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多数宏大的战略概念那样，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并不存在。它更具象征性意味，是把无关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政策赋予一定目的的掩饰手段。
“重返亚洲”于2011年后期进入国家词库，起初聚焦于军事。当年11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称，美国到了“转折点”——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的资源重新分配到亚洲。2012年1月发布的国防开支指导中，当局宣布，五角大楼将“在亚太与中东地区间重新调整”。
无独有偶，美国随后便撤离伊拉克，五角大楼开始削减预算，并略微缩减了驻扎在欧洲的美军数目。“重返亚洲”政策在此时的提出，暗示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行动主义并未弱化，反成焦点。
白宫迅速将中东从“重返亚洲”谈话中剔除，大概因为谈话内容混淆了局面，且对退出该地区的政治回报有所威胁。现在，“重返亚洲”有几个要素，最终宣布时可能还会有所变动。首先，最终将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永久驻扎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第二，美军 驻菲律宾的500人军士力量将有所增长，可能增加空军或海军；第三，美国和新加坡之间一项新的协议将允许四艘美国军舰——新型 濒海战斗舰（LCS）驻扎；第四，海军将把60%的舰队部署在太平洋；最后，海军与空军有一项新的联合作战概念——空海一体战，这意味着更好地整合监视、空袭平台以打击海岸力量，比如中国。
“重返亚洲”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目前达尔文尚无海军陆战队——第一批共250名士兵最近离开了，另有1110名将在春季役满，五年内总计只能达到2500人，使该地区的美军地面力量增加4%。达尔文在一块分离的大陆上，其到格陵兰的距离与华盛顿到中国南海的距离大约相当，所以很难看清海军驻扎在那的军事目的。
宣布上述调整时，海军事实上已将55%的舰队部署在太平洋上，因此这一调整幅度很小。预计该数字将在2020年达到60%。到那时，受造船预算限制，舰队可能已经缩水，即便在总体中占比上升，太平洋舰队规模将减小。空—海军仍是个模糊的流行语，并没有优于“重返亚洲”政策的明确预算含义。新加坡的海军驻扎协议也是如此，如果LCS项目被取消或缩减，该协议可能不会持久。将更多军队驻扎在菲律宾的提议仍是个野心而未经磋商。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坚持称，那里不会有永久的美国驻军。
最近，大概出于中国的关切，白宫弱化了“重返亚洲”的军事部署。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伦3月时说，“再平衡”不意味着遏制中国，也不是军事力量的简单调整，而是“充分利用美国所有力量的努力——军事的，政治的，贸易和投资，发展和我们的价值观”。在实践上，“重返亚洲”的非军事层面可能在于：对东盟（ASEAN）的更大吸引，对该地区的援助增多，促进民主与人权，推进TPP，努力实现北美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但“重返亚洲”本身不具备实际内容。当局似乎将重返亚洲或对亚洲的再平衡纳入了 美国对亚的政策标准中，但美国的军事、贸易援助和追求自贸、民主及政治稳定的外交举措并无新意。
“重返亚洲”的非军事层面内容更少。正如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最近指出的那样，国务院并没有关于“重返亚洲”的明显组织性或预算表现，除了在东盟设立大使。对该地区的外国援助自2010年起实际上下降了近20%。美国在TPP谈判中的利益及其与东南亚国家更深层的关系高于奥巴马政府。推进民主方面，美国没有新的大动作，除了缅甸——内部政治的过渡使其的民主政治成为可能，但这与美国的政治变动无关。
将“重返亚洲”宣称为一种心态，使得各部门和大众关注亚洲，从而中东的麻烦中脱身，美国政府官员可能合理地应对上述事实。但当局拒绝承认为“重返亚洲”作任何牺牲，哪怕是对力量的象征性削弱。多尼伦坚持称，对亚洲的关注与美国在其他地方的参与没有关系。其他美国官员也向欧洲盟友确保，“重返亚洲”是朝向亚洲“但不远离欧洲”。约翰·克里刚告诉沙特人，美国将致力于他们的防卫，他似乎更关注中东——从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开始——而非亚洲。
要使“重返亚洲”不流于形式，其需在竞争性政策中引导组织和政府政策的发展方向。比如，五角大楼可能将其非战争预算更多地转移给海军队，国家外交使团可能开始推进在亚洲地区的服务。除了“重返亚洲”谈到的全部内容，此类优先性并不明显。因此，“重返亚洲”迄今多半只是虚无。
应注意亚洲国家寻求美国的保护。把盟友间的非正式对话同实际情况混淆起来是危险的。一些国家可能暗中反对中国，他们可能无法 形成自己的防御联盟，或在美国将对其支持的错误假定下采取挑衅行动。如果美国重返家园，或许各方都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