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是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最为动态发展的地区之一，也是新形势下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战略互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未来10年，中美俄的亚太战略在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复合驱动下，将呈现选择性和进取性的特点。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呼唤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战略思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美俄战略互动对亚太地区秩序和国际体系的作用和影响。
一、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复合动因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主要行为体之间大约维持了20年相对稳定的战略态势。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从2010年起着力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地缘战略考虑是直接动因。中美俄是陆海兼具的全球性大国，其全球和地区战略中都包含地缘战略因素，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导致本轮地缘战略竞争面上升的始作俑者。
1.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原因。尽管美国是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的发源地，但现实主义的地缘战略却是战后美国大多数执政者的主要外交理念。奥巴马今年4月在马来西亚演讲时表示：“我们将通过开辟新的贸易渠道、商谈最有雄心壮志的贸易安排、增加防务和教育交流、更新我们的联盟体系、全面参与地区机制的方式来对亚太地区进行再平衡。”①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多方面的考虑：在战略方面，中国的崛起及在亚太地区影响的迅速提升已经或将对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和存在合法性提出挑战；俄罗斯在西部遭到美国和欧盟的“东压”之后，增加了战略的“东向性”；朝鲜半岛的形势和海洋争端也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密切相关。在政治方面，亚太的地区合作趋势和地区合作方案出现了不利美国的动向。日本民主党鸠山政府甚至在2009年提出“日美中等边三角形外交”和倡导不包括美国的亚洲共同体版本。在经济方面，亚太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同美国的关系。例如，“10＋3”区域内贸易已占各国外贸的58％，高于北美自贸区近3个百分点。②美国在一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中的影响正在弱化，甚至被排除在外，一些地区国家之间的本币取代了美元的结算功能。在文化方面，亚太国家正在加强相互间的文化和教育交流，亚洲文化意识日益增强，所有这些对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提出了现实和潜在的挑战。
2.中国的周边战略思维。鉴于周边地区的重要性及其现状和趋势，中国在外交总体战略中提升了周边(即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和作用。2013年10月，中国召开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③中国在2013-2014年明显加大了周边外交力度，基本实现了高访和首脑会晤的全覆盖，并在同周边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增加或提升安全议题。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更加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东北亚战略立场，更加坚决地捍卫对钓鱼岛的主权，更加有力地维护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等。2014年5月20-21日，中国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倡导亚洲新安全观，强调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并强调任何国家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谋求所谓自身绝对安全。④
3.俄罗斯的“东向”战略考虑。俄罗斯“东向”战略基于外交、军事、经济和能源四方面考虑。在外交方面，俄罗斯近年来更加重视“西向”和“东向”的平衡，提高了亚太地区在俄罗斯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积极地主导或参与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信等地区合作机制。在军事方面，俄罗斯在欧洲部分争取维持与北约战略平衡的同时，在亚太地区强化其“东向”军事战略，试图拓展更大的安全战略空间。为此，俄罗斯加强了同中国、印度、越南、朝鲜等国的安全和军事合作。在经济方面，俄罗斯需要借助亚太经济活力以加快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增强俄罗斯的总体经济实力。普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袖会议上指出：“我们作为主办国本可以把会址选在俄罗斯联邦的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莫斯科、圣彼得堡或者是乌拉尔地区的叶卡捷琳堡，但我们最终决定在这里举办，正是想为这一地区的发展注入新动力。”⑤在能源方面，俄罗斯能源部在《2035年前能源战略》中明确指出，加速进入亚太市场是能源战略的首要任务，俄将在2035年将32％的原油和31％的天然气出口至亚太市场。⑥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后，欧盟加快推进俄罗斯天然气替代来源的计划，并试图阻止“俄气”扩大欧洲业务的努力。中国出于能源安全和能源多样化等战略考虑，也需要同俄罗斯加强合作。在此背景下，普京在参加亚信上海峰会时，和习主席共同见证了俄中签署为期30年、总价值可达4000亿美元的能源合同。
(二)增强综合国力和建构未来秩序是深层次动因。中美俄重视亚太地区具有各自不同的战略侧重点，但都希望在发展自身和建构未来秩序中赢得更大的战略主动权、乃至主导权。
