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来时是在二分场干了一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农场容纳不了陆陆续续地请退了一批，最后留下的二人，有大弟一个，他在分场部烧大水壶，给办公室打水。当时他干得很好。后来跟马车，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才把他的户口落下来，后来他调到采伐队去了。结伐队工作结束，被分在场部木材厂检尺。那时他工作积极、努力，领导挺重视他。
家里大妹来信说，家里面凡是属于知青返乡的，都有招工的机会，让我帮着能不能开个证明。接到信后，我找到分场的刘干事。他是个老干部，我跟他讲了情况，他说，你自己写吧，写完我看看。我以分场口气写了个证明，证明大妹是文革期间随父亲反乡的知识青年。什么时间走的，又去龙镇前卫中学找了领导。这位领导原是北安前卫中学的老师。后调到这里的，认识我，很客气地给我开了证明，并说，这是认识，不会有假，如果不认识，光说名字，这个证明是不会给开的。文革中的学生造反，学籍什么的都没保留，去哪儿查啊？
刘干事看了我写的证明后，给我盖了农场的章。回来后，我在空白处偷偷加上一句话：“本人系城镇商品粮。”只有吃商品粮才是城镇人口，才是招工对象。农场是吃自产粮的，不属于招工范围。
写上了这句话，心里直打鼓。信中再三呆嘱大妹去办的时候一定好态度跟人家讲，千万别弄糟了，让她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和对我的影响。为了怕出错，我亲自请假去场部街里小屯的邮局去邮了挂号。没有车，我早上走着去，晚上走着回。一来一回，一百多里吧。后来听说，大妹办成了，办了“回乡知识青年”待遇，口粮一年600斤，有招工机会。后来还办了个非农户，除爸以外。
我和大弟虽都在农场，也不能经常见面，我给大弟收拾穿戴，给他做棉衣，薄的厚的，都给他早早准备好。
每年我不定期的给爸寄钱，一想起家里的困难劲儿，每次邮个10元，也会让家里宽裕一些。春节回家，弟妹们盼一回，每人我都给他们弄一件新衣服，或做或买。有一年回家给爸做了一套条绒。而我自己很简朴。一天，爸看着我说：“回来好几趟，穿的还是这样。”我听了，心里难受极了。爸怎么不想想，我一个月32元，吃食堂。除了日用品，自己一分钱都不敢错花。平时再给家里寄点，探亲假一路回来，各亲戚家每家花点，到家给家里又花，吃的穿的，我还能有什么钱往我自己身上花呢？如果光管我自己，我能穿得不好吗？这就是爸，一个连好孩子的标准也都不明白，还指望他能教出好孩子吗？
这年回农场时，在二舅家，二舅妈跟我说：“你这么大了，自己得攒俩钱了，都帮家给家花了，将来你结婚，你爸能给你拿出陪送吗？”一句话说到痛处，看来二舅妈太了解爸了。从那以后，我开始自己攒钱了，不能把钱全给家了。我就算给的一无所有，爸也不会说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