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拒绝在俄乌冲突中站队，这让许多西方国家不解困惑。一些西方人猜测，这些南方国家出于经济利益选择了中立；另一些西方人则认为，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更倾向于俄罗斯；甚至还有西方人发出指责，这些国家缺乏道德。其实，发展中国家的行为很好解释：在当前的大国竞争格局中，我们非常担心被误伤。
在全球范围内，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从巴西到土耳其，从尼日利亚到南非，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寻求避免与大国进行代价高昂的纠缠：试图保留所有的选择机会，以获得最大的灵活性。南方国家之所以采取“对冲”（hedge）策略，是因为我们认为未来全球的权力分配尚不确定，现在的各种承诺只怕都难以兑现。发展中国家能够用于影响全球政治的资源有限，为应对各类适应不可预测的情况，我们希望采取更灵活的外交策略。（译者注：对冲是常用于投资领域，它是一种通过“两头/多头下注”，在减低商业风险的同时，仍然能在投资中获利的手法。一般对冲需要同时进行两笔/多笔行情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盈亏相抵的交易。在本文语境中，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能实际投入的资源有限，因此其具体操作更类似“都不得罪”的“骑墙”）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南方国家“多头下注”的理由是，马上就否定俄罗斯的长期实力，还为时过早。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大国的国力衰弱，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仍将是全球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并且必然是最终谈判的参与方。大多数南方国家也认为，（西方）试图让俄罗斯彻底失败，未必可取。因为一个支离破碎的俄罗斯，将产生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这足以破坏远在欧洲之外的各国稳定。
然而，西方国家却过快否定了这种中立的理由：他们将中立视为对俄罗斯的隐性保护，甚至认为这是对冲突延续的支持。西方人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中立姿态，让俄乌冲突的解决更加困难。显然，西方面对“骑墙派”时的所谓“挫败感”，源自战略误判——他们也忽视了，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冲”，也意味着不为其他国家站队。这背后，其实也是西方国家的机会。
只要南方国家还在“对冲”，西方就有机会增加筹码并争取我们。为了改善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管理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西方人必须认真对待南方国家关心的问题：气候变化、贸易和其他。
1 南方的策略：多头下注，只为不选边站队
“对冲”并不是一个新策略，这一直是次级大国管理战略风险的常规操作。近年来，逐渐崛起的后殖民国家，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方法。例如，印度总理莫迪同时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建立了强有力的外交和商业合作关系。对莫迪来说，“对冲”是一种保险政策：如果大国之间爆发冲突，无论是与最强大的一方结盟，还是加入较弱国家的联盟来威慑最强大的一方，印度都能从中获益。
作为应对多极世界的战略，“对冲”意味着，要保持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渠道畅通。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在卢拉总统的领导下，巴西官方谴责俄罗斯，但也反对向基辅输送军事装备。卢拉的理由是，如果不批评莫斯科，那么就会失去与美国对话的机会；但如果向西方联盟出售武器，则会削弱他与普京对话的能力。因此，巴西官员不断用模板化的声明，呼吁俄乌双方结束战斗，但绝不会做出任何让美国或俄罗斯有所反应的具体行动。
“对冲”可能难以长期维持，而一国能这样做，往往取决于其国内政治。当一些选民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可能会危及对冲战略。例如，在2019年，卢拉的前任博索纳罗曾就试图通过争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来平衡巴西与东方大国的关系。作为回应，巴西国会中强大的农业核心小组，阻止了博尔索纳罗的行动。他们预计，如若总统“一意孤行”，巴西将失去在东方大国的市场准入。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冲策略也不可避免地会让一些盟友失望。例如，尽管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与美国和欧盟有着紧密联系，但该国政府一直避免卷入冲突。埃尔多安很清楚，土耳其不能真的疏远俄罗斯，因为莫斯科能够显著影响土耳其的利益相关地区，其中就包括高加索地区、纳卡地区（Nagorno-Karabakh）和叙利亚。
“对冲者”很警惕经济上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因为这可能削弱国家主权。因此，他们开始强化国内市场，促进国家自力更生，加快工业化，并完善交通、能源和国防等重要部门。这正是东南亚最大经济体所采取的方法。佐科·维多多总统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不断寻求中国和西方投资，以扭转二十年来的去工业化趋势。由于在俄乌冲突中站队可能会危及这些计划，他一直刻意寻求置身事外。2022年，佐科是仅有的几位与拜登、普京、泽连斯基和中国领导人等都有过会面的领导人之一。
