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6日 东北义勇军进击通辽日军
各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的场面
1933年1月16日，延边的抗日义勇军发动了对重镇通辽的进攻，沉重打击了侵略东北的日本侵略军。义勇军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并派出了大批党员干部出关。刘少奇、罗登贤、陈潭秋等先后来到东北，领导满洲省委，组织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从1931-1933年，在东北的一部分抗日爱国军队，如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辽宁的邓铁梅、唐聚五，吉林的王德林、李杜、丁超等，以及各地的许多由农民自发组织的“大刀会”、“红枪会”，都投入了抗日斗争。这些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已发展到30万人。
这些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都曾给日本的侵略行动以相当的打击。如1933年黑龙江义勇军马占山部在北满嫩江桥一带，给日军以很大的打击，延缓了日军迅速占领东北的侵略计划。1932年自卫军李杜、丁超等部在松花江沿岸的抗日斗争，抗日救国军在吉东的活动，唐聚五部在辽宁通化一带的进击，邓铁梅部在凤凰城附近的抵抗，都给日军以很大的威胁和杀伤。总计在1932年一年中，辽吉两省的重要城市被义勇军袭击的达三十余次，单沈阳一处，便被袭击11次，沈阳和哈尔滨的飞机场被义勇军焚毁，抚顺煤矿的发电厂也被义勇军破坏。
但是，这些部队中的许多国民党军官不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且内部矛盾重重。至1933年春签订的《塘沽协定》以后，日军集中力量对付东北义勇军，使义勇军的活动遭到很大困难。抗日义勇军大都溃散，只有一部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坚持战斗，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1964年1月16日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周恩来总理和恩克鲁玛总统
1964年1月16日，中国总理周恩来结束了对加纳的访问，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通过新闻记者，向全世界宣布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加纳，是周恩来出访非洲10国的第五站。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到众多的非洲国家面对面地交流。在1963年底周恩来刚踏上非洲土地的时候，记者问他：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致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室达两个月之久?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14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
就在周恩来前往加纳前夕，加纳发生了恩克鲁玛总统遇刺事件。虽然恩克鲁玛没受伤害，但有人担心加纳政局不稳，不赞成周恩来去加纳。
周恩来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情嘛!”
听到这番话，恩克鲁玛非常感动。见到周恩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
在访问期间，周恩来同加纳总统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15日和恩克鲁玛的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并通过加纳记者向全世界宣布。
八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走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帮助受援国掌握技术;专家待遇一律平等。这八项原则，特别是其中“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方式，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令全世界为之叹服。
1月16号中国和加纳《联合公报》的发表，是绚烂的中非友谊之花中靓丽的一朵。
在对外经援八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先后与许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双边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发展。1963年底以前，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只有12个，到1975年就发展到38个。在中国共产党外交方针的正确指引下，友谊之花在非洲盛开。
(来源：《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
★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提出80年代抓好三件事
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党、政、军干部会议，邓小平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80年代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归还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
★1986年1月16日 胡愈之逝世
胡愈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他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革命文化战士，在新闻出版战线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胡愈之于1896年9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他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时，受到鲁迅先生思想的薰陶。1914年，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1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方杂志》上连续撰写文章，提倡科学和民主。1920年他和郑振铎、沈雁冰一起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他编辑出版的《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他撰写的《五卅运动纪实》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群众革命斗争。1927年，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天，基于对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发表在《商报》上。在实际斗争中，胡愈之的思想、立场逐渐转向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1928年1月，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胡愈之流亡法国，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31年初，在回国途中，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莫斯科，进行了七天的访问，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1933年初，胡愈之应鲁迅的邀请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他努力把国民党当局迫害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就在这一年九月胡愈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把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向海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胡愈之用最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第一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出版大量的革命书刊和知识性读物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不但为发展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文字改革和人民外交事业以及普及教育等方面也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1986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
胡愈之当选为民盟中央代理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