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金融环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大力推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今年1月1日，《巴塞尔协议Ⅲ》生效；2月16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指出，各国要继续落实金融部门改革和结构改革的政策承诺。如何对多重变革中的金融业实行恰当监管？全球金融市场趋向何方？本版循着多位国内外专家的视角，透视“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环境重塑。
“影子银行”
该“晒太阳”
本报驻美国记者 吴成良
发明“影子银行”一词的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前投资经理保罗·麦卡利声称，自己理解的“影子银行”是“由杠杆率较高的非银行投资渠道、工具和结构组成的无所不包的一盆大杂烩汤”。
金融稳定理事会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把“影子银行”界定为“导致一些实体和经营活动脱离正规银行体系的贷款中间人”，即“非银行信用中介”。报告认为，正规银行体系监管的加强，可能助推“影子银行”发展。“影子银行”可能创造系统性风险，在流动性短缺的情况下，会放大市场反应。因此，该机构提出了强化“影子银行”监管的初步建议，但也主张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改革要谨慎行事，因其也是企业和消费者的信贷来源之一。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界要求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呼声此起彼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对于是否应该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也持不同态度。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金融体系中心主任哈尔·斯科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影子银行”是货币市场基金，目前其资产规模达到了约2.7万亿美元。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的短期资金，可能随时抽走。正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人们所看到的，货币市场基金是加剧危机传染的一个因素。斯科特认为，应该限制金融体系中的短期融资活动。他主张对已经存在的“影子银行”活动征收税费。
美国企业研究所从事金融政策研究的研究员彼特·沃利森则呼吁不要草率地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他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银行的外延没有清晰的界定，“影子银行”显然包括许多活跃在证券市场的公司。而证券业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成功非常重要。他表示，虽然雷曼兄弟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倒闭或者需要政府救助，但许多受到严格监管的传统银行，比如花旗银行以及其他数百家商业银行，也一样陷入困境。这场危机并没有证明“影子银行”比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内在不稳定性。因此，对“影子银行”或一些证券市场行为施加类似于商业银行一样的监管将造成融资成本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沃利森认为，媒体夸大了“影子银行”的负面影响，美国公众对“影子银行”事实上缺乏足够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何海峰表示，国际上尤其是美国所谈的“影子银行”与中国的“影子银行”存在不少差别。首先从主体上看，西方主要是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机构，中国则主要是私募基金、民间借贷实体。第二，从金融工具或产品上看，西方主要是金融衍生品和结构化产品，而中国由于资产证券化刚刚开始，缺乏能够提供这些产品的机制。第三，对于中国规模日益庞大的理财产品，尤其是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贷款是否属于中国“影子银行”的融资规模，中外金融界以及监管部门的观点也存在差异。
何海峰认为，我国现有金融体系、机构无法满足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因此要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尤其是直接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创新。从金融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应进一步放开和支持民营资本开办不同类别的小型金融机构，以更好服务于当地中小企业。这方面，美国几千家社区银行历经危机反而愈发蓬勃，就是成功范例。
预警·应对·处置
韦 生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即无法完全应对市场大规模冲击，从而传导到实体经济。
究其原因，首先来自危机前多个国家金融机构通过“影子银行”体系建立的大量表外资产，原有的资本充足率等防范市场风险的监管工具无法覆盖这些资产，这些表外资产在危机中的减记大幅加快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消耗。同时，金融机构表内与表外资产的杠杆率均居高不下，高杠杆使金融机构迫于市场价格纷纷采取减少杠杆措施，进一步加剧了资产价格下滑。银行的资本质量在危机前也有所下降，部分“安全资产”的风险规模被严重低估。而资本与风险的监管问题之外，银行还暴露出短期流动性准备不足，无法应对市场波动，直到中央银行介入才得到缓解的问题。
从宏观层面看，金融危机前的周期性信贷繁荣使金融机构迅速扩张。金融机构在激烈竞争下放松了风险管理标准，大型金融机构间过于激进地开展高度复杂的金融产品交易，大幅增加了危机中的连锁反应。信用评级机构在危机前对风险评估的缺失，导致资本市场对大量证券的价格指示失灵，大量金融交易在“有理由的”保险措施下迅速发展，造成保险机构集中了巨大风险。金融体系之间高度的内部关联性，尤其是大型跨国银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影响，不仅加剧了本地市场的迅速崩溃，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危机传导。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决定联合展开全球金融监管改革。通过华盛顿、伦敦、匹兹堡、洛斯卡沃斯等几次峰会，建立了旨在使金融体系能够完全吸收金融市场及经济下行时的冲击，从而防止金融危机向金融体系之外传导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体系。根据二十国集团的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具体承担改革职责，并与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官等机构协调开展改革的具体内容以及监督改革在全球具体实施。
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体系可以按照内容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市场冲击前的危机预警，主要包括加强针对“影子银行”改革，将表外资产纳入监管范围，提高对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风险规模的把握；加强评级机构改革，减少对少数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在银行层面加强对风险的评估；针对场外衍生品市场改革，推动衍生品标准化、采用中央对手方清算、规范交易平台制度及交易汇报机制等。二是提高金融机构对市场冲击的应对能力。这是改革内容最多、结构最复杂的部分，包括加强银行安全资本要求；对金融机构杠杆进行限制；设立流动性准备要求；加强银行资产的风险覆盖；开展逆周期审慎监管防止信贷周期性信贷扩张与跨部门、跨国间风险传导；对系统性重要银行进行额外的资本要求等。三是金融机构破产后的保护处理，包括银行等机构的破产处置，就受困金融机构的处置、恢复、大额风险敞口、自救和东道国与母国就跨境处置的合作机制等。