由于重视行动自由，对冲者在追求具体的外交政策目标时，可能会形成更灵活的伙伴关系，但不太可能结成常见的联盟（alliance）。这也是如今对冲者与冷战时期“不结盟国家”（nonaligned countries）的区别所在。在那个时代的两极争霸中，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身份，一起追求经济正义、种族平等、结束殖民统治。为此，它们在多边体制中形成一个实质上的持久联合体（enduring coalitions）。相比之下，今天的对冲者则是为了回避在大国间做出选择的压力——这是发展中国家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多极化新世界的回应。
2 西方的姿态：听我的话，但不准学我双标
对南方国家来说，对冲策略不仅仅是一种获得（西方）实质性让步的手段。这一策略也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历史与信念：西方与我们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极其虚伪。
让我们来听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月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面对西方领导人及听众，哈里斯指责俄罗斯“攻击了我们的共同人性”。她描述了战争的恐怖和数十万乌克兰人的悲惨现状。哈里斯还宣称，“在帝国主义的阴影下，全球都将不得安生”，“俄乌冲突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大考验”。
对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来说，他们当然知道战争的残酷，但哈里斯的讲话只能反映出西方的虚伪。正如智利外交官豪尔赫·海涅（Jorge Heine）所指出的，美国不能颐指气使地要求其他国家去制裁俄罗斯——因为是华盛顿正在不断向中东提供武器，挑起在也门对伊朗的代理战争，这场战争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丰富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西方宣扬的道德高地，必须建立在价值观和行动相一致的基础上。
此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现，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说法实在站不住脚，因为美国及其盟友经常违反规则。例如，西方在各种战争中犯下暴行，虐待移民，规避关于减少碳排放的国际公约，不断破坏几十年来促进贸易和减少保护主义的多边努力等。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会把这些空洞的口号当作耳旁风。
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美国人鼓吹的所谓“民主”与“专制”之争，本质上也是虚伪的。毕竟，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永远可以有选择地支持“独裁政府”。在被西方列为“独裁国家”的50个国家中，有35个国家在2021年接受了美国官方军事援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认定，西方支持的“民主”言论只是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说法，而不是对自由价值观的真正承诺。
尽管西方的虚伪让南方国家感到沮丧，但这也给我们发展中国家留下了口实：以这套话术为杠杆，我们可以撬动不少资源来推动国际和国内的变革。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总是要用道德原则来证明自己的“英明决定”，那么当他们的实际行为与口号不符合时候，我们南方国家应该公开批评他们并索要赔偿。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就没法用这种手段“拿捏”其他大国，因为他们并不基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来主导其外交政策。
3 多极的世界：美国独霸？不如大家说了算
很多西方人认为多极的（multi-polar）世界秩序就等于冲突和不稳定，他们倾向于由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就像苏联解体后那样。我们发展中国家其实对此不以为然。我们的普遍看法是，多极化（multi-polarity）完全可以作为21世纪国际秩序的稳定基础。
我们能提出这样的论断，部分就是基于最近一些现实经历。在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的印象中，冷战后的单极世界带来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在阿富汗、巴尔干和伊拉克，战争接连不断；单极世界也带来一个疯狂的时代：全球资本无序地涌入东欧、拉美和东南亚，颠覆人们的生活，搅动不安的情绪。正如雅鹿大学教授努诺·蒙泰罗（Nuno Monteiro）所警告的那样，当美国霸权不受约束时，华盛顿就能反复无常却不用承担责任；美国对“不听话”的国家挑三拣四，还让全球各地的冲突不断恶化。
此外，发展中国家对两极化（bipolar）的世界的记忆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其来看，“冷战”之所以“冷”，只是因为两个拥核超级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毁天灭地的对抗，但这依然是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欧洲和北美之外，20世纪下半叶，政治暴力在国家内部和区域之间蔓延。两极化（bipolarity）的标志不是铁幕两边的稳态均衡，而是超级大国在全球边缘地区的血腥干预。
