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的帝国》是一本由黄梵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意象的帝国》读后感(一)：拓展观念
本来觉得写作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情，书中的“第一课”才看到一半就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难道我也可以写作？作者不但提供了写作的方法，还打开了读者思维，拓展了关于文学的观念。带着这种自信继续读下去，作者用类似数学公式的形式手把手教读者如何写出一首漂亮的新诗。读到这里我很惊讶难道作者不怕自己的“看家本领”被广大读者轻松学到，诗歌的神秘面纱就这么被撕开？继续第二第三第四课，发现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最终能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诗人取决于对书中方法的熟练运用、大量优秀作品的阅读，特别是对艺术的审美判断能力。但是整本书读下来能感受到作者对于文学诗歌发展的一种使命感，对于更多普通人参与进文学诗歌的渴望。这一点特别令人尊重！
《意象的帝国》读后感(二)：学习自由体诗写作和鉴赏的必读书！强烈推荐！
我是语文老师，看过很多本教写作的书，关于新诗写作，之前一直没找到好的教法，这次看了黄老师的书，感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今天上午照着这本书带着学生边学边练，学生们和我都感觉很兴奋，很短的一节课时间内大家就都学会了写诗，太开心了，学生们一个个眼睛都亮亮了，哇，写诗原来这么简单啊。太感谢黄梵老师了，一定要再写篇评论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传统的写作教学，不管诗歌、小说还是散文，都先告诉你它们有什么特点，例如诗歌，感情真挚，意蕴丰富、悠长，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有音乐性等等，说完这些，往往就对学生说，好了，就这样，开始写吧。结果学生们往往摸不着头脑，是的，我们知道诗歌具有这些特征，哪怎么做得呢？是的，怎么做到呢，大部分教写诗的书都没说明白。
而黄老师这本书做到了。
创意写作一直在强调，写作可以教学，写作应该像画画、书法、舞蹈，甚至一般的手工技艺一样，让学生参与各种训练，然后一步步进阶，即使成不了伟大的作家，较高的工匠水平应该都是可以达到的。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写作就应该跟其他的技艺一样，都是可以通过训练培养出来的。但问题是：怎么训练呢？
写作具体的训练方法，国外似乎有很多，引进来的也不少，我就看了十多本，但外国人写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看来总觉得有隔阂，不好消化吸收。所以，我看了很多本书，还是不知道怎么写作，尤其是如何写现代诗。
而黄老师的这本书，把现代自由体诗歌写作，分成一道道小小的训练题，完成了这些训练，想成为大诗人尚需努力，但路已经告诉你了，而且这路还比较好走，照着走，诗歌写作的基本技巧就大致掌握了，剩下的就是坚持不间断地写写写了。你看跳舞的，台上一个动作，台下需要练多少年啊，诗歌写作也是这样。
在黄老师的这本书，首先指出了诗歌的核心是意象，接着告诉我们怎么用意象进行诗歌写作，这是抓住最核心的内容帮我们进行写作的突破，就像在一场战争中把敌人的要害直接告诉我们，然后又把突破敌人要害的方法直白指出啊。
用客观意象写诗的方法，黄老师说的是“描述客观意象，然后给它们‘染色’“，这的确是很多著名诗歌的写作方法，黄老师不指出，一般人认识不到；黄老师指出了，我带着学生照做，一下子就都学会了，真的特别简单易操作，我的学生们都很快写出了不错的诗。
黄老师介绍的用主观意象写作的方法，也特别简单易操作，学生们都很快上手。
黄老师这本书里说的最多的诗歌写作技巧是错搭，什么是错搭，其实就是突破语言常规，例如绿色的铃声，山谷的耳朵，大海的邮戳等等，这其实是教我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实现诗歌语言不落俗套、意蕴悠远、耐琢磨，也就是告诉我们现代诗歌的语言特点，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