目前，三个层次中关于银行类机构的改革已基本完成。随着今年1月1日《巴塞尔协议Ⅲ》生效，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二十国集团成员履行了《巴塞尔协议Ⅲ》的银行改革，体现了这些国家对国际金融治理的责任与贡献。而美国以本国小型银行尚不适合当前更严格的监管条件为由，无限期推迟采用《巴塞尔协议Ⅲ》。欧盟则同样以银行业监管未具条件推迟了改革。针对“影子银行”、评级机构、场外衍生品、系统性重要银行等改革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以及美、欧在履行全球监管改革要求上的延迟，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中具体项目的进展快慢不一。虽然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已取得大量成果，但未来将面对不同国家在市场发展阶段、条件不一与具体监管项目上立场不同等方面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国际研究员）
“锯齿形震荡”和尾部风险释放
张茉楠
近来，国际金融市场一扫往日阴霾。推高金融市场乐观情绪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经历过2008年次贷的洗礼、2010年以来的欧债冲击之后，终于露出复苏的曙光。尽管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依旧脆弱，但总体释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
首先，美国暂时躲过了财政的“断崖式”冲击，经济正以缓慢速度扩张，个人消费温和增长，房地产市场回暖。其次，近期欧债危机显现一系列积极迹象：一是解决债务危机的长期框架开始显现轮廓：积极推动建立银行业联盟，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与欧洲稳定机制的成立形成强大的防火墙；二是重债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主权违约风险大幅下降；三是市场恐慌情绪明显缓解并推动欧元上涨；四是主权评级趋于稳定。最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双向反馈效应越来越明显，欧美今年经济增速的放缓一定程度上受累于中国经济的快速下滑，四季度在中国经济“筑底回升”后，部分国家得到了中国需求的支撑，世界经济开始企稳。
纵然世界经济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就此做出“危机已经结束”的判断恐怕过于草率。事实上，“去杠杆化”、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是包括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在内的所有危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因此，只有彻底完成“去杠杆化”，世界经济才能真正复苏。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经历着一次大规模的“去杠杆化”过程。一般来讲，“去杠杆化”大约经历几个过程：早期衰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经济回升和公共部门“去杠杆化”。在早期衰退阶段，私人部门债务比率攀升至高点，公共部门负债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这个阶段大概要持续1—2年时间；第二阶段，即私人部门“去杠杆化”阶段。私人部门现金流增加，经济回暖，但由于推行财政刺激政策，公共部门负债率达到阶段高点。这个阶段持续时间大概为3—4年时间；第三阶段，公共部门“去杠杆化”阶段。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反弹，全社会负债率再次上升，公共部门不得不开始漫长的“去杠杆化”进程。这个阶段大约需持续10年左右。
纵观当前的主要债务国，经济增长率远低于融资利率，较高的债务水平根本无法维持，迫切要求债务清偿。“过度负债”条件下，遇到外部冲击后，债务与紧缩相互作用，产生导致经济循环下滑的机制，系统性失灵的风险在加大，即便政府和央行采取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也只是“缓兵之计”，很难彻底逆转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阻力。
因此，发达国家央行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或量化宽松等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但债务货币化将带来全球长期金融风险：一是长期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掩盖了潜在的资产负债表问题。由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权债务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新发债务的利息成本较低，减弱了政府进行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的意愿，财政可持续问题的解决被延误，影响长期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二是债务货币化会加剧全球货币战的风险。事实上，作为量化宽松政策的副产品，全球货币战风险不断升高。日本安倍政府上台后主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同步趋向大幅宽松的“三松政策”，并主打“日元贬值”牌，由于日本是亚洲许多国家的中间产品供应国，日元急剧贬值将引发与之贸易联系密切国家的反弹、汇率市场的干预及竞争性贬值，而为了抵御本币升值和货币套利，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可能被卷入全球货币战之中，这可能进一步引发贸易战的连锁反应，激化国家间的矛盾。
此外，发达国家量化宽松也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新兴市场国家在对冲外部流动性时，看似紧缩力度加大，但主要仍依靠量化措施，而且前期救市释放的大量资金远未消化。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直接融资市场的有限体量，新兴市场国家多数存在经济“过度银行化”特征，特别是储蓄率较高的亚洲表现为银行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较高等。新一轮的全球流动性激增将进一步催生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债务货币化驱动下的复苏不是真正的复苏，全球金融市场也不应盲目乐观。尽管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趋势性下降，但可以预见的是，“锯齿形震荡”和尾部风险逐步释放将成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常态”。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中国金融监管跨越与挑战
