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资产阶级（bourgeois，也译为中产阶级，布尔乔亚）经验中，存在一个令人担忧而又常常不易察觉的因素，那就是资产阶级对其自身定义的焦虑，即资产阶级的内部等级秩序、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政治前景以及其道德特征。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在《名利场》（Vanity Fair）中写道：我对中产阶级情有独钟。萨克雷和他的读者们都认为，这种吸引力的意义已经足够清楚了，但要究根问底起来，可能他们都不甚了然。
19世纪关于阶级的词汇相当混乱，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那个时代的作家的关注。1893年，美国学者查尔斯·尼达姆（Charles K·Needham）在翻译一位德国医生关于反对妓女合法化的小册子时，遇到了德语的“市民”（Bürger）一词，并停下来思考了一番。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在脚注中写道：“这个词完整的意思并不能用英语短语‘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来翻译，尽管在前面几章中我偶尔是这样译的。英国和美国的生活状况不同于德国，因此英语中没有一个单独的词能传达这个意思。”
尼达姆相当敏锐地察觉到，语言表述上的困难反映出了实质上的差异。
直到1918年，托马斯· 曼仍然赞许“市民”（Bürger）这个词，而贬低“资产阶级”（bourgeois）这个词……德国人不仅使用“市民阶层”这个词，同时还使用“中产阶级”（Mittelstand）一词。19世纪早期，歌德、黑格尔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将“中产阶级”视为体面的和富有的人群，包括在其上层中那些高级的政府公务员，还有其他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到19世纪中叶，这个术语则用以指代小商人和制造商；19世纪70年代，随着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社会下层的动荡，还有那些经常导致倾家荡产的投机活动，“中产阶级”被降低为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的同义语，用来指称两类人：第一类是指那些苦苦挣扎、努力使自己免于破产的小店主；第二类人是指蜂拥抢占毫无前途工作的职员，而新兴工商业帝国为他们提供了就业岗位。对于这两类人中大多数而言，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前景忧心忡忡。
就其本身而言，英国中产阶级似乎极不愿意用一些显著而标新立异的阶级称谓将他们从社会上标示出来。自17世纪末开始，英国人就使用“资产阶级”（bourgeois）这个词了，但他们拒绝将这个词归化进英语，他们偏爱本土的中产阶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产阶级的复数形式（middle classes），因其略带有严肃而理性的尊重。很明显英国作家乐于接受称德国中产阶级为“资产阶级”；乔治· 艾略特在1856年就是这么做的。直到1873年，塞蒙兹（J. A. Symonds）仍然称形容词“资产阶级的”是一个“时尚短语”，只有那些为显示其都市世界意识的人……才会动辄使用这个法语的外来词。奥斯卡·王尔德曾在他那机智的、但令人疑惑的警句中写道：“法国相对于英国的巨大优越在于：在法国每位资产阶级成员都想成为艺术家；而在英国每位艺术家都想成为资产阶级成员。”
对于英国人不情愿使用法语外来词，不能将这简单地视为语言沙文主义，而就将其轻易打发掉了。毕竟，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发端，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运用“资产阶级”这个词。对政治上的活跃分子而言，“资产阶级”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时，就形容那是一段“被资产阶级意识和粗俗品位困扰的无聊时光”。将高度分层化的社会中间阶层称为中产阶级，无论是使用其单数形式还是复数形式，即使是自以为毫无偏见的选择，也摆脱不了政治的意味：“资产阶级”、市民或“中产阶级”等概念都包罗万象、内容庞杂，这些描述性的标签显示出聚集在其庞杂外表下多种多样的社会类型。很明显，一些历史学家对这种庞杂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将大资本家和手工艺人从资产阶级概念中划分出来：前者指贵族或与贵族过往甚密的财阀，后者则穷困潦倒，处境与工人相差无几。其余的历史学家则另辟蹊径，将除了工人、农民或贵族之外所有人都归结为中产阶级。
19世纪中叶，这种定义上的混乱状况相互融合，程度也加深了。巴黎的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bourgeoise）一词来指称工人阶级体面、稳重的妻子们，而她们的丈夫——工人阶级，却惧怕这样的称呼。没有贵族头衔的地主被证明是很难归类的：不管他们是从事商业活动，还是在城镇担任地方官员，抑或是以乡村投资为生，他们都与城市事务有着紧密且持续的联系，并且有机会接触政治权力。尤其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和普鲁士，这样的地主数量众多、影响极大，但他们完全不符合典型的资产阶级类型。正如杰出的银行家、法国复辟后期的总理德维勒利伯爵（the comte de Villèle）所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人愿意住在乡村”，“我们所有的绅士（gentilshommes）都正将自己转变成资产阶级，花上六个月或九个月的时间去享受城里的社交生活和舒适的环境，同时也利用城中的便利条件去培养和安顿他们的孩子。”对于很多局外人来说，资产阶级就是城市化了的动物。然而，那些无贵族头衔的地主也充分显露出了与资产阶级类似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一般情况下是属于那些实业家和专业人员的。