因此，黄老师的这本书，一方面是诗歌写作教学书，其实也是诗歌鉴赏的指导书。不想学写作的亲们，也可以看看这本书，看完了你就能分辨什么诗是好诗了。
黄老师的这本书写得太好了，从此，我是黄老师的铁杆粉。不知道黄老师还有没有别的写作教学书，很想收集齐全啊。
《意象的帝国》读后感(三)：文学的夏天
长桌上的投影仪将一小部分光打在了黄梵半个身子上，白色幕布边缘出现了半个站立着的黑黑人影，而黄梵的身上则留下一长长的分界线……
2021年7月3日晚上6点半，在南京先锋书店诗人之家，黄梵左手拿着话筒，站在书店会客厅长桌的一端，摆在长桌上的投影仪，将另一部分光打在他身后的幕布上，投射出“十堂写作课（黄梵第五期写作课程）”这14个字，新一期写作课正式开课。
从2017年开始，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黄梵利用暑期周末，在校外开设创意写作课，尝试给一群年龄跨度几十岁，来自不同职业、阶层的文学门外汉讲授文学观念和写作方法。4年下来，近百名学员，有近30人在专业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作品，有的学员还成了文坛新星。
开课前几天，非常注重细节的黄梵提前查看场地布置，提出了前几期写作课就有的扰人“分界线”，他希望能像学校教室那样把投影仪装在屋顶，但工作人员努力了半天，无能为力。
“人们本能地喜欢矛盾的东西。”黄梵在写作课上讲道，“因为人性中含有矛盾，没有它的对立，文学就不存在了。”而写作课的“矛盾”，以及它的存在与意义，就像黄梵身上的“分界线”——在跨越、辨认、书写、消融的作用下，让他们相逢在了这个“文学的夏天”。
“我还没听说哪个教授、作家在社会上给毫无写作基础的人开设写作课，在南京甚至全国都没先例。”4年前，正在南京师范大学读大四的李子俊邀请黄梵在社会上开设写作课，黄梵觉得有点天方夜谭。
对于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书的黄梵来说，在社会上开写作课要冒巨大风险，“没证书、没学位，还要收取一定费用，如果效果不好，没有口碑，那它还能办下去吗？”黄梵不敢开这样的课，担心丢了“教授和作家的面子”。
如何让黄梵跨越从大学到社会的“分界线”，李子俊很头疼。
李子俊曾在读书沙龙里听过黄梵的讲座，“黄老师语言洗练，推崇‘写作可教’的理念，还有股教育家的情怀。”对公共教育非常感兴趣的李子俊，希望黄梵能把写作课当成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提高公众写作与审美能力的尝试。
这种尝试很让黄梵心动。黄梵去过中国台湾、德国、美国当驻留作家，他发现当地有不少给普通人开设的创意写作课，接触一圈后发现一些年轻人的写作能力强到让他吃惊。
“如果把整个公众的写作水平提高，那我们作家的水平必然也会高。”黄梵在心里也试着说服自己，“这种公共水平的提高，并不仅仅在于产生更多优秀作家，而是让整个民族的思维能力，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大大提高。”
李子俊自告奋勇，把招生和推广任务揽在自己身上。但早期报名，人数寥寥，他四处求人，但报名人数还是远低于预期，眼见就要因为凑不足20个人无法开课，李子俊并没放弃，最后决定将目标人群对准读书会和书院，成效显著，写作课如期开班。
黄梵第一次收到学员们的作业，体会到了什么叫“写作零基础”。大段大段生硬的语句，充斥着大白话和“鸡汤”文，给黄梵的感受是，“文化趣味和审美都有问题”。
但不少来上课的人心气还不小，有的想着10节课结束后就要成为作家，有的想要写自传，还有的准备靠写作赚钱。
黄梵试着让他们安静下来。
“写作是你一辈子的事情。”黄梵在课上反问道，“对这个伴随你一生的事情，为什么非要把它当成一个立刻要有产出的工具来使用？”
黄梵想让学员们辨认出过去错误的写作经验。在他看来，以往的作文教学更多是在进行文学的“逆向工程”，“看到一篇好文章，拆开它，老师逐段分析，分析完了，让你开始构想开头，再构想中间和结尾，最后把每个部分写的再组起来。”黄梵说。
“这种组装式的应试作文非常生硬，它在理性的支配下，缺少肌理。”黄梵告诉学员，写作不仅是理性，也是非理性的，不仅书写已知的东西，更要探索更多未知。
如何调动未知？黄梵让学员们换一双发现“小东西”的眼睛。
“过去写作时，大家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大东西’，以为写作是一件多么宏大的事情。”黄梵说，“其实写作更是‘以小见大’，很细微的事情往往就是写作的好素材，或者是诗歌里很好的意象。”
