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中国及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对中国历史有着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影响，对于东亚历史也有极为关键的影响。具体而言，从秦朝诞生以来至近代西方文明侵入前，秦朝创建的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对东亚国家的形成、国家治理、发展道路选择有着根本性影响。如果不能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次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至为重要的政治大事件有足够认知，必然无法正确认知中国政治制度乃至中华文明，无法对中国史乃至东亚史作出准确判断。
秦始皇统一中国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狭义指的是秦始皇军事统一中国的过程，包括武力统一六国和反击匈奴、统一西南夷与越族等族群的过程。广义指的是秦始皇通过军事、政治、行政、文化等手段统一中国的过程。本文采用第二个定义。理由是，军事手段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最突出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还应包括政治与行政手段，如推广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等；文化手段，如统一文字和思想等。最终，秦始皇实现了包括军事统一、政治统一、社会统一、文字和思想统一等在内的空前的国家统一，开创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了一个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
（一）军事统一
秦始皇军事统一中国的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秦统一六国。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齐国，实现中国核心地区统一。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虽残酷，发生过多起大规模战争，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但因秦国制度更为先进、实力更强、地理上有优势，再加上秦始皇乃雄心勃勃的雄主，策略得当，总体还算顺利。
首先被灭掉的是韩国，时间是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史记》记载：“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第二个被灭掉的是赵国，时间是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史记》记载：“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 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第三个被灭掉的是魏国，时间是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史记》记载：“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第四个被灭掉的是楚国，时间是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史记》记载：“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第五个被灭掉的是燕国，时间是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史记》记载：“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此时赵国残余 抵抗势力也被肃清。第六个被灭掉的是齐国，时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史记》记载：“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至此，秦国实现“初并天下”的目标。秦始皇军事统一中国第一阶段目标完成。
第二阶段，秦反击或统一周边少数族群，扩大中国疆域。时间主要是从公元前221年至秦始皇去世的公元前210年。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西北方向，反击匈奴。公元前215年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两次派蒙恬反击匈奴，最终夺回河南和九原一带的地方，设立九原郡，并修长城以防御匈奴。《史记》记载：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第二，正南方向，征服南越。从公元前214年开始，相继派屠睢、赵佗等将领领兵进攻南方越人，经过艰苦战争后，设立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史记》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淮南子》记载：秦始皇“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第三，东南方向，统一东越、闽越。在大将王翦领兵灭掉楚国后，秦始皇命其征服楚国周边的东越、闽越。《史记》记载：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王翦“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最终的结果是，“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第四，西南方向，经营西南夷。嬴政继秦国君主位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在西南经营多年。美国历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称：“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西南少数族群居住地设置政府机构进行管理，并修筑“五尺道”。司马迁称“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通过四个方向的用兵和经营，包括设置郡县、政府机构、修路、移民等行为，秦始皇大大拓宽中国疆域，使中国疆域达到空前规模。