1.中国是个发展气势正盛的新兴大国。一方面，中国希望在有利的内外环境中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发展同邻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和推进人文民间交流是未来10年中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新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周边概念的更新和扩大，提倡中国在同相关国家合作中实现共赢，并以此推进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在迈向全球强国的进程中迫切需要有力的战略依托和足够的战略支点。为此，中国正在审视其同亚太国家的战略或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相互转换，提出安全合作和全面合作的新目标。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向地区和国际社会贡献物质和思想文化的公共产品，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
2.美国是面临挑战的守成大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多重目的，一是改变美国因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不够，把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资源集中在亚太地区，以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重心东移进程中获取更多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二是加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和构筑它所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经济体系，通过建构地区和世界秩序达到维护其领导地位的目的。三是要扭转中国在亚太“坐大”的局面，迟滞中国的迅速崛起，防范中国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主导权。总而言之，美国不仅要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获取最大利益，而且还图谋利用其军事、科技和文化等犹存优势，在新形势下延长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3.俄罗斯试图重振大国声威。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是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在世界称雄40多年。普京上台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把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表示：“我们不寻求超级强国之名，也不图谋他人利益，不强制他国接受俄罗斯的保护，不教别人怎么生活，但我们要捍卫国际法，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争取成为世界领袖。”⑦俄罗斯把周边定为外交优先考虑，努力经营独联体、集安条约、俄白哈关税同盟和欧亚联盟等。近年来，俄罗斯加大了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力度，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普京总统更是加强了“东向”战略，力图以欧亚大陆为中心，扩大在周边地区的战略纵深，争取在同中国合作建构地区和国际新秩序时，扩大国家利益和提高国际地位。
二、选择性和进取性的亚太战略
中美俄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进取性的战略特点。如果这些选择和进取大多相向而言，那么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与推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反之将会导致新一轮的大国冲突和对抗。
(一)中国的亚太战略将更加务实和进取。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领导集体强调“顶层设计”，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其亚太战略已初见轮廓。
1.更加务实的战略目标。中国把亚太视为最重要的周边地区和全球主要大国互动的平台，确立和推进更加务实的战略目标。“更加务实”是指，中国将努力推进同亚太国家的经贸、投资和金融合作，加快落实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规划，积极整合经济、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动力，继续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基础是双边关系，同时日益重视地区和次地区平台的作用，更加积极参与各种地区合作机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创新地区机制。
2.更加进取的战略思维。王毅外长在2014年3月8日记者会上指出：“2013年的中国外交展示出更宽阔视野、更积极作为，不仅是成功的开局之年，也是创新之年、丰收之年。2014年，中国外交将继续积极进取。”⑧“更加进取”是指中国将继续推出加强双边、多边、领域合作的建议，投入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源，在难点和重点问题上敢于担当和有所作为。而且，中国亚太战略的进取性思维还表现在全面和长期筹划，确定近中远期重点，加强国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强调在双(多)向互动中落实“亲、诚、惠、容”的战略性理念。
(二)美国将在不断调整中修正和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未来10年，美国将继续提升亚太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在各种名义下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
1.以军事安全优先证明美国存在的合法性。美国在亚太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相对下降，因而需特别强调亚太的安全问题，来证明其军事存在的合法性。奥巴马政府的军事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缩减陆军规模，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转而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维护亚太的安全与繁荣”。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正在努力将以其为首的亚太盟国体系从双边的“辐辏型”朝多边网络型发展，以便更加有效地掌控亚太军事安全局势和防范中国的军事安全挑战。