巴曙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按照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确定的金融监管改革目标，在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主导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系携手共建银行监管新框架，在《巴塞尔协议Ⅱ》基础上出台了《巴塞尔协议Ⅲ》，并提出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一揽子政策建议。各国监管部门为维护本国金融安全，纷纷加快了银行监管改革步伐。美国出台《多德—弗兰克法案》，欧盟提出统一银行监管，英国要求银行业设立不同业务风险隔离的“围栏”，新加坡金管局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仍必须在12%以上。这些规则的变动正在推动全球银行业所面临的监管环境发生着剧烈变革。中国银行监管的理念和手段在短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立足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对国际监管经验的吸收和转化，而且受金融全球化和“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加强的影响，这种吸收转化变得更为频密。
新监管体系、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带来挑战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新资本监管体系、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影响，可能面临着规模增长减速、资本补充压力等一系列挑战。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及严格资本监管的趋势将对中国银行未来的增长模式和发展路径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新资本监管体系将推动银行业从以往的服务于重资产行业向轻资产的服务业倾斜，利率市场化无疑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更加合理的定价工具。但另一方面，在渐进的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过程中，银行与“影子银行”体系相互关联，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都在变化，对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和监管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宏观经济回落对中国银行业的微观风险管理以及逆周期资本调节提出新要求。存贷款业务是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业务，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性。自2003年商业银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基本处于上行周期，中国银行业也分享了经济高速增长。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基本面难以支撑更高的增速，随着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信贷已不具备继续快速增长的基础，银行业将面临经济趋于平缓的检验。如何在实施新资本协议中，逐步健全符合中国经济运行的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同时有效防范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银行业风险，是一个重要命题。
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推进对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构成了新挑战。2012年以来，中国央行已连续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使用双向浮动、不对称两种调整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渐进推进。同时，金融脱媒中出现的利率多轨制进一步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一方面分流了银行存贷款等传统业务，挑战过度依赖存贷利差收入的传统盈利模式，另一方面，在金融脱媒过程中，银行资产规模正在从表内向表外转移，银信合作、银证票据、资产证券化、回购以及其他表外业务不断出现和传统银行体系交织在一起，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资产负债错配风险都有所上升。这就要求银行在实施新协议过程中对实际上的风险自留和关联部分及时计提相应的拨备和资本，尽可能对新业务和新风险实现全面覆盖。同时，也要求监管部门拥有更加全面的风险监管视野和不断提升的风险监管方法。
新资本协议引发盈利和管理模式全新变革
新资本协议将引导银行实现从资本消耗型向资本节约型的新转变。新的资本管理办法根据不同的业务结构和风险水平，提出不同的资本要求，鼓励银行优化业务结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本消耗，实现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这将引发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商业银行必须转变此前依赖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模式，注重发展资本节约型业务，以尽可能少的资本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益与价值，走出“扩张、融资、再扩张、再融资”的循环怪圈。注重加快发展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致力于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客户结构与收入结构的优化。目前，在资本规则的引导下，中小企业和个人成为了银行金融服务和战略转型的重点，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全的金融产品也成为了银行的重要竞争手段。这将促进银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真实融资需要，并助力中国经济转型。
新资本协议将推动资本补充渠道多元化、资本工具创新应有所突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资本工具创新已成为国际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重要手段。一些银行已经发行了附带转股或者减记条款的多币种资本创新工具，并进行不同的组合和设计，为传统的资本市场增加了新的元素。这对于中国银行业起到了示范和借鉴作用。
中国新资本协议实施后，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将进一步提高，资本定义将更为严格，已发行的次级债需退出，从而也会加速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进程。目前，中国商业银行补充一级资本的方式主要通过自身利润留存和发行普通股，资本补充渠道狭窄、结构单一，缺乏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银行为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信贷支持的能力。
近来，中国银监会提出发展创新资本工具，丰富金融市场投资产品，为商业银行拓宽一级资本工具补充渠道。征求意见稿指出，从2013年1月1日起，商业银行发行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除了自身利润留存和普通股）和二级资本工具，除满足关于过渡期的相关安排外，还应在发行文件中约定，在触发条件发生情况下，通过减记或转股的方式来吸收损失。这将拓宽中国商业银行融资渠道，打开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创新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