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军政府挂起象征十八省团结一致的十八星军旗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上述简单的梳理，或许可以从历史中看到一些至今依然可能有价值的教训。在这个翻波涌浪的转型时代，宪政已是必由之路，但如何走上这条道路，应当有一些普世法则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一体遵循。
我以为当有下述：认清天下大势，顺势者生，逆势者亡，这是千古不变之定律;改革需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单纯的前者可能导致负面结果，单纯的后者可能导致机会主义，两者都对改革无益;遵循人类伦理的底线规则，例如人道主义;政府在大是大非上应当言而有信，政府无信将导致执政艰难，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是最危险的政府;遵循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正当的规则，应当阻止，并且行动者应当身体力行，以至于“遵循规则，直到受伤”;政治家既要有远见卓识，又要有政治道德，要有真正的担当，当代中国就是一个呼唤大政治家的时代，我们不需要政客;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要理性、平和、中正，且具悲悯情怀与特立独行的风骨;社会大众应当自觉地培养公民精神，而不是在公共事务中不辨是非，打砸抢烧，将公共事务当作狂欢节而沦为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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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降，建立一个以公民生活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一直还是中国人的未竟事业。这一持续的过程，终将会有一个结果。
百年历史的颠沛与迷雾，或许已经给许多国人一些清醒：以制度变迁的方式而论，理智还是情感?和平还是暴力?常常是魂牵梦萦、进退难断的哈姆雷特之间。宪政之路依然是亿兆临深履薄之伟业，绝非几个枭雄擘画颐指的浪漫。因此，从各种角度考察历史，鉴往知来，对于今天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从一种心灵意义上，每个人都并非活在当下，而是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从过去找来路，向未来寻去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君宪还是共和：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颠覆清朝遂成燎原之势。随后的南北议和在列强环伺之下，最终达成。1905年，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口号。此时，他所坚持的所谓共和，也非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共和。在选择中国国体这一头等大事问题上，也没有考虑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年帝制传统的国家。
袁世凯虽然深谙君主立宪适合当时中国改革之需，但是为了一己之私获得大总统的位置，他不惜背弃自己原先的改革思路。以袁世凯的实力，南方革命党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无法与之抗衡。但袁世凯同时对清王室和革命党进行讹诈，最后成功地攫取他梦寐以求的权力。
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实际上不能按照是不是保留皇帝来判定，英国的君主制是披着君主外衣的共和制国家，这是政治学界公认的事实。且君主立宪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缺乏统一宗教信仰的君主制国家而言，也许是走向共和制合适的折衷道路。君主立宪将使宪政制度确立，同时保有国民对国家的凝聚力，这便是虚君共和。而革命党人将是否保留皇帝这一形式性的内容当作了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本质性分野，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皇帝不在了，会不会反而导致更多人想当皇帝这一令人惊惧的后果。最终的选择导致了权力中心的板荡，并且加剧了人们对国体认识的误解。
1915年底的洪宪帝制，1917年的丁巳复辟，都是上述选择错误的结果。前者严复加入筹安会，后者康有为则是背后谋划人之一。张勋认为君宪更适合中国，但认不清形势，且刻舟求剑，假如他能剪辫子入京，且说服溥仪废除跪拜礼等不合共和政体的做法，结果也殊难预料。当然，历史并不能假设。此三人都是君主立宪的坚定拥护者，于当时而言，也是对国体有较深刻认识之人，无奈形势比人强，且不知在新形势下作出恰当的变通，失败岂非必然?
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也是民族国家的悲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少数政治枭雄为了夺取最高权力而使得人民长期处于苦难之中。
和平还是战争：政治谋杀与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眼看大势已去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暗示下，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宋时年32岁。“宋教仁案”揭露后，袁世凯虽百般抵赖，但表面上还是支持特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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