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国时的钱学森同志（1955年11月5日新华社记者摄）。新华社发 资料图片
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1956年10月6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但是，几年之后，钱学森却“降职”为五院副院长。笔者查阅了有关档案，找到了他任副院长的权威证据——1960年3月26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政干令第221号《刘亚楼等兼任职务》——“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0年3月18日命令：任命刘亚楼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任命王秉璋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免去其该院院长兼一分院院长职务。”
这绝不是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他不信任，或对他任院长期间的工作不满意。恰恰相反，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具体分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等对他是充分信任的。让他担任“副院长”，为了更好地发挥钱学森的科研才能，让他专心致志地领导科研工作。领导数万人的庞大机构，还要组织全国大协作，对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来说，即使有能力胜任，中央也不可能让他把大量精力浪费在繁琐的行政事务之中。毕竟在当时的中国，指挥过千军万马和大兵团作战的人才并不鲜见，但精通导弹的世界顶级科学家仅此一人。
但是，钱学森去世后，全国大小媒体在介绍钱老生平时，“不约而同”地“遗漏”或“回避”了他曾任五院副院长的经历。难道是这一经历不重要而不值一提吗？那段时光正是中国导弹研制事业的收获季节，也是钱学森一生成就的顶峰。在钱学森“降职”后的十年间，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捷报频传，战果辉煌，可见钱学森“降职”并非坏事，无论是我国的火箭、导弹研制事业，还是钱学森个人的作用并未因此受到消极影响。人们没有因为钱学森是副职而忽视他的巨大贡献，他的卓越功勋举国公认，家喻户晓，谁不知钱学森是中国“火箭之父”和“航天之父”？当年五院和七机部的正职反而鲜为人知，也难怪众多媒体会一致“遗漏”钱老的“降职”经历。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学者从政，天经地义。许多学者在勇攀科学高峰之后，不去选择更高的山峰，挟余勇而攀之，而是激流勇退，走上了仕途。时下流行“学者型领导干部”，不少学者舍学业而逐政绩，学术上半途而废，实在可惜。中国从来就不缺官员，而缺学者，尤其是缺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学者，像钱老这样的大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如果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不是英明地让钱老“降职”，而让钱老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不知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会受何影响？钱老曾对温家宝总理建言，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因为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优秀科技人才。像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大科学家是旧中国和外国教育制度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已经60年，却无一人问鼎诺贝尔奖。教育制度改革固然重要，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意识不消除，即使培养出了优秀科技人才，他们弃学业而奔仕途，还是枉然。(魏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