“这种感觉很神奇。”萧燕报班是因为要学写散文，写自己对去世十多年父亲的思念。这个憋着一肚子故事的中年女性，每次下笔都难抵内心情感的深处。写作课的点拨，让她开始对周遭的生活敏感起来，引导着她用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
“打个比方，梅雨季节，大雨滂沱，以前看到了可能就是雨，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季节闷热的天气，现在会从中联想到很多事物，所见所闻的思考更加深入。”萧燕说，人生的苦闷、痛苦与思念似乎在写作中找到了一个排解的出口。
丁梦圆也变得敏感起来。现在哪怕走在路上，只要看到有意思的事情都会立即记下来，她说，“这些零碎的片段，可能就是诗歌的种子。”
这个在去年大学毕业时曾一度陷入困惑的年轻人，是找份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对口工作，还是实现去书店工作的愿望？走出校园的丁梦圆，走进了黄梵的课堂。写作课让她告别了对文学“高大上”的想象，更给了她尝试生活的勇气。
今年春天，丁梦圆写下了喷薄着自由气息的诗句，抄在了给写作课提供场地的诗人之家。彼时，她已经是这里的店长。
给文学门外汉准备的写作课，也成为了黄梵了解“分界线”那头生活的一个窗口。其中一条“分界线”是一条长长的地铁轨道。
身在广州的地铁巡检工车延儒，记得第四期课程是在每晚七点半开始。那个时候他正准备上夜班，只能利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通过录音和课件来听写作课。
这个因为始终入不了写作之门，差点放弃文学梦的年轻人，走进了黄梵的写作课。在广州闷热、潮湿的夏天，在白云区城中村一间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热水器的单间里，1993年出生的甘肃男生车延儒在音频里听着黄梵讲述文学之美。
“这不仅是写作课，还是文学作品欣赏课，还是文学批评课，许多东西，老师不讲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车延儒意识到，自己读了不少书，但写出来的东西不能入目，关键在于没有掌握方法，“如果没有人指点，你可能越读越‘远’。”
车延儒一边听课，一边尝试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融入到诗歌里。
车延儒夜间的巡检工作要在幽暗的地铁隧道里徒步六七公里，一趟下来，衣服就像从水里淘出来的。面对着漫长、闷热的隧道，面对着日复一日的夜班，他把不会说话、不会动弹的铁轨、隧道、枕木、扳手写进自己的诗歌里。
“正是诗歌，让我超脱出那样辛苦的环境，所以也就觉得工作不那么苦了。”车延儒在其中一首诗里写道：
黄梵被车延儒一篇又一篇的诗歌作业深深打动。“对我来说是开了眼界，让我意识到这样一个工人阶层的年轻人，他怎样去看待他的生活，怎样去感知生活。”黄梵说，他从诗歌里看到了在大城市里，一个异乡年轻人的孤独、苦闷、单调，更读到了文学诗歌给他带来的生活信心与支撑力。
黄梵一直相信，这群文学门外汉缺的也许是正确的文学观念与一定的写作技巧，最不缺的是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带给他们不同的生命体验，而承载这种体验，书写各自身上的“分界线”，“只有文学才能给得到。”黄梵说。
与夏天一同结束的还有写作课。
写作课开始于南京潮湿闷热的梅雨盛夏，每周一堂，每堂2个多小时，在大学里从不拖堂的黄梵，几乎每节课都会拖上半个多小时，他想多讲一些，想面对面再多改一些学生作业，但总有遗憾。
“在美国这样的写作课可能需要两年左右，我的10堂课其实非常少。”如何延续这样的课堂，如何让学员们多写多练？在黄梵的建议下，2019年一个由往期学员创办的“十八号文学社”诞生了。
“写作课结束了，写作开始了！”文学社负责人，也是写作课第二期学员的包书海，这两年都会出现在最后一节写作课上，向新学员介绍这个文学社。
这个因开课日期而得名的文学社，包书海最早是一个月组织一次活动，“就是找个茶社或者咖啡馆讨论文学，但后来发现大家谈的不着边际。”包书海意识到最好要有一个主题，于是在公号上创办了一份属于文学社的电子期刊。
期刊分为诗歌、散文、小说三大板块，每个月20号前截稿，他再和其他学员花上一周的时间审核、筛选、编辑。“编辑和作者都不拿报酬，非常纯粹。”包书海说，后来无论在线上还是下线交流，社员们会围绕着期刊作品谈创作感受和阅读体会。
黄梵在文学社发刊词中写道：“他们这样从心灵出发，即从一个人内心跳出的文字，企图在另一个心灵中再生。我坚信，不止他们需要文学，文学也需要他们，一些作家定会从十八号文学社脱颖而出。”
