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周年。第一个十年，在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双重利好之下，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GDP总量逐赶超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个十年，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全球化面临调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约束，曾经的驱动力转变为未来增长的阻力，增速逐步放缓。挖掘中国经济新动能成为新议题。
自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二战后的全球化已经结束了”已有高度共识。政治意志似乎是每个阶段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因素，但从500年全球化历史来看，技术和创新才是塑造全球化的终极力量。它不仅划定了贸易的边界，而且还影响着利益的分配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历史终结论颇有市场，但一再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规律和技术演化的方向来看，服务业或将整体上从“不可贸易部门”转变为“可贸易部门”，其在提升制造业比较优势当中也将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中国在服务业上的比较劣势是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的未能充分发挥的重要解释，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制造“走出去”难题上。笔者认为，从中国制造崛起的逻辑上看，服务业开放的滞后是中国服务业比较劣势的一个重要解释，尤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自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简称“金融开放11条”）以来，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显著加快，这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都有直接意义。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在发表于1940年的《经济发展的条件》一书中，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 Clark）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大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它们分别对应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这是供给侧的技术进步和需求侧消费偏好升级的自然结果（张斌，2021）。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早在1973就极具预见性地阐述了“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概念，并列举了其具体表现：（1）经济方面，从商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2）职业上专业和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3）理论知识是社会变革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显著提升；（5）智能技术在制定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制造业的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工业时代。由于知识和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非熟练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会更加凸显，分配和公平问题将成为长期难题。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转型实践基本符合贝尔的论述。
从国际经验看，从制造向服务转型的拐点集中在人均GDP为8,000-9,000国际元所在的年份（图1）。以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行为标志，20世纪50年代末，加拿大、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向服务业转型。东亚经济体中，日本的拐点出现在1970年，韩国出现在1992年。中国的拐点大约出现在2011年，当年中国人均GDP为9,700元。截止到2019年底，服务业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达到了63.5%，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为47.1%。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服务业就业占比偏低，这与因为农业就业占比明显偏高相对应。
图1：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制造业服务化（Servicificationof manufacturing）
概念在帮助人们理解某些现象的同时，也在掩盖另一些现象。某种意义上，三大产业是一组相对过时的经济学概念，因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已经深度融合。大量传统的制造型企业也生产服务，一些公司还可能决定专注于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因为，根据“微笑曲线”，上游专利技术和下游的品牌等环节的附加值都高于中游的制造。一个著名的例子是IBM，它已经迅速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彻底改变了商业模式，这是其能够保持在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在IBM的总销售额中，服务的份额约为60%。类似的案例还有传统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它正在转型成为汽车服务商。随着数字时代的加速推进，制造与服务的融合还将进一步深化。这就是21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制造服务化”的趋势。
制造服务化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将越来越依赖于服务，既可能是制成品的中间投入，也可能是生产活动顺利开展的必要组成部分，还有可能作为与商品捆绑销售的产出。制造业企业内部的这种服务增加了产业分类统计上的难度。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基于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制造业内部与服务活动相关的岗位情况。Miroudot et al.（2017）分析了OECD国家的数据，发现制造企业中约有25%到60%的就业岗位属于服务支持职能部门，如研发（R&D）、工程、运输、物流、分销、营销、销售、售后服务、IT、管理和后台支持等。
分行业而言，化学制品和汽车等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38.4%。焦炭和石油的价格较低(25.9%)，但几乎所有行业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都在30%以上。在服务业增加值中，分销环节占比三分之一左右，与商业服务(包括电信、计算机服务、专业服务、研发、咨询、广告和营销、技术测试以及环境服务)相当。另外三分之一分为交通、金融和其他服务(这一类别包括建筑、酒店和餐厅、政府服务、卫生和教育、娱乐和视听服务)。当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基本特征是：（1）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制造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岗位的占比越高；（2）在纺织和服装、木材或非金属矿物等传统低技术制造业部门中，核心制造岗位的就业占比较大，ICT等高科技产业拥有更多的配套服务。
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典型事实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这也是城市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现象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发展有关。所以，卡斯特尔（M. Castells）在三卷本《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提出，信息时代的产业划分应该是农业、工业生产与服务业生产。经济学界之所以常常忽视产品生产和服务生产之间的区别，部分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长期无视它们的异质性，遑论服务业内部的区别。
所以，当我们在借用一些概念或理论来表达某一事实的时候，也需要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是随着“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变化而显现出来。在数字经济时代，服务的价值将有更充分的体现。服务业很可能不再被视为低生产率的行业。服务是商业社会生态系统和制造体系的重要构成，与客户、合作伙伴和承包商的合作是创新和生产力的关键。此外，服务还将成为全球价值链网络扩展的推动者，既作为一种“产品”或“中间品”参与交易，也是生产活动的重要辅助。
服务业全球化
