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年代的我们，衣角飞扬，浪漫主义思想鼓胀着心房。当时，有一首歌非常流行，“我想唱歌我就唱，小声哼哼不必东张西望。”是的，没有什么能阻挡青春的脚步。“读朦胧诗，听摇滚歌曲。穿牛仔裤，交书信笔友。”这仿佛成了人的生活信条，齐活了，就是最大的快乐。坐在教室的我们，像一头头斗牛，在远方红布条的招惹下，激情蓬勃。我们又像一群抱着梦想前行的人，不知道未来的坑有多深，眯着眼睛前行，并且傻乐着。
年轻的我们，如白杨树刺向蓝天的寂寞一样，渴望结识更多的朋友。而书信，是连接两个陌生人唯一的纽带。是的，故事的最初，就从一封封书信开始。
每一封信，都是一次绿色的出发与等待。像归人，像清泉，在文字里体味快乐，伤愁，牵挂。笔友的双方，不纯粹是同性者，也有异性朋友，在和风细雨的催灌下，也会生发出朦胧的爱意来。多少不能说的话，烦心事等，通过倾吐给陌生人，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感觉远方有不知名的人在守护着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啊！这，大概就是笔友盛行的原因。
这里，要说到一个“红颜”笔友的故事。
我的这个笔友，是陕西蒲城人，上的是邮政子弟学校。她的名字叫郝红艳，我戏称“红颜”。
我和她的认识，来自《华商报》。华商报创刊初期，在报纸的中缝是允许发一些交友小广告的。我怀疑主编是一个文艺范的人。不几天，我的一则广告登载出来了：“在爬满梦想的窗台上 / 我吃力地想 / 在那遥远的小木屋 / 可有一位牧羊姑娘 / 我情愿你的小鞭子 /雨点一样打在我的脊背上 。
过了不到一星期，我收了到了五六封交友信。
有一个朋友的笔迹潇洒自如，狂傲不羁，是陕北一个女记者，叫杨红梅。我和她后来在《陕西建材》杂志社见面的故事，将在另一篇文字里有叙述。另一个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个蒲城的女孩了。她的名字很普通，但是，一手娟秀的字迹，和一首婉约的原创诗词，让我顿时刮目相看起来。
她是一个技校生，面临毕业。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文学。是文学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弹唱了一曲青春的歌谣。
我客气地回了一封信，夸了一下她的字。说这是临过啥贴的。从字的一笔一划，到行文结束，可以看出对方是一个有毅力，不向困难低头的女性。希望我们能成为永久的朋友。随后，我指出了她个别字句的运用，不是很恰当等。
她便把自己的一篇文章发来，让我修改。题目是《想你的时候》。说实话，这样的题目，让我写，最多是“枣核解板——两锯（句）。”可是她却洋洋洒洒，相思的雨滴从台阶，滴到了天明。我看后，就给推荐到了一个啥征文大奖赛里。因为联系的方便，我用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随后，我就忘记了这个事情。
在书信里，红颜慢慢地喊我哥哥了。她觉得这样，交流起来更方便一点。我们谈理想，谈爱好，谈家乡的人和事，风土人情等，我知道她老家是宝鸡虢镇人，蒲城这里只是她上学的地方。她的家乡有一条河流，叫姜河。好像是姜子牙的母亲在这里待过。她用笔墨详细的描述了一番，似乎那里真的是桃源般的存在，而她自己很知足了。
毕业的钟声，终于敲响。在愉快的书信中，我有点想看看真实的她了。她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一个有点胖的，个子不太高的，在今天看来长得像韩国商演女王洪真英的一个姑娘。她说自己正在家减肥，已经减去十五斤了。
这张照片她推辞了好久，才拍摄到，并且发给我。原因是那时候，大街上照相的特别少。她在文字的结尾说，“惊喜，只留在未来。看我七十二变，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有个作家说，“异性朋友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有的只是暧昧。”我不相信这句话。我向毛泽东他老人家举起双手发誓：我们的最初，是真的没有爱意，波澜不惊，只有文字的愉悦，灵魂的交流。然而，是时间改变了我们的初衷。那些朦胧的，模模糊糊的，对未来有憧憬，却又惧怕的情感，才符合青春期的特点——就像两条蛇，试探着，进攻着，伤害着，然后相爱着。
“你，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我不知道在心的天地里
是要畅游，还是当一个消防员？”
她的这封信发来后，我琢磨了好久，没有回信。我像冬天里的一只狼，独自徘徊在无人的荒野，偶尔嘶鸣一下，那是我向远方发出求救的信号。
我们已经不再谈论文学。已经从文学的敖包绕了开去。平淡的水波，慢慢有了涟漪。是越过，还是原地不动。我无法做出选择。又过了三个月，她说，有个朋友开始追求她了，问我做何感想？
我说，有朋友追你，是正常的。美的花朵，需要观赏者和采摘者。风来了，雨来了，他二舅背着鼓来了。该来的，都会来。其实，我说着句话时很伤感。我以为我们有个很美好的结局。但是，没有。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我把自己发在《黄土地》杂志上面的一首诗和给她邮寄了过去。那时我的笔名叫商孩——好像是为一个女孩专门取的。也把她那篇文字，获得了优秀奖的通知发给了她，让她自行联系去。
时间如城市中央的雕塑一样伟大。我们没有交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当在一个叫“贼船”的微信群里，聊起那些过往，我想起了这个笔友。我忍不住讲了出来。群里人哈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宁愿相信猪上树，也不相信我们友谊的纯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