2.以政治外交手段全面推进战略目标。美国在继续重点突出军事安全的同时，通过加强政治外交达到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再平衡”。美国继续加强同其盟国和准盟国的政治外交协调，整合和形成政治外交共识，积极参与并争取领导亚太的地区合作机制，推进在中国周边的“民主”和“民生”运动，以此维护其在亚太的领导权。
3.以经济规则制定维护领导地位。“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美国经济实力下降是相对和较长的历史阶段，迄今为止，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在规制权和话语权方面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亚太经济合作方面，美国试图通过釜底抽薪的方式，虚化现有的世贸组织这一经济合作机制，建构成美国“一体两翼”的全球经济新机制，即以北美自贸区为主体，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和跨大西洋合作伙伴(TTIP)为两翼，继续主导世界和重要地区的经济活动。
(三)俄罗斯亚太战略的重点在于能源外交和地区合作。未来10年，俄罗斯在亚太的综合能力还不足以发挥全面影响，所以重点还是放在能源驱动的经济合作以及地区合作两个方面。
1.能源驱动的经济合作。俄罗斯能源的亚太市场主要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尤其是中俄能源合作更具战略意义。在中俄形成长期稳定的能源供需关系的进程中，两国还需要应对来自区内外的挑战，如美国能源革命的影响、中亚政治转型的溢出效应以及中俄两国的国内政治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亚太能源发展战略是利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资源潜力，优先发展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勘探开发，发展基础设施，建立全方位辐射东北亚的石油、天然气、电力资源的区域能源配送系统，并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开发油气资源的合作。”⑩
2.地区合作的拓展。俄罗斯在东亚的区域和领域方面的影响远远小于中亚。普京总统为此加大俄罗斯对各种地区合作机制的参与度，联手中国共同加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跨越欧亚大铁路的对接，并重视发展与日本、印度和东盟等亚太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因此，李新研究员把俄罗斯的亚太地区合作总结为：“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参与亚太政治安全体系与机制建设；在经济上，积极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面向亚太市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11)
(四)中美俄在亚太地区互动的新趋势。在新形势下，中美俄战略互动具有以下三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1.中美俄的利益冲突增加。美国的亚太领导权和利益有可能被削弱的迹象日益增加，中国成为其主要防范、甚至是遏制的对象。中国在亚太的利益正在从经济和外交向更多领域发展，从而增加了同美国及其盟国的摩擦面。俄罗斯在更加积极进入亚太地区时，也增加了中美俄利益冲突的可能。
2.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面上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是军事安全问题，矛头明显指向中国。而且，美国在亚太海洋权益争端中采取“拉偏架”的立场，引发或激化了某些美国盟国同中国在安全军事领域的摩擦。俄罗斯在亚太的主要优势在于军事方面，因此势必会影响美国的军事和安全主导地位。在此战略态势下，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了安全军事方面的战略性协作，在合作应对美国压力的同时实际上形成对后者的挑战。
3.第三方因素影响的增加。中美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互动还受到它们在其他地区互动的影响。中美俄在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的互动都在他们的亚太战略和政策上有所表现，美国还渲染中国可能会在亚太仿效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的做法。还有第三方试图在中美俄负面互动中获利。中美俄在区域内外的互动进一步反映出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三国在诸如能源和网络安全等领域问题上的互动，也直接间接地同它们的亚太战略和政策挂钩，至少成为相互讨价还价的筹码。
三、理论和战略思考
当前的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乃至根本性变化，大国关系兼具国家权势和全球治理的双重特征，我们在重新审视中美俄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及其理论和战略意义时，需要超越现有思维束缚，进行理论与战略创新。
(一)大国博弈理论的新旧并存。大国博弈意在谋划和运筹中取胜对方，要在此种充满竞争元素的理论中扩大合作共赢面实属不易，但值得努力。
1.冷战时期的大国博弈思维和实践的惯性作用。大国博弈在冷战时期主要体现在最坏打算、集团对抗和赢者通吃等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国当政者仍旧信奉这些理论，通过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继续对俄罗斯“穷追猛打”，为普京总统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中的“绝地反击”埋下了伏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西方战略关注重点更加集中于中国，并施加巨大战略压力，以致在香格里拉对话2014年会上首开联手公开围攻中国的恶劣先例。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会议点名指责中国“已采取了不利于稳定的单方面行动，维护其在南中国海的主张。”(12)
