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全是毛泽东没出五服的堂弟。照片右一是徐寄萍、右二是毛泽全，左一是毛泽全的亲哥哥，前排右一是毛泽全的三女儿毛远平，右二是毛泽全的大女儿毛远慧。
今年是我的丈夫毛泽全诞辰100周年。我以86岁的高龄，写下毛泽东与我们一家人以及韶山乡亲们之间的一些往事，既表达对他们的怀念，也是为给后人留下一份纪念。
我和毛泽全相识是在1942年冬，当时他在华野一师二旅供给部任副部长，我在苏中二分区供给部任会计股长，后来二旅与二分区合并，我们便在一起工作了。当时他的姓名是王勋，共同工作一段时间后，经常接触互相有了了解，经分区政委陈时夫、司令员段焕竞从中撮合，我们于1943年春结婚了。当时他只简单说过他原名叫毛泽全，1938年从延安党校毕业，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岩寺兵站当指导员。
1950年部队过江后，23军驻扎在宁波，军后勤部驻章桥镇，我这时已经临产，因为前两个孩子都是在战争年代生产，这次想好好坐个月子调养一下。临产前托人把我妈妈从上海接了过来。
当时我们一家住在章桥一个殷实的老百姓家里。3月26日下午，医生到家里来接生。我妈妈一直守在身边，孩子顺产生下来了。刚生下小孩没两天，毛泽全接到调令，要他即时去南京军区后勤部报到。因23军很快要去打舟山，我们不能留守。在小女儿远平出生的第8天，我们出发随行南京。记得当时我们老少5人加上警卫员、运输员3人连同全部家当，乘坐一辆军用小吉普加一个拖斗从章桥出发，经杭州、上海一路颠簸到达南京华侨路军区招待所。我们俩都分配在南京军区后勤生产部工作，泽全任部长，我任财务科副科长。
1950年春我们调到南京华东军区后勤部工作，王勋经组织批准恢复了原名毛泽全。1950年夏他出差去北京，回来后告诉我，他此次去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主席问他延安分别后到哪里工作去了，怎么一直未听到消息。他告诉主席自己曾改名王勋。主席诙谐地说：好嘛!王字的笔画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个尾巴呢!接着询问了他10余年来工作学习及组成家庭的情况，并向当时在场的陈毅同志介绍“这是我的弟弟毛泽全”，陈司令员笑道：“知道!我们在皖南盐城军部都见过。”1952年，我们又从华东军区调北京总后勤部工作。
1952年“十一”刚过，正值中秋佳节下午，中南海来车接我们一家去见毛主席。泽全和我及远慧、远玲、远平三个女儿一道去的。进了中南海西门车开到一个院内，只见毛主席正坐在一个凉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见我们来，他很高兴地站起来说：“哟!泽全，你还有这么一大家子，好!好!”我们俩赶紧走上前和主席握手，孩子也上前去喊：“伯伯好!”“好、好，娃娃们好。”主席高兴地边答应边招呼：“坐、坐，大家都坐下来。”我见主席这样热情而随和，也就放开情绪不再拘束了。主席问我家庭和工作情况，我说我是1940年在上海参加了学生协会，1941年随一批同学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父亲是教员，已病故，现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在上海工作，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主席连连说：“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他风趣地问我：“你是从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坨子?”见我不好回答，他接着对我俩说：“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主席还关心地问我：“看上去你身体较瘦弱，有什么病?”我说：“没大病，只是常头痛。”主席说：“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痛了。”我感激地答应着。接着他又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远慧说：“我在十一小学三年级，妹妹远玲在五一幼儿园，今天同学知道接我到中南海见毛主席，都要我代问主席好!”毛主席高兴得一个劲儿地笑。谈了一会儿话，叶子龙同志过来说进屋吃饭吧。主席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进了客厅见到主席姨表兄王季范老先生，还有几位从韶山来的乡亲也接到这里来了，其中有主席的老师李漱清，主席幼时的伙伴邹普勋满舅舅(泽全的亲舅舅)。听满舅舅说，老家乡亲们想来的人太多，经主席同意来才接待，不经事先招呼的来也不接待。到北京后主席很热情，给每人制一套毛衣裤、一套料子衣服、一顶鸭舌帽子。满舅舅邹普勋在乡间是个刻石碑文的石匠，一经穿戴起来显得精神多了。吃饭时四菜一汤，都是苦瓜、茄子、辣椒之类，外加了一盆炒鸡蛋。主食是红糙米、小米加青菜做的二米饭。主席吃的很香，还细心地要一旁的秘书同志另放一个碟子说：“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
饭后一起围坐着，主席抽烟，我们吃苹果。五岁的远玲说：“伯伯，我给您跳舞。”主席高兴地说“好!好!”远玲边跳边唱，主席还和着拍轻轻地拍着手。两岁半的小远平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坐在对面的主席。主席笑着指着她说：“你看娃娃这双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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