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日机轰炸以来，物价不断上涨，苛捐杂税增多，我的家境是每况愈下。大嫂病逝，扔下一个女儿，大哥又娶了一个大嫂，并与父母分家，搬到上清寺另过。家里只有父母带一个学徒惨淡经营。父亲肯定不会让我继续上学。他的意思是要我报考邮局参加工作，我没有答应。
正好这时重庆市立师范开办，开始招生，我报了名，考上了。读师范不需要花钱，每月发给学生二斗三升米和菜金，每年还发一丈五尺布做衣服，我的基本生活可以不依赖家庭。所以我不管父亲是否同意，就上学去了。我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读完师范后去教书，积攒一点钱再去上大学，学好本领，做一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为国家富强出力的人。
读师范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饭吃的是“棋子米”，就是那种加工不深、刚刚去壳的糙米；就是这种米蒸的饭也得抢。吃饭的规律是，第一碗饭少盛一点，赶紧吃完再去盛第二晚，盛得满满的，然后可以慢慢吃。不这样做就可能挨饿。菜是八个人一桌，四个小碗，也肯定不够吃。
重庆市立师范（以下简称“市师”）是男女合校，但不合班；女生是甲班，男生是乙班。开学不久，由男生班的同学发起，每个班推出两名代表向总务主任交涉，查询伙食账目。男生代表是朱代亨和唐宗尧，女生班推举的是叶素春和我。我们四人一起去找总务主任马某，要他交出伙食账目。一开始他大发雷霆，嚷嚷说这是学校行政，学生无权过问。代表们也不示弱，同他进行辩论。最后马某不得不交出账目。以后这伙食就由我们学生自己管，每天派两名学生轮流监厨，八人一桌可以自由组合，每桌一甑子饭，不用再去抢饭了。饭也不是那种难以下咽的糙米，比较可口了。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每周还可以打一次牙祭，即吃一次肉。学生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这是我当学生以来第二次出头跟学校管理者对着干。不过这次的结果还是好的，不仅没有被处分，还为同学争取了应有的权益。
学生会和班干部都是由同学自行选举产生。第一学期我被选为班长。其实我当班长也没有管多少事，主要精力都是放在学习上。学校没有安排英语课，我就自学英语，为的是以后可以考大学。小说仍然是我的主要爱好，有变化的只是看书的面更为广泛，看了不少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没有钱买书，我的办法一是借书看，二是到书店去看。学校初办，设施简陋，没有图书馆，我主要采用第二种办法，利用星期天到书店去看书。有时看一部小说得换几家书店，因为在一家书店看的时间长了，店员会不高兴，只得转到另一家再接着看。记得上清寺有一家书店比较好，门口放一排长椅，站着看累了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学期结束时，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一，以后也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
在市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光午老师。市师校长是一个英国留学生，很少见他到学校来。真正管理学校的好像就是周老师，学校的许多事情他都在管。开学不久，一个小偷从窗户钻进我们女生宿舍，一个同学发现后大叫起来。小偷逃走了。周老师半夜三更到我们宿舍来安慰我们，把我们安顿好了以后才回去睡觉，就像慈父一样。他获悉马某克扣学生的伙食费，就把这家伙找去痛骂了一顿。
周老师名义上是教务主任兼我们班的班主任，同时又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他可以说是我思想上的启蒙者。这时语文课本大都是古文，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东西。周老师讲课时经常联系现实，例如在讲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时，他会联系社会现状，谈到国民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苛捐杂税，有权有势者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弄得民不聊生等等。这会引起我的联想。我家开始在江北开店，生意比较红火，后来由于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宪兵队之流敲诈勒索，生意越来越难做，营业额不断减少，最后难以维持。
课文中的《陋室铭》、《爱莲说》、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我最为欣赏的。对《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尤为推崇，甚至把它当作我做人的根本要求。周老师的老师是写《婉容词》的吴芳吉，他很崇拜这位老师。吴芳吉酷爱梅花，写了很多咏梅的诗，那时他已去世。周老师把他的咏梅诗刻印成册，给我们阅读。我也特别爱好梅花，一度把自己的笔名定为“梅君”。
周老师批改作文特别认真。他对我作文的评价往往比较高。例如我写了一篇“中秋之夜”，是把两个真实情景结合在一起。我家老屋在华平桥，那里景色十分优美。老屋依山而立，屋前小溪流过，溪水清澈见底。站在小石桥上可以看见许多小鱼儿在水中悠然游动；屋后是满山的翠竹。老屋院墙外左边是一片高大茂密的南竹林，右边种着各种果树。从远处看，就像在画卷之中。院墙外还有一大片开阔之地，可任你漫步其中，在月明之夜更添一番情趣。儿时过中秋，跟二哥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嬉戏玩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大概周老师对这篇作文比较欣赏，批语中有一句是“大有红楼梦之笔调”，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所以至今还记得。还有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择友”，要用文言文来写，我的作文结语是：“吾择友，友亦择吾；吾欲交好友，则必先修吾身。”周老师的批语也不错，只是具体的话记不得了。周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有的同学语文甚至不及格，而我却是全班最高分。