那个时代的作家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定义上的错综复杂情况，继而使用描述性的形容词来标记资产阶级的各种类别以及彼此间变动的轨迹，如大的（haute）、好的（bonne）、小的（petite）资产阶级（bourgeoisie）、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和下层中产阶级（lower middle class）。然而，即便这种方法对中产阶级分类很有帮助，但也只是粗略地划分，并不能体现各个子名称之间细微的区别或激烈的冲突，反而增添对资产阶级定义的不安和变动不居的感觉。
19世纪30年代中期，旅行家和评论家、有小托克维尔之称的米歇尔· 谢瓦利亚（Michel Chevalier）曾对美国有过深刻思考并著书立说，将美国制度与其本国制度进行比较。他发现，在美国，中产阶级是一个统一的、广泛包容的整体，有“实业家、商人、律师、医生”，以及“小部分的管理者、作家和艺术家”。然而，在法国，“众多的资产阶级”（numerous middle class）被清晰地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勤奋的阶级”（the active class），他们投身于商业、制造业、农业和自由职业；第二类，“懒惰的资产阶级”（the“idle” bourgeoisie），包括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和地主，这些地主靠出租土地获取500或1500法郎的收入，或者剥削佃户的农产品，但从不思考如何增加产量。
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面对当时资产阶级定义所具有的模糊特点，爱弥尔· 左拉以他略显刻薄、但无限丰富的想像力，着手重新定义资产阶级。他把法国社会划分为五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平民世界（peuple），包括工人和士兵；第二个世界是商人世界（commerçants），被描述为在巴黎投机倒把的人，即工业家、富有的商人、“交际花”（women of intrigue）和店主；第三个世界是资产阶级，左拉给出的简短定义是“暴发户的儿子”；第四个世界是上流阶层（grand monde），包括政治家和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第五个是剩余世界（un monde à part），包括妓女、刽子手、牧师和艺术家。
这种分法很有趣也很尖锐，但左拉定义的商人世界、资产阶级世界和上流阶层世界中的人群，在目标和价值标准上往往存在相互重叠甚至相互冲突的因素。社会关系广泛的律师、高级的政府公务员、知名的神职人员和技术高超的医生，都经常会抛弃中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而转向另外一个阶层。为了应对这种社会生活现状，德国人丰富了他们的社会学词汇，他们以财产和受教育程度为标准给群体命名。
德国人经常谈到资产阶级占有物（Besitzbürgertum）和资产阶级教育（Bildungsbürgertum）。特别是教育（Bildung），作为高雅文化的捍卫者，间或表现出它优雅的智慧，使受教育的中产阶级拥有了相应的地位，甚至是权威。通晓古典著作、自由引用日耳曼文学、彰显艺术与音乐方面的高雅情趣，所有这些都使德国市民（Bürger）以往爵位崇拜的情形有所缓和。
教育为其自身优势提供了有力证明：在普鲁士和其他各州一样，许多德国贵族都会处心积虑地让他们的子嗣们接受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或者至少在形式上留下一点接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印记——仿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公民寻求高雅文化的行为有时也出乎意料：伯明翰艺术馆的奠基者在博物院前厅树立了一块石碑，凝练、雄辩地赞扬了一种别样的资产阶级风格，碑文写道：“我们用工业的利润促进艺术的发展。”
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惟一的典型资产阶级：不道德的企业家或精明的工程师和胆小的杂货店主或迂腐的官员一样，都为资产阶级树立榜样。敢于冒险与谨小慎微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特点。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否定性品质，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劳工，以及披上中产阶级外衣后的忧虑和不安。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区分资产阶级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真正的关键所在。19世纪，凡是致力于描述资产阶级特点的人对于资产阶级真正了解的远没有他们认为自己了解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