与此同时，对冲者们却对多极化的世界持乐观态度。他们的理由已经超越了历史经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权力的分散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喘息空间，因为多个大国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将使强国难以将其意志强加于弱国。另一种说法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小国对正义、和平的呼吁也能获得大国更多回应，因为强国必须赢得这些国家的青睐才能与对手抗衡。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权力分散后，小国将获得更多的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发表意见的机会——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也必须开始吸纳和接受更广泛的观点，以增强自身合法性。
不过，这种对多极秩序的乐观态度，也可能高估了现实。在多极体系中，安全竞争可能会促使大国在其周边建立更严格的等级制度，限制小国表达其偏好的机会。例如，美国不断对南方国家施加影响，逼迫其加入与中国相对抗的“阵营”，这反而压缩了各国的行动自由。此外，大国也可能采取一致行动，压制小国对正义和平等的呼声，就像十九世纪奥地利、普鲁士和沙俄之间的所谓“神圣联盟”，不断在欧洲各地镇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层运动。过去，大国往往通过排斥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来维持其权威，将来似乎也会如此。现在就断言“发展中国家在多极化秩序下会活得更好”，恐怕也为时过早。
4 现实的选择：合纵连横，让“中间人”来崛起
对美国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对冲”策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当发展中国家也学会了在大国间合纵连横，可能会强化当前大国安全博弈的复杂局面。此外，相比过去，美国可能也需要做出更多让步，以说服我们发展中国家与之合作，并达成某种协议。
机会也有，因为“对冲”的核心，就是不会永久地与大国联手，而南方国家对接触西方也会越来越开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很年轻，他们精力充沛，急于求成，并且正在努力创造一个自己可以茁壮成长的世界秩序。在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以及基层民众中，呼吁进步和改革的声音正在壮大，这将是我们与西方合作的基础。
为了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赢得朋友，美国应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南方国家的关切。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或者直接将这些国家完全拒之门外，都会带来麻烦。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全球经济动荡时，大型发展中国家不仅是不可或缺的伙伴，也是平衡其他大国的重要支点。
与我们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学会谦逊和同情。此外，美国也应该密切关注南方国家对其他大国的态度：与其不断向我们施压，要求我们切断和东方的联系，不如让我们自行发展，测试与其他国家建立友谊的限度。
美国也必须放弃“南方国家会自动追随西方”的幻想。我们这些大型的、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都清醒地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自己人”。因此，我们会寻求在国际机构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对西方宣称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及相关解释提出质疑。
但西方和南方国家仍然可以合作。历史提供了一个参考：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后殖民地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向西方挑战，并且推动反殖民主义、种族平等和经济正义。彼时，大家的关系是紧张的，但基于外交的承诺，还是确保了西方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共同受益于贸易、人权、海洋航行和环境等不同议题的国际规范和机构。今天，西方和南方国家依然不需要追求完全的共识，但可以一起努力，以达到互惠互利。
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就是一个有希望的合作领域。美国和欧盟国家已经在其境内取得快速进展，这也为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打开了机会之窗。另一个成熟的合作领域是国际贸易，接下来我们可以着手建立关系更平衡的舞台。
是的，我们南方国家准备保持“骑墙”直到21世纪中期。我们的对冲策略，不仅是为了获得大国实质上的让步，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多极化的国际秩序就是我们的上升机会。如果美国依然想在多极世界中保持大国之首的地位，它就得按南方国家的想法，来接纳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