期刊的主编赵汗青现在就成为了青年作家和诗人，这两天他刚刚收到被誉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的鲁迅文学院录取通知书，作为南京一所高校教授电影学的老师，赵汗青当初报名上课是为了寻找小说的写作方法。
“不过前4节课其实没找到‘方法’。”赵汗青坦言自己并不得要领，但是随着课程推进，他慢慢发现自己沉浸到了诗歌的世界里，发现了诗歌与电影的精妙结合。”课程还没结束，他就兴奋地跑到黄梵跟前说，“老师，我这辈子都要写诗了！”
第一年上得不过瘾，赵汗青第二年又报了名，“在课堂上，我找到了一种‘自我肯定’形式，有了一种情绪疏导的办法。”赵汗青说，现在他每天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这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收获。”
在诗歌创作中，如今的赵汗青已经成为一颗文坛新星，他的作品散见于《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中西诗歌》《雨花》《上海诗人》等刊物，影像诗作品也进入多个国际知名影像节展映。
远在新加坡的学员孙宽如今也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因为长时间泡在英语世界里，她发现自己中文能力的退化，“写出来的东西明明语法上有问题，自己却看不出来，报这个班就是想重新找回写中文的感觉。”孙宽说。
在线上听课的孙宽刚开始也是听得云里雾里，10节课下来她还是不得要领，于是她把黄梵邀请到了新加坡，还组织了一批学生当面授课，课堂里唤醒了她中学、大学时写诗歌的青春记忆。
“工作之后就忙着生存，把自己的理想和爱好都埋了起来。”孙宽说，写作课仿佛是在给自己打井，“而且打在了泉眼上。”她开始不断地写诗，写散文，作品还获得了新加坡《源》杂志2018年度优秀作品奖；去年，诗集《双城恋》入围第三届博鳌国际诗歌节年度诗集奖，而那届诗歌节的“年度诗人奖”则颁给了黄梵。
期刊的小说编辑是张荣，这个曾经为准备作文课而焦虑不安的中学语文老师，如今会把文学社里的诗带到自己的课堂上。
上个月的父亲节，张荣让学生们写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收上来发现很多学生都写在“父爱如山”之类的话。她拿来了写作班学员韩静写的《父亲》举例：
“我希望你们能用心观察父亲的特质，要写真心话。”张荣像黄梵上课时启发他们的一样，让学生们尝试写写父亲的细节，她也帮着孩子们一起寻找父爱的细微。
后来班上的一个男生写了自己常常上夜班的父亲。在诗歌里，孩子记录下父亲深夜下班后，悄悄推开自己房门时的细节。
“我当时就觉得很特别。”张荣后来和男生交流，男生说他和父亲每天很难碰上面，父亲沉默寡言，他觉得父亲并不爱自己，于是张荣引导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寻找父爱更多的“证据”，张荣相信每一个父亲其实都有自己表达爱的方式。
最后男生将诗进行了修改，他写道：
张荣会给这样的观察与表达高分，甚至满分。在过去，她打分时总是很谨慎，实在挑不出毛病才会给学生的作文满分。
张荣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反省，对学生优秀与否的评价，是不是就一定是听话、努力、上进？她想起黄梵在写作课上常常要学员们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与人的多样性。
“比如说，要意识到人不是只有好人和坏人，人其实更是灰色的，如果从不同角度看你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黄梵接着说，对人性复杂的洞察与描写，将会大大地拓展文学的眼界，大大提高自我的反省能力。
张荣觉得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宽容，尊重与鼓励孩子的多样性。她试着多给学生们打满分，让她欣慰的是，现在一些重要考试，评分细则里也会鼓励老师们多打满分。
而让包书海欣慰的是，他们这个创办两年多的民间文学期刊不断获得文学前辈的好评，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将诗歌、散文投到了十八号文学社。
张荣就把非写作班成员西子乔的一首诗歌《晨雨》作为试题，出在了南京初三一模的试卷里。张荣以南京被评为“世界文学之都”为背景，在虚拟人物小雨和小花的对话中设置试题。
如今，西子乔的诗歌和张荣的试题，出现在了一所又一所的中学校园里。这个从校园出来的写作课，也在不经意间回到了校园。
在这个夏天，最初的“分界线”开始消融，而文学的种子已经发芽。