经济数据的一个巨大的反差是：在服务业占各国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的提升却显著滞后。截止到2019年，在OCED国家当中,服务业占GDP的约75%和就业的80%左右，但在贸易中，服务贸易的份额仅为15%。就全球而言，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仅为13.5%。无论是从全球还是分各国的出口当中，服务的占比也显著偏低，OECD为26.7%，全球为23.5%。以2017年数据为例，在主要经济体当中，英国的服务业出口占比为45%，美国为34%，中国不足10%（图2）。另一个反差是，中国是最大的贸易盈余国，但同时存在规模不小的服务业逆差，美国是最大的贸易赤字国，但却有着可观的服务贸易盈余。如果向服务经济的转型的同时，服务业全球化的趋势也得以加强，那么制造业时代的比较优势的对比将得到扭转。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CEIC，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服务业的“不可贸易性”部分属实，但这种反差也是一种统计上的错觉。如果将制造业当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单独核算，全球贸易当中服务的贡献已经达到三分之二。Miroudot et al.（2017）基于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出口中体现的服务增值份额和制造业企业内服务活动的份额有所增加。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相对于GDP的规模显著收缩，但制造业当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却在提升，尤其是来自海外的服务。这一方面说明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国际收支账户中的服务贸易占比低估了真实的服务贸易规模。综合而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服务投入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为37%，如果再考虑制造企业内部（in-house）的服务，这一比例将达到52%。综合而言，服务业在贸易中的真实比重约为三分之二。
服务业贸易的增长空间仍然广阔。一方面，服务业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高于制造业。如果信息安全、数字税等问题未来能够在多边框架下达成共识，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的实施会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当然，这一进程的推进速度难言乐观。另一方面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将大大拓展可贸易品的边界，增强服务的可贸易属性。
ICT革命中的三大定律（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仍在沿“S”曲线上行，信息流动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生产可能性边界会进一步外扩。逻辑上，这意味着全球分工将进一步细化；由于全球“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出现，未来外包的目的地很可能还将继续向印度、非洲这些劳动充裕国家或地区延伸。服务业价值链分工格局很可能与地缘约束下的制造业分工的“三足鼎立”格局（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价值链；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价值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价值链）有所差异。服务业的分工更有可能是全球分工。
全球化正迎来“第三次解绑”（3.0时代），新一代人工智能（AI）、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等技术将使人口的流动不再受到空间的约束，面对面交流的成本将大幅下降，曾经不易流通的服务也将变得可流通。服务贸易可行性边界的提升很可能扭转当前的国际收支格局，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最为显著。反之，中国的比较劣势也较为显著。
是否拥有比较优势，可是从贸易收支做判断。中国是世界出口第一大国，却是服务贸易弱势国家，服务占出口的比重不足1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西方国家。加入WTO以来，中国虽然一直保持贸易顺差，但服务贸易却多处于逆差状态（图3）。其中，旅行服务、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和保险是逆差的主要来源。反观美国，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虽然一直是贸易逆差，但服务贸易却始终保持顺差，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也是如此。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如果说中国制造业是在开放中崛起的，那么服务业就是在压抑和限制中落后的。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确实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人的需求层次的演进有关，没有需求就很难有发展的空间，但这也只能解释内需中服务业占比偏低的现象，而不能解释出口中为什么服务业也偏低。基于中国制造崛起的逻辑，如果服务业开放程度更高，会有更多的服务业FDI流入中国，服务业在出口中的比重也会提高。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初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政策着力点都是工业化，服务业开放的步伐更为迟缓，FDI限制程度高，其结果就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在资本项目中，中国对直接投资的开放起步最早，但从FDI限制指数来看，虽然2015年以来持续下降，但中国FDI限制指数不仅高于美国或OECD平均水平，也高于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分行业来看，主要是因为服务业FDI的限制偏高（表1）。服务业当中又以运输、媒体、通信、金融和法律等行业为主。以金融业为例，截止到2019年，金融业整体限制指数为0.24，远超OECD的0.03和美国的0.02。这导致中国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远超金融业FDI占比。2015年，金融总产值占比升至8%以上，但金融业FDI占比直到2010年才突破1%。国际经验一致表明，降低市场准入会促进FDI流入（艾肯格林等，2015年），提升贸易规模。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对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是重要约束。
表1：中国FDI限制指数及对比（2019年）
数据来源：OEC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2013年上海自贸区试点金融服务业开放后，金融业FDI占比开始提升。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以来，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步伐明显提速，现已取消银行、证券和保险交易（包括再保险）以及资产管理的合资要求和外国股比限制。在2020年底初步达成意向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中（尚未生效），中国承诺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化，不仅向欧盟投资者继续开放金融服务业，还将扩大在卫生、电信/云服务、计算机服务、海上运输、航空运输和商业服务等领域的开放。与此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是带有投资协定的伙伴关系协定，缔约方同意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不得歧视外国投资者。2021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义重大。
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将资源集中到优势领域。中国企业没有充分利用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来协助其全球化战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本土机构的国际化服务能力偏弱，国外机构收费又比较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为了节省成本而不得不放弃中介服务。由于经验不足和未能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项目失败的概率也大大提高（Hui Yao Wang and Lu Miao，2019）。
如果中国想要持续对外输出资本，在没有取得一定的金融话语权的情况下，纯粹出于政治考虑，经济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至少从英国和美国的情况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英镑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资本与权力相互依附，金融服务业开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艾肯格林、铂金斯、沈宽浩：《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张斌：《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
Hui Yao Wang and Lu Miao，2019.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Julien Chaisse,2019. China’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rategy: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Law and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roudot, S. andC. Cadestin， 2017。Servic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From Inputs to Value-Creating Activitie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 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