（二）政治统一和秦朝国家体制的建立
秦始皇在完成第一阶段军事统一后，很快就在秦国政权体系基础上进行制度建设，打造新国家形态。这个过程既是政治统一过程，又是秦朝国家体制建立过程。这些制度建设最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创立皇帝制度。《史记》记载，统一六国后，秦王政决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皇帝之“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他自己“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皇帝制度不单单是称号变化，更重要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集权的大发展。皇帝制度是在人间树立了原来存在于天上的“帝”的权威，有点神化的味道，但在当时有利于维护政治统一。皇帝制度是秦朝国家体制的轴心。皇帝制度的确立，是秦朝国家形态确立的关键一步。
第二，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史记》记载，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秦史专家林剑鸣认为：“统一后，秦王朝将原在秦国范围内实行的一套地方政权组织，推广到全国，即建立郡、县、 乡、亭四级行政组织”，秦郡最多时有46个之多。郡县制有效地保证了中央集权，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史学大家钱穆指出：“至秦汉以来的郡县政治，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个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郡县制的确立，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由政府实施直接统治的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最早的。在西方世界，这是它们只有在现代国家阶段才取得的成就。
第三，构建了一整套有效的官僚体系，包括建立中央层面的三公九卿制度等。“三公”包括丞相、太尉和御使大夫。丞相，相当于政府首长，乃百官之长。太尉主管军事。御使大夫主管监察。“三公”中丞相为最贵，其他两人分割丞相的重要权限，形成对其的有效制约。三公之下设“九卿”。据林剑鸣研究，“九卿”实际之数不止于九，包括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主爵中尉等。秦朝这一整套包括中央和地方官制在内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不仅高度分工，而且十分合理，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僚制，在秦朝国家形态和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骨架性作用，也奠定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的基础。
（三）社会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前，诸侯国各自为政，“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社会各方面都缺乏统一标准，货币也不相同，民众生活和交流受到影响，同时也加剧了国家分裂。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在货币方面，大刀阔斧改革，废除六国旧有货币，统一使用秦朝新货币，实现币制统一，国家掌握铸币权和发行权。据林剑鸣研究，秦始皇采取大量措施实现币制统一，包括整顿秦的旧有币制，“废除原在秦以外通行的六国刀、布、蚁鼻钱以及郢爰等，一律使用新规定的货币”，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币制统一后，克服了过去使用、换算上的困难，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而秦代圆钱的形式，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到了现代才被淘汰”。此外，秦始皇还通过修筑驰道、直道、“五尺道”，拆除壁垒关塞，移民实边等手段，维持和加强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促进了社会统一。秦始皇这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可遵循的统一标准，有利于形塑中国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极大地巩固了国家统一。
（四）文字和思想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全国文字和思想也不统一。一是存在“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阻扰施政的开展，同时妨碍民众的交流。二是诸子百家学说流行，地方主义兴盛，缺乏主导型的思想，社会缺乏共识，国家潜伏分裂危机。秦朝大臣李斯如此描述：“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这种局面既是国家分裂的结果，也是国家统一和国家治理的障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使得国家有了统一的官方文字。统一文字后，秦始皇又统一思想，“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焚书坑儒”自然不值得提倡，但一个成熟国家需要有统一的文字，也就是当代人所谓的官方语言，也需要有主导性的社会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否则必将四分五裂。秦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作用，一向为后世称道。历史学者张岂之认为，秦始皇统一汉字“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保证”，“有效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畅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形态，也可称为国家形式或国家类型，指的是国家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包括国家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涵盖政体、政治制度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经济制度、阶级阶层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内容。国家形态的核心是权力关系，包括政权内部权力结构，以及政权和社会的权力结构。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国家形态并不那么多。一种强大有效先进的国家形态出现后，往往会被本民族继承，多数时候还会传播到其他地区。