《意象的帝国》读后感(四)：黄梵：普通人也需要写诗的生活，需要写诗充实自己的精神｜专访
张进 新京报书评周刊 昨天
一个寻常的黄昏，你独自走在满是腐败秋叶的小路上，四周全是寂静，只有蟋蟀的细小叫声；天上一只鸟无声地飞过，又盘旋归来，再次飞过你的头顶。你感受着这一切共同营造出的某种气息，突然觉察到了“灵感”，诗意随之涌起，你想：如果能为眼前这情景写下一首诗就好了。该怎么写呢？怎么写才能把感受到的东西化成与之相称的文字？回家后，你面对电脑或白纸在脑海里“写”了几句，甚至“写”出了一整首，却觉得这些文字毫无诗意可言，如果这时你碰巧又想到某个大师或天才的作品，一比较更觉得自惭形秽，于是你终于慢慢地关上电脑，让令你心动的那个情景和写出那一情景的念头像正在窗外消失的光线一样滑走了。一首诗曾在你身上出现，但只在脑海里存在过一个雏形，一个设想，却没有形成文字。在《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里，作者黄梵在第一章的“写作的真实过程”一节就反对了这种做法，阐明“潜意识”在写作过程中的作用，并举例作了证明。
“任何文章的初稿都是狗屎”，海明威如是说。如果连海明威的初稿都这样，如果托尔斯泰都要把《战争与和平》重写八遍，卡佛的每篇小说都要重写不下十遍，一个试图进行创造性写作的普通人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在腹中苦思冥想的那个‘想’，与落笔纸上既成事实的那个‘写’，其实是有天壤之别的……创作要像苍蝇试错那样，及时捕捉即兴涌现的种种灵感，不断修正先前的想法。”黄梵说。“真正的写作，是让你把写作交给内心的两个自我管辖，让理性的自我预先画出‘鱼’的样子，又让即兴探索的自我（潜意识）推动着‘鱼’一步一步向前演变，进化成‘智人’。学会同时发觉两个自我的潜力，正是写作课欲达成的目标。”
在开篇打破下笔困难症之后，黄梵在书中给出四种可以写出“像样的诗句”的模式，A的B、A是B、用B重新解释A、让A做A做不到的事。举例来说，洛尔卡（又译为洛尔迦）《窗之夜曲》中的一节：
我的头
从窗口探出，
我看到风的刀
多么想把它砍掉。
“风的刀”既是“A的B”这一模式的出色运用。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其他几种模式。然而这些模式最有可能引起这样的疑问：这些模式不会限制诗歌写作的自由、束缚写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吗？黄梵认为：“我常用‘基本舞步’来比喻四种模式，等你跳舞自如的时候，就会忘了基本舞步，那时已化在自如花样中的基本舞步，并不会影响你的跳舞个性，无数舞者学的基本舞步一样，跳舞风格却迥异。所以，四种模式是拐杖，一旦把初学者搀扶到会走路，就可以扔掉拐杖。就像写书法开始要练基本笔法，成为书法家以后，你不会感到基本笔法会影响书法个性，或碍手碍脚。”
这些模式或许可以帮助一个人写出一首诗，但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人最终能写到什么程度，比如是否能写出一首真正的好诗，甚至杰作，被他人普遍认可，还要看勤奋与天赋。不过，大部分人写作的主要目的想必也不是为了写出所谓杰作，更不是为了成为大师，而是完成一次充满未知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表达。如果诗真的可以取悦人的话，那它首先取悦的应该是你自己。黄梵在新书分享会上也说，常人都把诗歌看成是一个天才的事业……我也承认有天才，但这不是说，普通人就不需要写诗的生活，很多人并不一定要成为诗人，他需要写诗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
采写 | 张进
《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作者：黄梵，版本：纯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01
用白话建立“诗意”有无方法
新京报：关于《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这样一本书，大概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是：诗是可教的吗？进一步说，你认为诗的哪些部分是可教的？与此相对，应有不可教的部分，如果有的话，不可教的部分是什么？
