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一个县财政干部眼中的农村现状》的文章在国内广为流传。其中描述的现实真实揭露了国内广大农村在现实中的黯淡一面，而这却往往掩盖在当前主流媒体偏于正面的报道之下，此文无疑如同敲响了一记警钟。
文章指出，即使在中国已经实现整体脱贫的今天，农村、农业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回避，人口流失、老龄化和养老、大病医疗、土地经营、产业转型、年轻人的婚姻和传统习俗的沦落等正在以强大的破坏性力量逐步瓦解着乡村赖以维持存在的基础，当前，相当一部分农村的发展实际上因此已经陷入了困境。
在我国农村，在7亿多户籍人口中，有2亿多人常年在城里外出打工，除了过年，都不在农村。外出打工者大多数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留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陪伴他们的是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中国不少农村地区因此缺少生机、活力，日渐凋敝，而出现“空心化问题”---人口流失，乡村破败，农田撂荒，农村社会组织也随之涣散。
6000万留守儿童之外，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超过5000万的农村留守老人。子女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更多时候不少身体硬朗的留守老人还要承担起“隔代抚养”留守孙辈的责任。但进城打工谋生的农民工群体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在抚养子女费用不断攀升的现代社会，赡养老人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相比城镇人口而言，农村人口的收入较少而且不稳定，且没有正式的退休金等待遇作为保障，养老问题更加严峻。据统计，目前我国职工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为2800元/月，相比之下，农村发放的法定养老补助金为170元/月，二者相差10余倍。在现在的物价环境下，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一些留守老人因家庭经济拮据，还需劳动自养，在田中劳作至死方休已经成为常态。
社会保障的不到位，现代社会冲击之下亲情也日渐淡漠，原本指望子女养老的老人们，只能尽量坚强地面对生活的孤寂和无助。子女在外，老人生病大多无人照料。医疗费用也是个问题，即使有合作医疗，报销比例也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生了重病若要治疗，必将家徒四壁，连基本的生活资料的购买都是问题，所以许多老人拒绝治疗、直接等死。农村的发展失去活力，受影响不仅是老人和孩子，少量留守的年轻人更是遭遇到婚姻问题的困扰，彩礼费用逐年上涨，男青年成婚越来越难。即使是进城打工的群体，在进城生活压力及现代社会流动性冲击之下，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备受考验以至出现问题。
至于土地问题，农村人口出来后，很多人不回去了，80后、90后的打工族本来不会种地，也不会再回农村去种地了，耕种人老龄化，伴随老人的凋零，土地面临无人耕地的危机。除却部分地区，在更广大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品种单一，加之成本逐年提高和市场的变化莫测，种地的农民也正在逐渐失去对土地的兴趣。土地流转早已经成为默认的自发行为，相关政策更多的可能只是对既有事实的肯定，然而种田利润微薄，流转收益也极其有限，在现有制度模式下，指望通过土地流转盘活农村沉淀下来的土地资产，并激发农业发展活力，正如同上文所指出的，可能也只是一厢情愿。
应该看到，中国农村现实存在的问题可能远不止这些。诸多问题之下，目前中国的农村亟需突破目前这种低质发展的困局，在最新形势下，更要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农业的持续发展有效对接。按照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的观点，这其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吸引人和资本进入农村。农村是个空间，如果人和资本不进入，何谈乡村振兴？
但在城市化效应导致农村人口继续流失之下，目前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显然还没找到有效的办法，吸引人口、资源和要素向农村集聚。需要承认，这些年来包括农村联产承包制在内的中国农村改革以及传统的三农治理模式，相关红利已经损耗殆尽，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的较大偏差，更是已经影响到农村全局的发展。如何找到农村改革的关键抓手？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重要问题。
安邦咨询之前就曾提出，在城镇化浪潮下，要吸引人和资本，不能光靠小农体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来“固定”农村人口，必须重启新一轮的农村改革。而且必须瞄准中国农村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进行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为更多的“新农民”和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更长期的制度保障。吸引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下乡，把土地资源资本化、进而资产化，既盘活农村资源，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也能让农民从中受益。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突显了新一轮农村改革的紧迫性。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须围绕土地等生产要素为突破口，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才能为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带来希望，闯出一条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