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随着全球贸易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议会在贸易问题上总是喋喋不休：一些群体偏爱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而一些团体偏爱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由此导致了西方国家内部大量的政治冲突。这些政治冲突通常以政治联盟（political coalitions）为主体进行，而目前学界对于这种政治联盟的形成基础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彼得·古里维奇（Peter Gourevitch）为代表主张的“产业基础论”（industry-based），他认为政治联盟是根据产业划分的；另一种是以罗纳德·罗古夫斯基（Ronald Rogowski）为代表主张的“阶级基础论”（class-based），他认为政治联盟是根据阶级划分的。两种观点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到底哪一种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呢？在贸易问题上，要素的拥有者会倾向选择跟何种类型的同伴组建争取自身利益的政治联盟呢？
然而作者在历史研究中发现，这一问题并非对错分明的，因为在过去200年的西方国家内部，无论是基于产业还是基于阶级的政治联盟都有各自非常活跃的时期，因此争论哪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并无意义，更重要的是探讨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政治联盟框架更能解释当时贸易政策的形成。在对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六国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在贸易问题上的政治联盟斗争进行实证研究后，作者发现，要素流动性（factor mobility）是影响何种类型的政治联盟更为活跃的关键性因素。其中，作者运用相同要素的回报率差异来评估要素流动性，用政党的活跃性和利益集团的活跃性来评估政治联盟的类型。作者在对六国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当要素流动性相对较高时，经济体内部更有可能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而当要素流动性相对较低时，经济体内部更有可能形成以产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这一结论深入地解释了西方国家内部在贸易问题上的分化基础，有助于读者理解西方国家究竟是如何在贸易问题上喋喋不休的，这不仅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重要依据，更成为了学者们研究西方国家产业发展逻辑的重要视角。
既有理论与作者假设
第一种基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它假设要素在国内具有完全的流动性，而在国际上完全不具有的流动性。在这样的假设下，贸易增加了丰富要素所有者的实际回报率，而减少了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回报率，这是因为贸易的增加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导致其国内生产下降，释放了密集使用的要素（稀缺要素），当要素价格调整以保持充分就业时，稀缺要素的回报率的下降幅度比进口商品的还大，同时，丰富要素的回报率的上升幅度比出口商品的价格还大。因此，拥有要素的所有者，会有相同的政策偏好——如廉价劳动力的所有者都偏好开放的贸易政策，专业劳动力的所有者都偏好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由此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相互冲突的局面。
第二种是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s），它假设一部分国内的要素完全不具有流动性。对于完全不具有流动性的要素而言，其回报率与其对应的行业紧密捆绑：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出口导向型行业的要素会获得高回报率，而进口竞争型行业的要素的回报率则会大大降低。因此，对于拥有完全的非流动性的要素的人而言，其对应的出口导向型或进口竞争型产业会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以产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
作者认为，上述两种模型对政治联盟的分析都仅适用于极端的假设前提，而对现实中作为连续变量的要素流动性的解释力不足。因此，作者结合两种理论模型的观点提出假设：在要素流动性较高的情况下，经济体内部会倾向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而在要素流动性较低的情况下，经济体内部会倾向形成以产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随后，作者便基于该理论假设对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行案例研究。
当前研究并没有提出检验要素流动性的系统方法，作者则提出用不同产业中使用的相同要素的回报率差异来评估要素流动性。当回报率差异较小时，说明产业间的套现行为更频繁，进而说明要素流动性高；反之，当回报率差异较大时，则说明要素流动性低。
作者在对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要素流动性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发现，科技的进步与管制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一国的要素流动性。管制的作用不言而喻，但较少人会关注科技对要素流动性的影响。比如，铁路交通的发明在直接提高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流动性的同时，也间接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又如，流水线的发明提高了非熟练技术工人在工业生产中的流动性；但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市场对技术和知识的要求提高，非熟练技术工人的流动性由此降低。
因变量：政治联盟
作者认为，政治联盟不仅仅是拥有相同政策偏好的一群人，此外，他们还会参加政治活动以达到影响政策的目的。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包括政党（political parties）、高峰协会（peak associations）和游说集团（lobby groups），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包括投票（voting）、抗议活动（protesting）、游说（lobbying）。政党主要以阶级为基础（如各国共产党、工党），而游说集团则主要以产业为基础。当形成阶级联盟时，政党内部在贸易问题上的投票就会较为一致，与此同时，产业集团的活跃性降低；当形成产业联盟时，政党内部在贸易问题上的投票就会较为分散，有着较为模糊的政策主张，与此同时，产业集团变得异常活跃。值得注意的是，政党并不都以阶级为基础形成的，有些政党可能会包含多个阶级（比如以地区或宗教划分的政党），导致这些政党在贸易问题上会一直存在分歧，因此这些政党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并不在作者的讨论范围之内。
理论框架
有了衡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方法以后，作者再次强调其假设，即当要素流动性较高时，国家内部更有可能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而当某时期要素流动性较低时，国家内部更有可能形成以产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并以此构建了文章的理论框架。
（来源：笔者根据文章内容自制）
案例分析
作者对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要素流动性和政治联盟进行了详细的案例分析，每个案例都基本符合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受制于译文篇幅，本文以作者对美国的分析为例。
1815年至1869年，美国的要素流动性较低，此时南方依赖出口市场的棉花和烟草农民强烈反对采取保护措施，但在北部依赖国内市场的羊毛和大麻农民则主张提高关税。与此同时，民主党在1839年宣布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党纲领也对关税问题含糊其辞。可见此时美国社会流行的是以产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
美国南北战争后到一战前，美国的要素流动性较高，此时共和党人坚决支持高关税的贸易政策，而民主党人则支持削减关税，并且两党内部在贸易问题上的投票都几乎是一致的。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美国国会内的游说集团数量显著减少。
一战后到二战前，美国的要素流动性降低，此时两党内部都在贸易问题上产生一定的分歧：德州的一些民主党人受农业关税的影响，转向了较为保护主义；而一些东西部的共和党人受到金融行业的影响，也逐渐转向了自由贸易。与此同时，游说集团再次兴起，在游说集团的作用下，1930年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并且投票显示，两党内部几乎没有任何的凝聚力。
二战以后至20世纪末，美国的要素流动性进一步降低，此时两党内部在贸易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共和党内部的出口导向型部门和进口竞争型部门形成了严重的竞争关系，民主党农村地区的选民也按照进出口产业的偏好产生分裂。20世纪90年代后的游说集团特别活跃，这导致阶级联盟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非常严重，特别是在贸易立法问题上展现出严重分歧。
表2：美国的实证分析结果
（来源：Michael Hiscox, “Class versus Industry Cleavages: Inter-Industry Factor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1, 2001）
结论
作者通过分析六个国家的历史案例得出，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要素流动性有较大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管制的改变。本文得出最重要的结论是产业间的要素流动性与联盟形成的基础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当要素流动性较高时，阶级联盟更为强大，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在贸易问题上的意见更为统一；当要素流动性较低时，产业联盟则更为强大，游说团体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在要素流动性高的时期，游说集团的力量也相应变得强大，为了维护政党的稳定，政党领导人在贸易问题上通常采取较为模糊的政策，反之亦然。
当然，作者也意识到这项研究的缺陷：没有控制其他可能会影响政治联盟的变量。作者提出，选举机构和决策机构的变化、国际要素流动性的变化、资本市场所有权的变化、管制的政治性以及政治联盟对要素流动性的反作用等都是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控制的变量，也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