目前学界公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产生的是一个新国家。那么，新国家的国家形态是什么？这是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必须首先回答的根本问题。当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五类。
第一类，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秦始皇创建的是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清一色是用“封建国家”。最早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的是历史学者郭沫若。郭沫若认为西周是奴隶制社会，东周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秦朝是封建制。政治学者白钢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国封建社会大约延续了两千一百年之久。历史学者安作璋认为“秦始皇灭诸侯，置郡县，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历史学者谢维扬用早期国家——成熟的国家来解释夏商周时期的国家和秦朝的国家，认为秦朝的建立是先秦时期以中原王朝和国家为主体的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顶峰，将秦朝定性为成熟国家，是比周更高级的新的专制主义的国家形态，同时也是“一个确切无误的高度专制主义的帝国”。历史学者周苏平认为：“中国古代的宗族城市国家在西周时期达到鼎盛，此后即由盛转衰，走向灭亡。这一历史进程始于春秋，历经战国，以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作为终结。”他将秦朝视为“封建专制国家”。以上论者背后的基本理论支撑是斯大林钦定的社会演进规律，也就是认为人类将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秦朝对应的是封建社会。这种观点引发了相当多的质疑。张金光指出：“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未提出如‘五种生产方式’那样明确的阶段性理论模式。……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最为典型，尽管是群儒舌战，热闹非凡，但争来争去，只不过是在既定的框框中捉迷藏而已，仍不出‘五种生产方式’说之窝臼”。赵鼎新表示：“为了将中国历史套进一度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将秦国一统天下之后所建立的 农业帝国体制曲解为封建制度”。
第二类，对新国家性质的价值判断比较中性的一派。他们认为秦始皇建立的是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成熟国家。如前文提及，何炳棣认为“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这里用的是“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没有用封建主义或是封建社会作为定语。何炳棣在系统研究商周社会后得出结论：“商周社会绝不是奴隶社会，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从未曾有过奴隶社会的阶段”。他否认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演进的对照性，因此不可能使用“封建主义”来定性秦朝。如前文提及，卜宪群等学者在描述秦朝时用的是“完善的官僚行政体制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基本模式”。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路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并指出“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于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严耕望认为战国时期中国“由贵族世官之封建国家过渡到官僚组成的集权国家”。可见他认为战国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秦朝更不可能是封建制。哲学学者何怀宏将先秦中国视为世袭社会，而将秦朝及此后的传统中国视为选举社会。他认为秦朝到清朝这段时期社会特征没有改变，这其中包括君主集权制、官僚制、社会等级制、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的融合，其中政治上的官僚制和社会的等级制对选举社会的确立至关重要。
