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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八 我看文学艺术 4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个地主)

  我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六部看到了一个情景,是回答我们“当前最要紧的问题”的。这一情景好就好在它并非有意而为之,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小说艺术本质的自然表现。对此我感到有些意外,没有想到作者会将小说的主人公发展为支持这种“当前最要紧问题”的角色。如果没有这一情景,该小说就很难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没有对俄罗斯当前最为紧要的问题作出回答,只是描绘了某些生活的角角落落,无关大局。这一情景不过是写了两个人,但很有典型意义,因此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这两人都是贵族,是世袭贵族,也是“实行农奴制以后的地主”,小说描写的就是他们在农奴制改革以后的情况。现在我要提的问题是:在农奴制改革之后,这些贵族还有些什么东西?由于这两个地主十分典型,小说作者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两人之一是奥勃朗斯基,他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耽于及时行乐,长居莫斯科,是英国俱乐部成员。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样的享乐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还是蛮可爱的,天真烂漫,不害人,很聪明,很会享受,日子过得很滋润。这样的人家一般人口比较多,他们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很和善,但并不是真正的关注。他们喜欢比较轻佻的女人,当然是良家妇女。他们并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但懂一点艺术之类的东西,喜欢闲聊侃大山。从农奴制改革一开始进行,这个贵族就十分清楚问题的实质,经过思考,他发现还是有些东西可以留给他的,因此其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至于我死后,哪怕是天翻地覆也无所谓。”他把妻子儿女今后的命运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他有一些剩余的财产,还有一张关系网,由此可以找个挂名的差事拿份薪水。如果钱也没了,差事也找不着,他就一事无成,因此,为了能够体面地进入上流社会,他会不择手段。以前是把农奴卖出去当兵,获得的钱用来还赌债和养情妇。对此他从无内疚之心。作为一个贵族,他从来不把贵族称号当多大回事,在农奴制改革后他甚至认为这完全没有用了。在他看来,世上值得他羡慕的只有三种人:走运者、当官的和富人。铁路家和银行家刚刚得势,他就跟他们拉关系、称兄道弟。小说这一情景是从列文批评他开始的。列文是他的亲戚,也是一个地主(但是完全相反的典型,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列文认为他不应该去跟铁路家拉关系,在这样的人家中吃喝玩乐;这样的人身份可疑,不应交往。奥勃朗斯基针锋相对地反驳列文。这两人成了亲戚后,一直是针尖对麦芒。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无耻之徒在反驳道德高尚者时反而显得有力些,而人格高尚者富于理想,看起来反而有点滑稽。他们的谈话是在一个夏天的夜晚,这两位打猎者在一个农夫的窝棚里过夜,睡在干草堆上。奥勃朗斯基说,不应该瞧不起铁路家,他们也是人,也跟其他人一样,凭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吃饭,并且建造了铁路,因此,这些人玩弄手段、获取暴利、倒买倒卖,都是合理的,无可指摘。

  列文回答说:“但任何所得报酬与付出的劳动不相符合的情况都是不合理的。”

  奥勃朗斯基问:“由谁来判断究竟是符合还是不符合呢?其实你并没有弄清楚劳动的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界限。尽管我属下的科长比我更懂业务,我拿的薪水比他高,这合不合理呢?”

  “我说不清楚。”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吧:你搞农业,获得的利益应该有5000卢布,而这个窝棚的主人,无论他怎样努力,收入不会多于50卢布。这种情况就像我的薪水超出科长一样。”

  列文驳斥说:“你说我得到5000卢布而这个农夫只有50卢布,这是不公平的,这说得很对。这的确不公平,我也感觉到了。但是……”

  奥勃朗斯基接着他的话往下说,好像是在向他发起挑战:“是的,你感觉到这一点,但你又不愿意把自己的产业让给这个农夫。”

  列文回答:“我没有把它让给别人,是因为没有人向我要。即使我想让与他人,也无法让,因为没有人可以让。”

  “就让给这个农夫吧,他不会拒绝。”

  “那好,但我怎样让与呢?是同他去办一个田契过户手续吗?”

  “我说不清楚,但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权利……”

  “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出让自己的土地,我应该对土地和家庭承担责任。”

  “既然你认为自己跟农夫之间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你不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呢?”

  “我在采取行动,不过是一种消极行动:努力防止我跟他们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种看法十分奇怪。听我说,朋友,事情是这样的:要么你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你就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承认自己享受的特权是不合理的,同时尽情享受这些特权,就像我这样;两者必居其一。”

  “如果认为这不合理,就不可能尽情享受,至少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自己问心无愧。”