黄梵：这是个永恒的话题，光靠辩论，我想一百年也辩不出结果，就像北美和英国认为写作可教，欧洲大陆却不以为然。我主张用实践和系统性的思考来回答，蜻蜓点水的思考，会误入歧途。普通人对新诗有太多误解，以为新诗是彻底自由的，看不到诗意是一个巨大的约束，看不到新诗有内在的形式，看不到生活与诗意的关联在哪里？很多诗人神话，对理解诗歌也许大有裨益，可是对写诗恰恰成为障碍。诗人神话会让写作者大而无当，对从生活到诗歌的许多通道视而不见。写诗永远要去处理具体问题，比如，诗意如何用白话建立？有无方法？如果你不放弃语言的道德，你就不会找到方法，你会以为那个从整体浮现出来的文学道德，会时时刻刻指导着每个词的写作，这是需要祛魅的。
写诗课其实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一批零基础的人，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半年或一年或两年，就走完一般需要十年才能走完的“成长期”，成为专业诗人，我认为，先把诗意的形式训练与道德分开，是关键，这部分是完全可教的，为此我总结了产生诗意的一些模式。等模式训练完了，再回归道德并不迟，就如同你写书法临帖时，无从谈论表达个人性情的艺术道德，只有当你可以自如书写时，道德才会真正回到笔端。
这些模式，也揭示了诗意的本质，很容易让写作者换双眼睛看生活，找到生活与诗意的关联。不可教的部分，就在于每个人的悟性不同，就算掌握了制造诗意的模式，将它用来表达自我，也会有一般和出色之分，因为境界是只可意会的。凡涉及情感和思想的事，哪怕课上提供了它们和诗意的关联方式，不等于说就能用到出神入化。但方法的训练，通常能把学员提升到专业水准，如何进一步成为优秀诗人，甚至大师，这是不可教的，得靠勤勉和天赋。
新京报：写作课的内容，应该是建立在你本人的诗学观念之上的。概括地来讲，你有怎样的诗学主张？对你来说如何判断一篇文字是“诗”，以及一首诗优于另一首？
黄梵：很多人以为，写诗课贯穿的只是我个人的诗学，不一定有普适性。不是这样的！写诗课的讲授顺序，与任何写作课都不一样，我模拟了一个人学写诗的全过程，先从厘清观念入手，再从最难的单句开始，慢慢回到整体，回到文学道德，与这个过程并行的，是我对整个过程的系统性思考，努力揭示每个环节做法的本质，以一己之力来正本清源。我恰恰隐藏了个人的诗学倾向，比如，我倾向写准确的意象，但书中只是把它作为诗歌的两种倾向之一，并用相等篇幅介绍了与之相对的多义意象，同时分析了各自的利弊。
我比较欣慰的是，这本书没有写于青年，不然就很难避开这个自我辩护的陷阱。书中不光提供了方法，也试图为诗歌提供一个人类学的思考基础，让后来者可以避开饶舌的表象，继续思考前行。如果回到个人主张，我主张诗意要和生活经验融通，准确表达情感或思想。这个要求很高，很多专业诗人也不容易达到。判定一篇文字是否是“诗”，当然看诗意是否足够，书中有一节“最小诗意单元”，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计量器，告诉你一首诗比另一首优秀多少，但经过意象、观念的训练，学员基本能看出不同诗的优劣，因为他们对诗意的浓淡、优劣，已经有了能分出层次的诸多敏感。
黄梵，诗人、小说家、副教授。已出版《第十一诫》《浮色》《南京哀歌》《月亮已失眠》《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中国走徒》《一寸师》《意象的帝国》等。
02
写作需要直觉和理性的配合
新京报：本书开篇第2节就讲到“潜意识”，强调潜意识在写作实践中的强大推力。讲潜意识之作用的目的是什么？
黄梵：过去的写作教育有个巨大弊端，认定写作是理性的行为，与写作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几乎每个作家的写作，都包含大量的即兴写作，就如同写意画家的即兴挥毫。真正的写作，实际是理性与即兴发挥的交织。推动即兴写作的，当然是潜意识。我谈潜意识，一方面是想提醒，写作不可能用理性完全控制，别指望全部打腹稿，另一方面，是想让大家有个观念转变，写作者只需想好框架，就可以利用模式的暗示，用即兴写作填充框架中的空白，这是作者可以自由发挥的地方，同时因为有框架约束，又不致跑偏或散漫无度。这是很多作家的写作经验，比如海明威每天写作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具体怎么发生，他悉数交给即兴写作。萨克雷的情节，也都是即兴写出的。诗歌更是如此，写诗课上，我经常要求学员，根据模式或框架，进行即兴写作。