第三类，用现代国家、现代制度来描述秦朝制度。这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如前文引述，他认为秦朝诞生的是“拥有韦伯式现代特征的中央集权国家”，是“现代国家”。他还说秦朝用“现代政治制度”打败所有竞争对手。他出乎意外地用了与“传统国家”对应的“现代国家”，与“传统政治制度”对应的“现代政治制度”来描述秦朝。尽管福山认为秦朝制度并不完美，有实施暴虐统治的风险，但仍坚信认为秦朝制度是现代的。许田波表示：“要论国家和统治者的区别，官职与官员的分离，根据客观和贤能标准来选拔和晋升官员的科层制，公开颁布的法律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公平性，人口的调查和登记，中央岁入与支出的预算，统计与报告的汇集，直接统治的能力，以及其他行政技术，中国均先于欧洲两千年就发展起来了。”许田波所言都是现代国家基本制度第四类，官社经济体制模式。张金光在《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研究》一书中提出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理论。他提出“关于构建中国历史社会经济形态学理论新坐标体系的设想：国家权力中心论和中国地权本体论两个范畴、概念”，强调“在以国家权力为轴心运转的中国历史境域中，所构成之中国社会总为一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并可依国家权力本身之发展线索将这一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划分为递进而相续的若干阶段”。这里他提出极为重要的“依国家权力本身之发展线索”将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进行阶段划分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他将周一清间社会形态划分为四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汉初）、半官社时代（汉—唐）、“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官社时代对应的是官社经济体制模式。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基础“为普遍土地国有制及其普遍国家份地授田制”；组织形式“首要特点，简言之，可谓‘政社合一’，详言之，实是以国家基层行政为统绪，以农为本，包括农业社会生产、军事以及社会、经济、精神文化生活等在内的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同国家政治行政的一体化，其基本框架结构，乃是以政府行政系统进行编民、编农甚至于编军，在这个‘合一’体中，‘政’是筋骨，是统绪，是绳贯，是支配一切、统帅一切的”。他用官社经济体制描述秦朝，实为重大独创之举第五类，用所谓的帝国（empire）或天下帝国概念来解释。
帝国概念不是中国的概念，是西方的概念。在西方人的国家谱系里，帝国是与民族国家、城邦国家相对应的概念。在西方历史中，民族国家是在帝国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近代以来，相当多中外学人用帝国来描述秦朝。外国学者基本都用帝国描述秦至清的中国，对秦则直呼秦帝国。哈佛中国史秦汉部分书名是《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写了《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单从书名都可以知道他们对秦朝的帝国定性。剑桥中国史秦汉部分，提到秦朝时都是用秦帝国。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中国从先秦到秦，经历从古老王国到中央集权国家再到帝国的演变。在他眼里，秦朝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同时又是帝国。美国汉学家陆威仪认为是暴力推动战国时期中国由城市国家转向普世性的、专制的领土国家，最后转变为帝国。他视秦朝为帝国。宫崎市定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从春秋的都市国家到战国的领土国家再到秦汉帝国的转变，东洋和西洋的古代史几乎是平行向前发展的。很多中国学人也跟着使用帝国来形容秦至清朝中国，称秦朝为“帝国”。秦帝国、大秦帝国已经蔚然成为流行概念。如，杨宽称秦“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创立统一的大帝国”。许倬云认为：“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就进入了帝国阶段。所谓帝国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个国内只有一个皇帝，国家是统一的；第二，对于四邻而言，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绝对是主控力量。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帝国就是天下帝国。”他用的是“天下帝国”概念。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概念。历史学者何兹全认为西周春秋是城邦国家，但中国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中国的城邦国家是从一开始就有上下统属关系，战国则是领土国家，秦朝则是帝国。历史学者王震中认为“夏代之前的龙山时代的国家，是单一制的邦国，属于早期国家，也可称为初始国家或原始国家；夏商周三代属于多元一体的、以王国为‘国上之国’的‘复合制国家’体系，是发展了的国家；秦汉以后的国家则属于更加发展了的成熟国家，是一种郡县制下中央集权的结构稳定的国家形态，是帝国体系”。总之，秦帝国成了普遍使用的概念，但背后的道理值得反省。
（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建的是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具有相当多的现代元素
首先，从国家性质来看。马克思主义学者用生产关系和阶级属性来划分国家，将国家分为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根据以上研究可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建的国家不是封建制国家，更不是奴隶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分类法对它不适用。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分类，正常的政体有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秦朝可归为君主制国家，但它又不单单是君主制，它还有极为标志性的特征——官僚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用官僚君主制形容中国的朝代政治，非常到位。这个概念也适用秦朝。该概念突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君主制，也就是皇帝制度，属于特殊的君主制。一个是官僚制。发达的官僚制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的最突出特质。因此，可以认为秦朝是世俗型官僚君主制国家，或者说世俗型君主官僚制国家