周老师的品德也让人敬佩不已。他的一个好友去世后，留下妻子和女儿生活无着。周老师承担起她们的全部生活费用，包括这个女儿上大学的花费。而他自己的生活极其俭朴，一年四季就穿那几件旧大褂。
一年级结束后周老师离开了学校，二年级开学不久，他给我和李林来了封信，说他在清华中学教书，邀请我们去他那里玩。李林也是我们班的学生，她父亲好像是个大学教授，跟周老师很熟。我俩趁星期天前去看他。周老师告诉我们，市师是他和几个人辛辛苦苦一手创办起来的。第一学期结束后他把国民党派来的几个人（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特务，那时我对这完全不懂）默退了，因此学校办了一年就不让他们再办了。教育局另派人当校长。我们听了很是气愤，却无可奈何。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周老师。
解放后，大约是1973年，我遇见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曾老师。闲聊中知道他是社教学院毕业的，我记起周老师说过以前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就问他认不认识周光午老师。他听了连声说“认识，认识”。他还说，学生们都很敬佩周老师的人品学问，周老师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刚一解放就在武汉大学教书，是大学里第一批入党的共产党员，可惜在1952年就去世了。听后我十分难过，心中有说不出的遗憾：1952年我正在武汉，却不知道他同在一个城市，失去了再见上一面的机会。但他对我的教诲是终生难忘的。
还有一位孙培良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是北平人。孙老师自己说，他仅仅是中师毕业，现在能够达到教授水平，全靠自学。他来市师前曾教过大学，还在国立编译馆工作过。抗战时期，全国的人才都集中到陪都重庆，有些大学老师只好降格教中学，孙老师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博学多才，遍览中外书籍，知识面非常广，课讲得有声有色。他说自己的教学方法是触类旁通。孙老师介绍了许多外国名著让学生选择阅读。在他的指导下，课余时间除了自学英语外，我不断地阅读了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扩大了自己的眼界。
1944年底，突然传来独山失守、都匀危急的消息，日本人有可能从这个方向往重庆进攻。当时整个重庆从上到下都非常紧张，学校基本处于停课状态，老师和学生讨论的都是，如果日本鬼子真的打到重庆来，我们该怎么办？逃亡又能再逃往何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坚决跟日本鬼子拼命，保卫重庆，保卫中国。抗战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此起彼伏，整个校园沸腾了。
就在这时，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加青年军，挽救国家危亡。我决心参加青年军。班上同学赵成瑚也有此意。我们从南岸坐船到朝天门码头，接着直奔报名地夫子池。负责报名的人得知我才十六岁，赵成瑚十七，就说年龄不够，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尽管我们向他说了一大箩筐好话，他仍然没有同意。我俩十分沮丧地回到学校。
不久一支大部队从重庆经过，说是去前方抗日的。于是整个重庆市区都被震动了。学生倾巢而出，男生端茶送水，女生自带针线包，看见士兵衣服有裂缝或脱线之处就上去给缝上。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努力抗击日本鬼子，保卫祖国，保卫陪都重庆。这一活动我当然也参加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审干时这竟然成了我是国民党员的一条证据，实在是可笑之至。这是后话。
由于学校伙食是公费，寒暑假学生在校仍然有饭吃，不仅那些外地来的流亡学生，就是家在重庆的，也有人假期就留在学校。“八一五”那天恰好我没有回家，就住在学校。半夜里学校对面好像是个电台，突然不断地发出鞭炮声、狂呼声，把同学们都吵醒了。有人跑去问情况，回来说是日本投降了。校园立即沸腾起来。大家又是跳，又是唱，互相拥抱。真是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到这一天。
日本投降后不久，一天教室里坐了一些同学，教官拿了一摞表格进来，说是参加国民党的，要学生填写。教室有两个门，教官是从前门进来的，我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跟我一起溜的同学叫胡安琴。我俩有共同的爱好，就是看小说，还都想写小说，可谓志同道合。我们都不管什么填表的事。又过了不久，一天下午，学生大都在教室，听见教官在外面一边吹哨子，一边大喊“集合，集合，到中山堂”。有同学说这是选国民党代表。我想，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不想去。胡安琴却劝我说，去去去，这是写小说的好材料。但我的脾气很犟，一向我行我素，以清高自居，对国民党的腐败十分厌恶，也厌恶这些政治活动，就坚决不去。胡安琴见说不动我就自己去了。过了一阵子她回来说：“你没有去看看，真是乌七八糟的，有的一个人手中竟拿着一大把选票！”这件事以后也成了我是国民党员的一条证据，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后面再作述说。
（段辉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