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元区问题上，理性的人们在几个方面大体上可以达成共识：该货币区深陷危机，给欧洲南部国家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失业率。通缩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法，因为它会让债台高筑的家庭和企业大规模破产。危机肇始于美国金融动荡。德国在欧元问世后积累了大量经常账户盈余，与此相对应的是困境国家的赤字。
但理性的人们也可能存在意见分歧：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近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稿称，欧元给德国带来了好处，因为它为其创造出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牺牲的则是南部国家的利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经常账户失衡是资本流动的结果。当资本从A国流入B国时，A国经济放缓，B国经济繁荣。繁荣的B国进口增加，同时工资上涨抑制出口。另一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单凭这个理由就说一国从经常账户盈余中“获利”或者“受累”于赤字是荒诞不经的。这种观念早在19世纪便已被摈弃。
如今陷入困境的国家在过去是货币联盟所激发资本流动的接收国。欧元消除了外汇风险，因此在南部国家进行投资的人接受了较低的收益率。资本的涌入推动了繁荣（然后转化为泡沫），造成了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当投资者拒绝继续为赤字提供融资时，泡沫破灭，令经济丧失竞争力。
在欧元机制下，德国曾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经济一度陷入严重的衰退。只有三分之一的本土储蓄被用于国内投资。所以在欧元诞生初期，德国的净投资和增长率是欧洲最低的。不断攀升的失业率迫使施罗德(Schr？der)政府在2003年推行艰难的社会改革。当1995年欧元计划公布时，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在现有欧元区国家中高居第二，如今则位列第七。这完全不是“欧元赢家”的表现。
直到南欧信贷泡沫破灭，德国才开始风生水起，因为它成了本国储蓄的避风港。对德国房地产的信心推动了建筑业繁荣，如果资本没有被有意输出国外，这轮繁荣将逐渐消除德国的经常账户失衡。
在这方面，我与弗格森教授存在另一个分歧。弗格森教授建议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欧元区统一预算和欧元债券(eurobond)，将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再分配“制度化”。这将使得南欧信贷泡沫引发的结构性竞争力差异永久持续下去。这将维持不能反映出生产力的工资水平，并将暂时的危机转变为慢性病。这还将引发欧元的重新估值，从而进一步削弱危机国家的竞争力。
“摸索前进”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德国必须接受更高的通胀，南部国家则需要降低通胀，以实现相对价格的必要统一。这一进程——目前在危机国家（除爱尔兰外）还看不到明显征兆——要求实行严厉的紧缩措施。之后，各国政府相互之间只需提供适量的贷款即可。欧洲稳定机制(ESM)已经得到大笔资金用于提供纾困贷款。
应当允许无力应对困境的国家退出欧元区，在它们实行货币贬值和结构性改革后，也要允许它们重新加入欧元区。欧元区不是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因此欧元无法发挥美元所起的那种作用。欧元区应当更接近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货币体系允许各国在不同的物价水平下退出和重新加入。希腊可以有序退出欧元区，然后实行货币贬值，这对它有好处。退出应当伴随着将债务转换为以本国货币计值的减记，同时允许在以后选择重新加入欧元区，这样可以增强一国的改革热情。此外，负债过重但不退出欧元区的国家或许也应被允许延期偿还共同债务。
这会给投资者带来潜在的风险。但借鉴美国历史教训，发行欧元债券实现债务共同化的风险会更高。美国分别在1791年和1813年（第二次对英战争后）两次将州债共同化，之后各州开始疯狂举债。随之涌现的信贷泡沫在1837年破裂，超过半数的州无力还债。正如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的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所说，债务共同化只会制造冲突。
美国和瑞士针对州一级均有“不纾困条款”(no-bail-out clause)。否则，它们将不得不赋予中央政府硬性干预的权利。但“欧洲联邦国”即便成立，也必定不会比美国或瑞士更加中央化。不管你从什么角度考察，债务共同化都是站不住脚的。
本文作者是德国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经济学教授，Ifo经济研究所(Ifo Institute)所长
译者/刘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