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工作的中央军委，下设一个精干的办事机构，由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牵头的“四人领导小组”负责。本文作者当时是“四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曾亲自处理过周恩来总理批示的不少函件。
本文记载的是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两次“事故”，就是在处理周总理亲自交办的批件中遇到的事情。
“白页报事故”1974年的4月3日，北京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大幅照片。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接到当日的《解放军报》后，发现有8张报纸的二、三版是白页，一个字也没印上。他们便将这8张报纸寄给了党中央，并写了一封信，对《解放军报》发生的问题表示强烈不满。
周总理看了这封群众来信后立即做出批示:“要查清事故的性质和责任。”而江青却批示:“查清这起严重的政治事故。”那时，中央领导的批办件(包括江青的)都是先批给军委六人小组，再转我们。
对中央和军委领导的批办件，我们一般的处理原则是:先派工作人员去发生问题的单位搞调查，然后向我们四人领导小组口头汇报。集体研究形成基本共识后，由胡炜作指示，决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初期阶段，我们牵头人一般不去现场。
但对于周总理的这个批办件，我们格外重视，认为信中反映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胡炜同志要求我同他一起亲自到现场。
于是，接到批办件的第二天(4月14日)，我们便来到《解放军报》印刷厂。工厂里条件比较差，隆隆作响的轮转机噪音很大，纸屑弥漫在空气中，油墨很呛人。54岁的胡炜全然不顾这些。他来回在印刷车间巡查，仔细查看了印报的全过程，并和当班工人、车间领导谈了话，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
回到办公室，胡炜认为要彻底查清问题，必须依靠《解放军报》自己的力量。于是，4月16日，我向《解放军报》党委及印刷厂党委传达了两个批示，并同报社党委研究成立了调查组，以军报为主，我们派人配合调查。
“周总理对调查很满意”
为了切实弄清事情真相，胡炜要求我和工作人员，在调查中一定实事求是，不要被“严重政治事故”几个字束缚住，不要先入为主搞调查。要深入印刷厂，让当班工人认真回忆印报经过。
遵照胡炜同志的指示，我又带领工作人员，到人民日报印刷厂走访了老工人，请教了相关技术细节和操作程序。
最后，在反复听取汇报、反复研究之后，我们认定:这件事不是政治事故，而是责任事故，是当班工人在印刷机高速运转时，按操作程序往外掐报时漏掐了一沓，从而让这8份白页报夹在好报纸中，流出了印刷厂，通过邮局又投递到了读者手中。
《解放军报》党委同意我们的调查结论，并写了报告。
报告送到周总理那里后，叶副主席向我们转达来自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周总理对你们的调查很满意。”
“重影事故”
1974年5月19日，《解放军报》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当天报纸头版登载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二版与毛主席照片相对应的位置，登了起义将领卢汉逝世的遗照。透着光从二版看头版，二版上印的遗像黑框正好套在毛主席那张照片上。看到这样的报纸，部队有人给周总理写信，认为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
周总理和叶副主席，还有江青，作出批示让我们调查。
当时，我们称这次事故为“重影事故”。
这件事再一次震动了报社，社领导和有关当事人压力很大，认为将有大祸临头。
为了落实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批示，胡炜同志让我又一次带着工作人员司增山来到军报。我们协同报社领导，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分析原因，并组织专门调查组进行详细调查。
我们调查了当日的版面责编、总编室负责编排的同志和看大样的报社领导，发现每版的责编只管本版的事，不大考虑本版和其他版面的关联。由于这样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负责编排和看大样的同志，也没有注意到重影的事。这应该说是工作中的疏漏。
调查结束后，胡炜和我研究后一致认为，这起事故和前不久发生的“白页报事故”，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报社制度废弛、纪律松懈的情况下出现的责任事故，没有什么政治性因素。便让司增山同志把“白页报事故”和“重影事故”合在一起，实事求是地起草一份《调查报告》。