其次，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来看。西周东周实行的是封建制，乃天子诸侯国模式，最大特色在于权力分散。柳宗元指出：“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随着周朝衰落，周天子无法驾驭诸侯，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封建诸侯国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权力越来越倾向于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内部权力结构不断朝着中央集权国家演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封建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越来越倾向于中央。因此，秦朝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实行郡县制的君主官僚制国家。
再次，从传统国家-现代国家角度来看。关于现代国家，孔飞力说过：“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是由什么造成的？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段话有振聋发聩之效。按照福山的观点，秦朝政治制度具有足够的现代性。虽然它产生于遥远的公元前221年，但却是一个拥有韦伯特征的现代国家。仔细分析起来，福山主要是从秦朝政治和行政制度、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等方面而言的。比照当今世上发达国家的政治与行政制度、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秦朝和它们相比并无本质性区别。秦朝制度包含平等的机会、竞争、功绩制、专业化、职业化、非人格化等要素，这些都是现代官僚制的重要内涵。因此，秦朝国家制度具有相当多现代元素。
第四，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概念。参照这个概念，可以看到秦朝乃一个国家和社会合一的国家。秦朝甚至在乡亭一级设立管理机构，国家控制直达乡里。历史学者孟祥才指出：“秦统一全国后，普遍实行以县统乡、以乡统里的地方基层制度”，秦汉时期“县以下的乡、亭、里等，乃是当时最基层的政治组织”。对此，张金光有深刻洞察。如前文引述，他强调秦朝体制首要特点是“政社合一”，“实是以国家基层行政为统绪，以农为本，包括农业社会生产、军事以及社会、经济、精神文化生活等在内的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同国家政治行政的一体化”。中国向来不分国家与社会。秦朝是一个全能主义国家，实行耕战体制、举国体制，以耕养战，以战带耕，全民动员。Edgar Kiser和Yong Cai指出，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现代则更低。概言之，秦朝实行的是国家权力中心本位、政社合一、强动员的举国体制。
此处做一下总结。从国家形态上来说，秦始皇统一后的中国是一个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秦朝所有制度都是中国人原创，可称为中华体制，但只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毛坯房”，有待后世“精装修”。按照西方主流学者关于现代国家的定义，秦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从政治制度层面进入现代的国家。秦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属于“强国家”，同时是“自主型国家”，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不惜民力，大兴土木、大肆用兵，具有“掠夺型国家”特征。
三、秦朝灭亡原因分析
古往今来，分析秦亡者甚多，无一例外地归为秦之“暴政”。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几乎成了秦亡原因定论。林剑鸣认为，秦始皇“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其统治是“残酷”的；秦二世“残忍昏暴”，“在二世统治开始以后，‘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人皆‘怀自危之心’。各阶级、各等级的人都感到过不下去了，于是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安作璋认为：“残酷的统治和剥削，使人民走投无路。秦始皇一死，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又削弱了统治力量，而这时六国潜伏下来的反秦力量也在观望机会准备起来反抗，大风暴注定要到来了。”卜德认为秦帝国崩溃至少包括“道德因素”“智能的缺陷”“屏弃传统”“社会因素”和“资源的过分紧张”五方面原因，并认为“《史记》对秦帝国，特别是对秦始皇的描述可能是过于阴暗了”，还对当代中国学者在分析秦亡问题上滥用阶级分析法进行了批判。陆威仪认为：汉朝关于秦亡的解释“通常集中在对秦朝的道德或智慧缺陷的思量中，比如过分残暴的法制，抛弃古代先贤的智慧，等等，然而考古学和文献材料证明，这些批评都属于服务于汉朝利益的政治宣传，与秦的政策或它的灭亡没有关系”。很显然，“暴政”说并不能完全解释秦亡。秦亡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一，秦朝国家形态仍未来得及经历完善期，就遭遇国家形态的核心——皇帝及核心决策圈出现颠覆性问题，乃秦亡的制度性原因，也是第一位的原因。政治因素向来在中国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秦朝这种君主官僚制国家尤然。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皇帝及核心决策圈。秦始皇以其卓越才华，将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并创造了新的国家形态、新的治理模式、新的政治文明。在秦始皇当政时，施政虽然严苛，民力虽然到处被征用，但因其乃政治强人，国家仍可维持，基本上可断言，秦始皇若没死，秦朝不可能如此快地灭亡，但历史不容假设。事实上，秦始皇在巡视中突然去世，只会玩弄权术而毫无国家治理能力的赵高掌握大权，推出一系列荒诞冷血的施政，导致秦朝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力量遭到极大削弱，民众离心离德，这才是真正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秦制新创，并不完善，无法防范赵高此类阴险小人，也无法选拔优秀王子继承皇位。任何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都必须经历一个完善期，才能真正完善起来。西式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都是经历惨重教训后才完善的，而秦朝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没有得到这个机会，15年太短暂了。因为没有这个完善期，秦朝国家形态最大缺点——最高权力的继承和约束问题就在秦始皇意外暴死后暴露无遗。秦朝“坏皇帝”的太早出现，加上官僚体系尚未巩固，使得一个先进的国家形态、庞大卓越的官僚体系，无法应对一群由社会底层匆匆组成且未经任何训练的农民军，令人叹息。