由潜意识推动的即兴写作，是古代诗人的神话，比如杜甫说“李白一斗诗百篇”。现代作家中，完全仰仗即兴写作的极端例子，有赫拉巴尔写《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沃尔夫写《天使，望故乡》，凯鲁亚克写《在路上》等。不能因为即兴写作无法教学，就索性对它视而不见，甚至用打腹稿等理性写作代替它。即兴发挥虽然是一头野兽，但也有办法控制它，要么树立起初稿概念，事后修改初稿，要么像书法家临帖那样，预先把模式或框架置于心中，书中提供了大量这样的模式和框架，这也是控制妙法。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1914-1997），20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等。
新京报：书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方法比灵感重要”，这大概与一些读者对诗歌写作的想象有些不同。这句话具体怎么理解？
黄梵：爱好者和作家都会认同，召唤灵感更像是祈祷的仪式，只不过爱好者更关注与诗人神话相关的仪式，比如李贺骑驴觅诗，李白醉酒吟诗等，对成不了神话的仪式，漠不关心。比如，他们不会关心歌德晚年每天必须闭门写十行诗，才放过自己，不会关心白居易说的“旧句时时改”，毕晓普把诗放在窗台改十年等。
当代诗人会用稳定的工作方法，来让灵感集中产生，他们更信任工作方法这种召唤灵感的仪式。书中讲的“定时定点写作”，就是催生灵感的绝妙仪式，效果甚佳。当代诗人一般会为工作方法辩护，爱好者会为灵感辩护，因为灵感恰恰是爱好者模仿诗人神话收获甚微的东西。这不是说诗人会放弃平时记录灵感的习惯，而是说它们对写作的贡献，远远不如闭门写作。新诗不像旧诗词，有格律和诸多写作惯例，可以帮助诗人脱离稿纸写作，这也是为什么单句对新诗写作很重要，很多诗人闭门写作前，记录的往往是路途脑中冒出的单句，新诗诗人脑中很难冒出整首诗，通过闭门写作激发的大量灵感，诗人可以从单句起飞，完成一首诗。
黄梵：灵感来自思维的短路，只不过歪打正着，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它只是让写作起飞的机场，就像打火机，没有汽油也白搭。书中讲了准备“汽油”的很多方法，比如，怎么重新看世界，怎么重新处理旧事物等。写作中，直觉和理性是需要配合的，直觉具有滑翔的特性，它可以把一个理性的想法，自动往前推进，但滑翔距离有限，你不可能靠直觉写一首很长的诗，理性的想法就像风，是推动力，直觉的冲力疲沓时，就需要想法来推一把。这对小说也适用。很多人对逻辑有误解，以为它是诗歌的天敌，殊不知如果没有理性逻辑的介入，直觉很容易把诗引向散漫，甚至混乱。就单句而言，直觉常能在诗人自己理解前，先找到合适的意象，尤其经过训练后的直觉，往往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03
写诗的“模式”和诗歌“陌生化”之间不冲突
新京报：书中总结了几种写出诗句的模式，如A的B、A是B、让A做A做不到的事等，也提到一些结构方式，如三段式结构，并以一些诗人的作品为例搭配讲解。这些模式成就了一句、一节或一首诗。这些方法一旦成为“模式”，会不会容易成为写作的某种套路，让诗歌失去部分独特性？或者，这种模式（或“公式”）会不会成为一些写作者来“仿造”诗歌的手段？
黄梵：我常用“基本舞步”来比喻四种模式，等你跳舞自如的时候，就会忘了基本舞步，那时已化在自如花样中的基本舞步，并不会影响你的跳舞个性，无数舞者学的基本舞步一样，跳舞风格却迥异。所以，四种模式是拐杖，一旦把初学者搀扶到会走路，就可以扔掉拐杖。就像写书法开始要练基本笔法，成为书法家以后，你不会感到基本笔法会影响书法个性，或碍手碍脚。书中讲诗歌的整体结构时，正是考虑到诗歌结构最多变，怕讲多了会被学生尊为结构模具，成为写作套路，我只介绍了最经典的三段式整体结构，这是书中唯一讲授的整体形式结构，其他只介绍了音乐、隐喻等可以造成整体感的方法。写单句的四种模式，既然是诗意的形式结构，照搬模式确实可以“仿造”诗歌，不过其中是否有灵魂，还是容易辨出的，我们不该因噎废食。
新京报：除了技巧，书中也提到文学的道德层面，主要论及的是“修辞立其诚”。怎么理解这句话？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作品是否做到了“诚”？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修辞立其诚？
黄梵：形式与内容很难分开，任何形式里都有“思想”，这也是可以验证其“诚”的地方。既然写诗的是人，生活经验就会成为一个严厉的法官，它能帮我们判明词语背后的那颗心灵，是否真诚？就是说，一旦把诗歌修辞与经验对照，修辞的人性依据和逻辑就会现形，会留下可以用经验验证的把柄。我之所以为写诗课的诗学，提供一个人性论的思考基础，目的也在于此。书中一方面强调诗内的形式结构，似乎遵循新批评诗学的主张，另一方面，一旦模式训练结束，我又督促学员要跳出形式结构，回归诗外的“文学道德”，目的就是为了让经验的声音，最后能为是否做到了“修辞立诚”，提供判决。