2.当前大国博弈的新特点。当前大国博弈自然包括原有大国博弈的主要元素，但具有以下新特点：第一，多极化排除了一国独霸的可能性。美国已经失去了单超独霸的实力和地位，它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与其他大国共同协商和协调。当代的大国包括传统大国、新兴大国和地区大国(即“中等强国”)，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呈几何数级，相互关系的复杂程度为历史之最，美国对此很难独家掌控。第二，全球化决定了三国的竞合关系。一方面，中美俄不尽相同的战略目标导致相互间的竞争关系。中美具有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美俄关系是当今超级大国与昔日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中俄也存在两个相邻大国间常有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中美俄相互间具有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交流关系，需要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在共同制度和规范下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第三，中美俄在某些机制建设方面的共识有所增加。三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共同通过“5＋1”机制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在朝鲜核问题上加强在非核武器化方面的合作，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管理上体现了有效的理性。此外，三国在发生利益冲突或战略对抗时，也尽量使其处于可控范围，尽量做到“斗而不破”，避免大国间的迎头相撞。
(二)地缘战略的新发展。地缘战略的历史与国家形成的历史同样久远，因而容易使人产生“惯性思维”，从而失去了对新环境和新形势的适应和反应。
1.“亚太再平衡”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奥巴马政府用战略猜疑和战略对冲理论在亚太各国间突出军事安全因素，拉帮结派搞围堵，造成新的战略冲突态势，致使冷战后相对和平发展的亚太地区有可能陷入新的集团对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努力更新地缘战略理论和实践，提出亚洲新安全观，主张共同、合作、综合、可持续安全，倡导“丝路精神”和践行“一带一路”新合作，追求亚洲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美在亚太战略蓝图上的不同基点反映了两国不同的战略哲学、战略思维和战略目标。作为新形势下全球两个最主要的行为体，中美在地缘战略上的理论和实践将对未来亚太、及至整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2.国际问题学者的历史任务。在新形势下，国际问题学者需要对地缘战略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改变理论滞后实践境况，实现从政治理论向学术理论的转变。
第一，超越原有的地缘局限性。地缘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从麦金德到布热津斯基的地缘观大都以地理区位为中心，强调“欧亚心脏”论、“海上优势”论、“动荡弧形”论和“新月围堵”论等。在他们的主体思维中，很少有复合空间和相互交织的多维地缘意识，更不用说“义利观”和“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新形势下，只有在超越原有地缘思维模式和范式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与未来地缘战略的实质，更加科学地规划未来的“新地缘战略”。
第二，超越原有的地缘战略思维。原有的地缘战略思维的基础是追求一国的绝对地缘优势和实现一国的绝对安全。但在当今世界，以军事结盟为核心的地缘战略布局不仅落后于时代潮流，而且还会导致战略性对抗。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在应对地缘战略挑战和建构地缘战略合作方面需要同时并举，化解消极因素，扩大积极因素，建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地缘战略思维。
第三，超越地缘战略固有的局限。对于地缘战略的局限，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指出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英国在近、现代对欧洲一直搞“离岸均势”和“欧陆均势”；但在加入欧共体后就顺势转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和法、德等欧洲国家共同超越了狭隘地缘战略的束缚。金砖国家基本上并不互相接壤，但能超越地缘空间整合共同战略目标和途径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新亮点。中国在加强同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合作时，也力图超越地缘战略固有的局限，强调合作共赢和包容发展。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地缘战略固有的局限，为未来“新地缘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对抗型集团的预防和应对。自从西方有人提出建立亚洲版北约以来，美国和日本等亚洲盟国加强了集团政治和集团军事，致使中美俄三边关系增加了可能的集团对抗的因素。
1.中美俄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二战结束不久，中美苏就进入冷战时期，形成壁垒分明的东西方两大对抗集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是严重影响了三国关系和亚太形势。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中美接近和联手对付前苏联在亚太的扩张，前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强化了中美的战略接近。但1982年后，中国开始拉开同美国的距离，中苏逐渐和解，逐步形成了中美苏和平共处的新局面。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度力图结好于西方，但事与愿违，不断受到后者的打压和挤压，最终于1996年主动提出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的“9·11”事件为俄美关系和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合作契机，但这两对双边关系的改善没能发展成机制性的三边关系。2008年的格鲁吉亚危机、2010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2014年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导致美国同时交恶于中俄，中美俄关系中重又出现了“二对一”的对抗因素。战后中美苏(俄)三边关系的历史一再证明，三边关系战略意义重要，处置不当就会导致对抗和战争，处置得好则是多赢共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迫使尼克松总统承认世界存在“五大中心”。中苏对抗严重滞后了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与后来的苏东剧变也不无关系。在当前中美俄三边关系有可能出现集团性对抗时，有关多方应当认真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性错误。
