的学术霸权，他们炮制概念、建立系统，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一部同样名为“帝国之眼”的对后殖民理论进行质疑和批评的“元理论”著作。在艰难的学术求索中，除了以批判和独立的目光接受和运用西方学者创设的概念，我们也应当有勇气去和他们展开对话，去尝试自己创设概念，建立同样有机辩证的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