新京报：“陌生化”这个词在有关写作的文章中常被提及，这本书也谈到，认为诗歌追求陌生化，不仅可以通过内容也通过形式。你怎么理解“陌生化”这一概念？写作追求“陌生化”的必要性在哪里？“陌生化”与上面提到的“模式”有冲突吗？
黄梵：我没有把陌生化仅仅作为手段，我还揭示了它背后的人性根据，让大家意识到，它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新房子要装修，人要买新衣服等，都是人性渴望震惊的外化，来自原始期的冒险需要。诗歌也是这种人性的外化，并占据诗意的制高点。诗意说白了，就是对喜新厌旧的释放，面对想法固化的熟稔生活，你如何把生活重新”装修”呢？陌生化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只有陌生化才能避免什克洛夫斯基说的“自动化”现象。比如，你不断重复遇到一个生人，完全熟悉后，你就会自动地忽略他，这就是“自动化”现象。如果你在诗中袭用大量成语，就要冒着成语被读者自动忽视的风险。诗歌另辟蹊径的目的，就是为了书写熟悉的生活时，又避开“自动化”现象。书中提供的模式，恰恰是把旧事物陌生化的具体方法，两者不但不冲突，还是写诗者掌握陌生化的好抓手。
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流派重要代表。
新京报：书中提到一个概念，“现代写作”。就诗歌来说，其“现代性”主要意指什么？
黄梵：“现代写作”总体是指20世纪以来的写作，经历过现代主义的洗礼，具体到各国略有不同。对汉语新诗，是指白话文学革命以来的写作，对美国新诗，是指庞德意象派运动以来的写作，对法国现代诗，是指波德莱尔以来的写作。“现代性”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和问题，却深刻影响了现代写作。简单说，“现代性”是启蒙运动的理想，试图通过启蒙理性，达成理想社会的实现。诗人们先知先觉，很早就意识到现代性实现的不可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是明证，这是文艺中出现的与之相反的“现代性”，认定现代人已困在理性与个性解放之间，人类的生活已变成诸多不可解的悖论，这决定了现代写作倾向涉足困境和问题。理性意味着简化，趋同，个性解放意味着多元，现代写作则倾向把启蒙运动的理性征战，化为多元并存。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代表作有诗集《恶之花》和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另写有大量文学和美学论文。波德莱尔被视为“第一位现代主义者”，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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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课遵循“有教无类”理念
新京报：写作课中的内容，对听众有要求吗？比如，听者必须是个敏感的人，甚至必须是个有“诗意”的人，才能有效？
黄梵：没有要求，写作课遵循“有教无类”的理念，学员的职业遍及各行各业，既有教授也有工人，年龄跨度有几十岁。我不需要听者天资聪慧，有学的热情就行。原以为一些零基础的学员，经过训练，写得还不错就不错了，一些有基础的学员，会成为专业诗人，最后的结果是，写到专业水准的人中，有大量零基础的学员，甚至成绩最突出的诗人汗青，原来就是零基础的学员。也有基础好的学员，进步不太明显，究其原因，是舍不得放弃原有的观念和方法，对新方法的信任度不高，或不能按部就班学习，总想一步登天。零基础的学员，往往没有这些包袱和杂念。
新京报：作为老师，你对学生有预期的期待吗？如书中所说，一些零基础的人，通过课程成了专业写诗者。你有类似这样的预期的教学目的吗？
黄梵：谈到预期确实有。开写作课无非两个目的，一是给想成为专业诗人的学员，提供写作的专业指导，这些指导对他们可能就是捷径，二是给想探究和充实人生的学员，提供可以改变眼光的方法和观念，让他们真正拥有现代诗乃至现代文学的纯正趣味，让诗成为他们的精神源泉。每次课程结束，达成的目标都超出我的预期，连学员自己都不敢相信，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脱胎换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