  以上是这两人的谈话。现在你会同意我的看法,这里确实是关涉到“当前最要紧的问题”,甚至包括了所有最要紧的问题中最要紧的问题。这里反映的是纯粹的俄罗斯特色。首先,这里涉及到的思想,即使在欧洲,在40年前也才刚刚产生,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圣西门和傅立叶这些该思想的最早阐释者。而在我们国家,在全俄罗斯,了解这一新运动的也就只有四五十人。而现在地主住在农夫窝棚里过夜时也会谈起这些问题来,而且谈得很在点子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从否定的角度,他们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属于上层社会的地主,在英国俱乐部谈论着这一问题,通过报纸和其它信息渠道了解有关情况;这表明,现在不仅是教授和学者,而且有奥勃朗斯基、列文这样的上层社会人物来关注这种有关理想的空话。这是现代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小说作者还指出第二个重要特点:对新思想合理性的论证是由这样一种人作出的,为了它也就是为了无产者和穷人的幸福,他不会拿出一个子儿来;恰恰相反,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把穷人剥削得连裤子都没有穿的,同时却十分轻松地宣称现行社会体制十分荒谬、人类历史即将走上尽头。值得注意的是,像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首先是完全赞同新思想,然后以此为武器,来攻击应该还算可以的整个社会制度、个体、家庭,因为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还须注意的是,我们国家没有科学,而这些人尽管意识到自己缺乏科学,还是敢于如此轻率地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而他们只是刚刚接触这样的问题,并且是照着别人的调子在说话。第三个重要特点是:这样的人说,“要么你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你就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承认自己享受的特权是不合理的,同时尽情享受这些特权,就像我这样;两者必居其一。”其实他已经对俄罗斯、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将来作出了宣判,并予以责备,同时又声明这一切均与他无关:“我知道自己十分卑劣,但我乐于做一个卑劣的人,至于我死后,哪怕是天翻地覆也无所谓。”他之所以这样沉着冷静,是因为他有财产;如果没有财产,那就过一天算一天,这是最方便的做法。因此,像这样的公民、这样有家有口的人、这样的俄罗斯人,是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请回忆一下,20年来,我们看到多少无耻之极的事情,见识了多少随风转舵、左右逢源的做法,许多人刚一接触新观念就全盘接受,为了两个子儿的利益,第二天又可以立即起来反对它。这里没有任何道德根基,除了“至于我死后,哪怕是天翻地覆也无所谓”。

  很有意思的是,跟这种人数众多并占据主要地位的典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俄罗斯贵族和地主的典型,这就是列文。像列文这样的人在俄罗斯也很多,几乎跟奥勃朗斯基之流一样多。我这里说的不是小说赋予他的形象,而是指其本质特点。具有这一特点的人在解答自己的问题时十分焦虑,甚至有些病态:他们有热望,有信仰,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一特点在列文对奥勃朗斯基的回答中十分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如果认为这不合理,就不可能尽情享受,至少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自己问心无愧。”

  在他是否有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之前,他是无法让自己安下心来的。但你知道他不安的程度吗?他会丧失最后的精神支柱,如果有必要,如果他能向自己证明有必要,他的做法会跟奥勃朗斯基相反:奥勃朗斯基会说,“虽然我很卑劣,但生活得很快活”,而他会变成“弗拉斯”,涅克拉索夫《弗拉斯》中的主人公,在非常激动和恐慌的情况下,他会把自己的财产分掉,“然后去沿街乞讨,为的是建造一座上帝的殿堂。”如果不这样做,也会做出其它类似的行动,并且乐此不疲。须得注意的是,我要将此特点再说一遍:这样的人占多数,他们是新人,是俄罗斯的根基之所在,他们需要真理,只要真理,反对任何虚伪,为了真理不惜牺牲一切。20年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在过去,在彼得大帝之前,这样的人已经存在。这样的人只要真理,他们非常着急地期盼着一个新俄罗斯的到来。他们没有经验,因此不考虑任何条件,甚至不加以任何论证。而我要为他们大声辩解的是,他们充满了真正的感情。这一特点还表现在他们很不成熟,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具有不同信念:既有贵族,也有无产者;既有教士,也有不信教者;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女孩;既有斯拉夫派,也有欧洲派。他们的信念各不相同,但对忠诚和真理的追求则是一致的,都愿意为它贡献出一切乃至生命,也就是我说的“弗拉斯”。有人会叫了起来:这种说法太荒谬,我们不可能有这样执着的对忠诚的追求。但我想说的是,忠诚与可怕的堕落并存,而俄罗斯的未来属于这些忠诚的人;我们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小说作者将已经过时的卑劣小人奥勃朗斯基与新人列文进行比较,也就是将人数很多但已经过时、失去前途的俄罗斯人跟具有新真理的人进行比较,后者无法承受“自己有罪”这一信念。因此,为了做到问心无愧,为了赎罪,他们愿意贡献一切。很有意义的是,我们的社会只须划分为这两个部分,因为这就几乎囊括了俄罗斯全部生活,当然,我们没有将那些具有惰性、平庸无能、麻木不仁的人算进去。而小说作者在指出“当前最要紧问题”时,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地方是,他的新人列文还没有解决让他内心不安的问题,或者说他几乎已经解决了,不过只是在自己内心,并且对自己不利,因为他怀疑自己有罪,同时其本性中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现实、有力的东西阻止他对自己作出最后判决。而奥勃朗斯基的做法正好相反,他根本就不在意自己是否有罪,毫不犹豫地就作出决定,因为这样对他有利:“如果一切都很荒谬,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那么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有的是时间,末日审判不会立即来临。”

  ——作家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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