第二，秦政过于严苛，滥用民力，使得社会主要矛盾——官民矛盾极度尖锐，成为秦亡的政策性原因。秦亡于农民起义，而激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就是秦政的严苛。在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官僚制国家，社会主要矛盾一般就是官民矛盾。到了秦二世时，因施政不当，全国性的官民矛盾已尖锐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政治学者杨光斌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强国家’走向‘失败国家’，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没有处理好思想观念与政策选择的关系，在‘新思维’下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战略。”同样的，秦朝由强国家走向失败国家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当政者的政策。秦朝新建，按理说应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抚平战争创伤。但秦朝统治者因为统一战争的巨大成就，盲信权力、武力和严刑峻法，在统一中国后仍旧沿用战时动员体制，超大规模地使用武力和民力，超过民众可承受的极限，造成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所言的“天下苦秦久矣”的局面，最终灭亡。
第三，秦朝新国家建立不久，民众对新国家的忠诚度不高，原来的六国统治者和贵族始终怀有复国之心，加剧秦朝的脆弱性。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中国四分五裂已有五百多年，有的诸侯国已存在几百年，如楚国就存在了800多年。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统一反而是个渺小的新事物。统一前的中国，赵国人、楚国人、齐国人各有其忠诚的对象，那就是他们所在的诸侯国。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后虽然实行强有力的军事、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统一，但不过10年而已，10年比起500年、800年来说太短暂。秦国统一中国，对六国旧统治阶层和民众而言是亡国，是被征服，他们是不服的。日本秦史专家鹤间和幸认为：秦对东方六国的战争，“从秦国的立场上看是正义的统一战争。但是作为败北的六国，当然认为是秦征服六国”。钱穆指出，当时“封建之残念，战国之余影，尚留存于人民制脑际”，秦亡乃“封建心理之反动”之故。在六国遗民心里，秦国不过是野蛮落后之国。心有不服、图谋复国的六国旧贵族大有人在。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吴广就是以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国旧贵族项燕的名义起兵，后参加反秦的项燕、项羽都是楚国旧贵族，雇大力士图谋刺杀秦始皇的张良是韩国旧贵族。农民起义中，六国旧统治阶层粉墨登场，皆意图复国。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十多年，秦朝尚未完全获得民众认同，根基并不牢固。
第四，法家主张的严厉的权力和律法统治、大政府统治难以让民众接受，存在与“国民性”的冲突。秦朝统治者信奉法家学说。卜德认为：“秦帝国可以很恰当地被认为是泛称为法家的思想和行政技术的最高体现。”法家主张人性恶，强调实力、利益和严刑峻法，强调君主集权。纯粹的法家学说之下，统治是比较严苛的。最为关键的是，法家撕掉人情、道义，奉行赤裸裸、冷冰冰、一板一眼的权力和律法统治。美国汉学家史华慈认为：秦始皇“本人十分信赖法家的‘乌托邦’梦想，这一乌托邦是由非人格化的法律机制、‘技术’和神秘的权势支配的；在这种社会中，数不清的私人激情、情感、价值以及信念的力量都被清除出去”。中国人离不开所谓的人情、道义，周朝的统治就是典型。周朝始终打着温情脉脉的血缘、人情的旗帜，将冷冰的政治变成温暖的亲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王朝。当新统治者彻底撕毁人情、血缘、道义，民众难以接受。历史学者李禹阶认为：“在建立全国政权后，秦王朝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国家统治思想及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赤裸裸的刑治主义和暴力对抗，是君臣之间的利益角逐，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斗争。它所主张的政治价值与信仰、理念，亦是法家理论主张的君主专制下的刻薄寡恩、苛暴无情”，“不能适应统一后中国社会的需要”。中国历史上如此强调律法、权力、利益的朝代恐怕唯有秦朝。后世朝代尽管也使用法家思想，但从来都是用儒家的温情和道义去掩饰法家的生硬和冰冷，这样中国民众似乎才能接受。另一方面，秦朝是中国原生型的大政府模式，法律严密、琐碎且处罚较重。中国人似乎倾向于一种崇拜国家但不希望国家干预太多的生活，正如一首流行甚广的先秦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在这样一种整体性民众心理下，大政府模式和严刑峻法统治都是难以长久的。秦亡后，儒家思想主导、儒法道结合的治理模式经久不衰，这种模式被海外学者黄宗智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也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