为“事故”定性的曲折
我们四人领导成员分头审阅《调查报告》草稿时，另一名成员认为:江青同志很了解军报的情况，她在“批示”中已经把军报的事故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故”，我们的调查报告应当按江青“批示”的口径去写。
考虑到这位成员当时的特殊身份(他当时是钓鱼台“中央7人小组”领导下的一个小班子的负责人)，胡炜同志把他从钓鱼台请过来，由胡炜和我一块儿向他详细介绍了调查经过。胡炜反复向他说明:周总理的批示很客观，我们的调查工作就是严格按照周总理的思路进行的。通过调查，“白页报事故”的确是责任事故，我们同军报领导和相关人员交换意见时，大家都能接受这个调查结论。如果定为“政治事故”或“严重的政治事故”，一旦中央领导同意了我们的调查结论，军报领导及一些工作人员就可能遭批判、受处分。
至于“重影事故”，胡炜同志直率地告诉这位成员:严格地讲，这件事连“事故”也不应当算。因为报纸的夜班编辑各管一块版，从不过问其他版面的情况。整张报纸印出来后，看报人用“透视”的方式看一、二版。如果不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看报，谁能看出军报当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因此，不宜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听了胡炜介绍情况后，这位成员不再坚持要按江青的“批示”修改《调查报告》，但表示要“保留意见”。于是，我们就没有大改这份《调查报告》，定稿后便上报周总理、叶副主席、江青及军委六人小组。
31年后寻找“高个子”
那一年，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批示所作的调查、所下的结论，经住了时间的检验，31年后竟得到了《解放军报》当事人的夸赞。周总理在天堂听到这个消息，一定非常的欣慰。作为周总理临时指派的工作人员，我们没有为周总理抹黑，没有为周总理添乱，我们也很欣慰。
事情是这样的:2005年8月24日，《解放军报》当年的值班编辑郑宗群同志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军报版面上的一起离奇“事件”》的文章。在文章中，郑宗群写道:1974年5月19日，“军报发行后，竟出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只要对着光源从二版‘透视’背面的一版，便可看到卢汉先生遗像的黑框正好套落在一版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上。”这件事，军委办事组(郑文误写，应为军委办公厅)派人进行了调查，但“后来没被‘追究’，我们几个上夜班的新老编辑，都感到是‘不了了之’的结局，我也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
郑宗群还写道:军委办事组那位“40岁上下、高个子”的调查人员，临走时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郑在文章中流露了对军委办公厅调查人员的感激之情。
看到这篇文章，胡炜的夫人给我打电话，让我转告文章中提到的那个“高个子”，说军报表扬他了。并问“高个子”是哪一位? 当时，负责到军报跑情况的只有两个人，都是高个子，我也记不清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了，便给谷炳喜同志(原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打电话，问是不是他。年已64岁的谷炳喜同志接完我的电话，找到军报认真阅读后，思考了一夜，第二天给我回电话说:“我当时穿空军服装，年仅33岁，不是我，应当是司增山同志。”
我几经周折，找到司增山同志(原军委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把情况做了进一步核实。司增山同志对这件事印象很深。他说:郑宗群同志在文章中叙述“高个子”的调查过程、举止言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那一年，胡炜老首长和你多次指示我们:下基层搞调查，一定要做到尽量了解全过程，看本质不要看现象，做结论要实事求是。另外，小班子还规定，下去搞调查不准表态。因此我调查这件事时，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我从不给当事人施加压力，怕他太紧张出意外。回到办公地给你们汇报后，胡炜老首长认为没什么大事，不能定政治事件。这样，震动军报的“重大事故”才没有被“追究”，郑宗群同志才躲过了一“劫”。
38年逝去的光阴，忘记的是痛苦，不忘的是幸福。为周总理办事，对我来说是一生难得的幸福。再次回忆那幸福的时光，倍感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