2.前瞻地推进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美俄对全球和亚太都负有特殊的责任，更需要共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造福于亚太和整个世界。中美俄之间需要增信释疑和防止集团性对抗的重现，为此需要：第一，中美俄需要立足世界和放眼长远，以负责任的历史担当规划和处置三边关系，扩大利益交汇点，妥善处理相互间矛盾和问题。第二，加强经济和安全机制合作，三方要在重大问题上事先通报和磋商，防止“突发奇想”，加强经济和金融合作，联合进行人道主义救助或军事演习等。第三，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联手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合作应对日益东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第四，开展多层次和多渠道的战略对话，启动三边“一轨对话”，加强三边“二轨对话”，加强机制性战略沟通，甚至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实现中美俄的三边首脑会晤。第五，超越三边合作的地域和领域束缚，与更多的国家在更多领域内相互合作，同时防止第三方恶性利用中美俄的问题和矛盾。当然，我们在提出积极和前瞻建议时，还要有“底线思维”，准备迎接中美俄三边关系可能的严峻挑战。
结语
三边关系是国际关系的永恒课题，而中美俄关系又是当代最为重要的三边关系，对此不仅要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系统梳理、战略介绍、政策比较和理论总结，而且还要从理论的建构和创新角度深化研究。首先，要从现实中发现规律。在多极化、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和多元化等内外新环境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对中美俄三边关系进行陈述性的分析，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规律性总结和探索，以此指导中美俄及其他的三边和多边关系，从而实现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转变。其次，要从趋势中判断方向。中美俄是世界上三个重要的大国，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变化最活跃的地区，它们之间的互动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走势。检验中美俄亚太战略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但国际社会不能袖手等待结果，相反需要在发展中进行方向性判断，及早思考和及早行动，争取在影响和塑造趋势上更加有所作为。再次，要在挑战中捕捉机遇。面对中美俄关系中负面因素增加的挑战，三国要善于捕捉机遇，进行建设性和积极的正向转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三对双边对话机制提升为三边对话机制，并在可能条件下，建立“3＋X”的机制，即中美俄根据不同情况邀请有关方面就亚太安全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战略对话和作出实际努力。最后，要在创新中建设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同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它在一战、二战、冷战及后冷战时期都有过很大的发展。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正处于发展新阶段的起步期，进行理论创新正当其时。中美俄及世界各国的学者都要加强理论自觉，设计出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战略目标，超越“我赢你输”的权谋战略和算计战略，用创新理论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伟大事业。
注释：
①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Young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itiative Town Ha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7/remarks-president-obama-young-southeast-asian-leaders-initiative-town-ha
②http：//epaper.stcn.com/paper/zqsb/html/2011-03/18/content_252567.htm
③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④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xhy_667356/zxxx/t1158070.shtml
⑤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08/c_123688180.htm
⑥http：//minenergo.gov.ru/upload/iblock/665/665a6512e64ffd5e3d30d9448d7b7fff.pdf
⑦http：//kremlin.ru/news/19825
⑧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35388.shtml
⑨“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06/c_111385096.htm
⑩刘涛，刘清才：“俄罗斯亚太能源战略与中俄能源合作”，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41页。
(11)李新：“试析俄罗斯亚太新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第13页。
(12)http：//www.iiss.org/cn/Topics/shangri-la-dialogue/chuck-hagel-a9c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