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80年代，作为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陶凤英回到家乡当上了乡村教师。
连接县教学点的山路，有“十二弯”之称。偏远的教点，陡峭的山路，在当地这么形容：上山能碰到鼻梁。
那是陶凤英从教生涯的第一个教学点，当“前任”告诉她该教点有十多个孩子、两三个年级，她甚感欣慰。
谁知新学期开学，孩子们却不见来报到。陶凤英上门问原因，多数家长板着脸回答：“家里农活正忙呢，孩子哪有空读书！再说了，读了书也不还是山里娃！”陶凤英无奈默默退了回来。
家长“上一天学不如做一天工”的观念，深深刺痛了陶凤英。任凭她上东家下西家地做家访，却仍是收效甚微。如果家长是这般认知，怎么能教孩子有更远的见识？陶凤英在犹疑，也在思考。
寂静的深山，纯朴的瑶民，大瑶山养育着世代瑶胞，却也阻隔着外界的信息，形成了山里人不重视教育的现状。深知知识重要的陶凤英思考再三，打算从家长的意识着手，挨家挨户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
为了让家长们放心，陶凤英向乡亲们承诺：“把娃给我，我会把他们教好！”
就这样，她把一个个适龄孩子带进了学校。
这个承诺，说给家长听，也是在勉励自己。为了孩子们，在茫茫大瑶山的零星教学点，她一守就是35个年头。
山里的教学条件相对艰苦。课桌椅坏了，门窗破洞了，校舍的墙该修了……艰苦的条件，阻挡不了陶凤英的教学热情。
所幸，陶凤英执着的驻守，打动了当地青年人莫运斌的心，两人喜结连理。
结婚之前，陶凤英就有约在先：“我爱学校和学生，你是教师的丈夫，你要和我一起爱学校和学生。”勤恳忠实的丈夫点了点头。
从此，修缮校舍的任务落在了陶凤英丈夫的身上。
运沙子、水泥，给校舍刷墙壁、铺地板……一个暑假里，莫运斌放下地里的农活，同陶凤英一起动手修缮校舍。最终，学校修缮工作顺利地通过了上级验收。
当学生要用餐，没有厨房和厨具，陶凤英把学生的心声告诉丈夫，莫运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第二天，他挑着建房、建灶所需的工具，找来用木板，修理床铺、建好厨房、橱柜、切菜桌，安装好水电，修好教室门窗、课桌椅。
陶凤英在背后夸他：“这是一个什么事都难不倒的男人。”莫运斌却称：“她能处处为山里的孩子着想，我必须支持她！”
在家长眼里，陶凤英是值得信任的老师；在学生眼里，她是可亲可爱的“妈妈老师”。
大山巍巍，长路迢迢。因为出色的教育工作表现，陶凤英曾有多次机会可以调到山外学校工作，但她始终没有动摇，选择了留下来。
35年中，她经历过近十次调动，“从这个山头调到那个山头”。
无论在哪个教学点工作，陶凤英总是既当老师，又当管理员，既当炊事员，又当保姆。
她利用休息时间上山砍柴，帮学生煮饭、炒菜，给学前班儿童喂饭。学生指甲长了，她帮忙修剪整齐；学生头发散了，她帮着梳理整洁；她还教学生认真洗手，养成讲卫生的习惯。
春夏时节，暴雨频繁。为了学生上学、放学的路途安全，陶凤英将学生一个个背着渡过小溪。
有一次，当陶凤英把学生安全背到对岸，往回走的途中，差点被洪水卷走，幸好溪边有一根小树救了她。
教学点交通闭塞，上街买米、书本、教学用具，全靠步行肩挑。小路荆棘丛生，往返一趟要16个小时。陶凤英常常早上点着火把出门，买好东西再返回，一直到晚上月亮露出才踏进校门。
住在贫瘠、黄毛草岭上，“清水贵如油”。瑶胞们要到1里以外的山下挑水，来回至少要一个小时。身高不足1.5米的陶凤英，就这样背着沉重的水桶上山下山，往返了三十多年。
原先，教学点的校舍是用黄泥垒成的，竹片织的门、竹篾扭成的锁，屋面盖着破烂不堪长有青苔的木皮。下雨时，办公室、卧室都会漏雨。
尽管环境艰苦，陶凤英还是用无私的爱心呵护着孩子们，想办法为孩子寻找生活和学习的乐趣。晴天里，她会带着孩子们上山砍柴、采野果、找竹笋、寻青藤。
春去秋来，由于组织的需要，每当陶凤英从一个教学点调离到另一个教学点时，学生们都是依依不舍，含泪送了一程又一程，他们深情呼唤着：“‘妈妈老师’要回来呵……”
35年来，数不清有多少个孩子长大走出大瑶山，走进更广阔的世界，但陶凤英依旧默默坚守在大山深处，信守着最初的承诺，坚守对教育事业的那片初心。
要说一诺值千金，巍巍大瑶山最能见证。为了让山里娃不辍学，她足迹踏遍山路台阶；为了让校舍不透风不漏雨，她双手撑起一片天；为了让学生走出大山，她俯身作路，甘为人梯。向她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