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大陆同胞去香港，可以看到一些不同情绪的表达。我的一位老前辈就曾经告诉我，去香港出差，在书店随手翻着一本书籍。九零年代初，我可以想象我的这位老前辈，一位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必是穿着一件宽松的夹克衫，在香港的街头随手翻阅着那些在大陆不能看到的书籍，只是他的大陆式的穿着让书店的主人联想到了些什么，用生硬的国语示意他不要翻阅，不曾料到我的老前辈居然用一句流利而又标准的美语回敬了他，Justlooking！随便翻翻的意思。忽然间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九八年去香港旅游，那是回归后的香港。在一个已忘记了名字的广场上，我看到了很多菲佣，这些皮肤略深于我们的人和我们到底有些什么差别，那时是我思考的问题。没有被剥削和压迫的面容，大家都是那么的从容，三三两两，成群结队，笑容时不时的从她们的交谈中绽放出来。一个用自己的劳动等价换取货币的群体，在今天看来已延伸至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贵贱和贫福往往在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中，外人其实对这些都没有兴趣，我们只是在给自己安排一个角色，并且不停的往里面钻，对比十几年前的那些菲佣，今天我们的笑容为什么没有那么灿烂。
那一年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是一比一点一左右，逛了香港的菜市场，物产的丰富是那时的我想象不到的，层层叠叠的山路上挤满了小摊，从蔬菜到海鲜甚至到日用品，在那儿我看到了游动的象鼻蚌，我甚至还在菜市场上买了几块面料回来，那些镂空的花式和颜色也是我不曾看到过的，和今天镂空的服饰成为街头的流行，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从款式来说从那时的肥肥胖胖的服饰到今天的精瘦精瘦，只是对于其中的面料来说她依然还是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十几年来，我们不断的在追寻那些外在的东西，究其本质来说，我们到底改变了什么。
那一年，我也认识了雪奈尔。对一个从大陆来的观光客，世界顶级品牌与我们离得很远，导游自豪地说，我的这个雪奈尔的包包两千多元港币，自信的神态油然而生。一款你看似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黑色包包，只因为多了那个LOGO，价格徒然翻了几十倍，奢饰品一下子在我的概念中真实起来，远比在杂志上偶尔翻到的感觉要强烈的多，原来它可以给人带来满足和自信。但是在这之前，我不认识它，我不会给它赋予那么多的感受，我只能给予它一个包包的功能，一个贮藏和收纳的物件而已。我们不断的发挥自己的空间想象力，给予了一个与自己毫无相关的事物美丽的外壳，在这个美丽外壳之下编织着一道道的光环，希望它能照耀自己，使自己变得荣耀和伟大，人的物质观和人的价值观在这里彻底颠覆了。
有这样一对孪生姊妹，老大生长在大陆，老二在香港长大。二十世纪前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能清楚地分辨，毕竟不同的地区养育出的面貌也不同，就好比九十年代上身西装脚上穿着一双风凉鞋，手里持着一个大哥大，脑海中马上会勾勒出大陆土豪的光辉形象。二十一世纪若是在不同的场合遇见她们，我是绝对分不清楚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华丽外表下的一对孪生姊妹不赋予思想和内涵我们是无法区分她们的真实身份的。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身边不断的发生着，四位同事去香港购物，奢侈品是第一选。四人分成两组，分别奔向不同的目标，第一组第一天带回来宝格丽戒指和项链，黄黑相间，雍容而华贵，因为前提是她们知道这是奢侈品，不是普通的戒指和项链。第二组蠢蠢跃动，一定也要带一组回去。第二日逛街，对着玲琅满目的戒指和项链，发热的大脑顿时堵塞了，到底是哪一款，左看右看，买了一组卡地亚的戒指和项链回宾馆。四人晚上在宾馆展示各自的战利品，此时才刚刚顿悟此卡地亚非宝格丽，原来她们是一对孪生姊妹，很难区分的。好歹都是奢侈品。总算松了一口气。
宝格丽也好，卡地亚也好，更甚者雪奈尔、路易威登、爱马仕也好，盲目到我们无法区分她们，只知道她们是孪生姊妹，却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奢侈品，有一道闪亮的光环照耀着依靠她们生长的这个群体，似雨露，似甘霖，滋润着不断膨胀的虚荣心，在这颗不断跳跃的心脏下面，我们忘记了维持心脏跳动的是流淌着的血液，正如伍迪艾伦的作品《蓝色茉莉》中，茉莉在褪去一切铅华，落魄地坐在路边的长椅上语无伦次，对自己最终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长期浸淫在虚幻世界中的人们，当外在超越了内在，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触感和嗅觉也会变得麻木，理性的分析自己，明确自己的需求，用内在和真实充盈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