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英美关系转型历程及启示
英美特殊关系：神话与现实
环顾当代国际政治，美国与英国之间存在持久而特殊的关系。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是亲密无间的反法西斯同盟。丘吉尔称自己是罗斯福总统的“忠实上尉”。冷战期间，英国切实接受与履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小伙伴”角色，与苏东阵营对抗。而在冷战结束和“9·11”事件后，英国仍是美国利益的忠实维护者。
公众普遍认为，英美之间存在的民族血缘、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等相同元素，是维持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石，信仰同一类型的上帝与相同色泽的黄金是这两个民族的识别符。①国际政治学者则认为，英美特殊关系的存在，在于“两国高度一致的战略共识”，两国所维护的国际利益在本质上是重合的。②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回溯，英美特殊关系并非如现在那般为人称道。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母国统治，赢取独立地位算起，美国被英国全方位、不间断地打压将近有百年的历史。双方的政治精英和民众互视对方为竞争对手，有关“血腥代价”的故事相继发生在两国之间。通过近百年的国家建设后，美国得以摆脱英国的区域遏制，开始步入全球大国之列。从整体来看，英美关系虽然曲折不少，困难频生，但基本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共处关系。美国并未像后来的普鲁士德国那般，在崛起过程中向英国发起全面挑战，而是实现了一种被后人称作“静悄悄”崛起的大国成长模式。
目前，中国正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③从世界历史中汲取相关经验显得尤为紧要。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论述十九世纪美国的崛起之路，以及当时英国对美国崛起的态度、立场和美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几点建议。
十九世纪英美博弈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十八世纪晚期，英国通过不间断斗争，确立起世界大国的地位。英国崛起的成功在于同时以“贸易、殖民地和海军三位一体”的方式进行发展，三者互为支持，保证和维持了英国的长期战略优势。④
引起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矛盾激化最直接的缘由，是英国议会有权在不征得殖民地民众认可的情况下强行摊税。七年战争期间，英国依靠北美殖民地的财政支持，将法国的殖民势力驱除出北美。战后英国非但没有安抚和提高殖民地的政治地位，反而继续征收多项税款，引起民众反感。财政大臣乔治·格伦维尔认为，“从殖民地获取某些收入是必要而正当的。”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征收包括报纸、扑克牌等商品纸张的税款。两年后，新财政大臣查尔斯·唐申德再次提出增设海关关税。1773年，《茶税法》得以通过。历史学家认为，虽然从数额和执行力度来讲，英国政府实际并没有压榨殖民地的企图，但这些举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北美民众对英国治理的信任基石，双方出现深刻而难以弥补的裂痕。⑤
在十八世纪，英国始终面临来自疆域扩大所引起的英国本土与边疆殖民地之间如何协调竞争关系的棘手难题。⑥从权力强弱关系来看，作为王室权益代理人的皇家总督，与殖民地民选议会形成中央与边陲之间的紧张冲突。从1675年斯图亚特王朝开始，英国就不断增强对殖民地的控制。1739年，一位英国王室成员宣称，（北美）殖民地实际成为“独立王国”，他们的立法在“各自的自治领里具有绝对权威”，“他们的法律和行动”也几乎不再对王室负责。很显然，英国政府对自治倾向强烈的殖民地未来走向十分警觉，甚至可以用焦虑形容。1766年，在被迫废除《印花税法》后，英国议会宣布，它在“过去和现在都应用于，且具备足够约束力和法律效应的立法权，以约束北美殖民地及其人民的权利，使其向英王效忠”。经历一百多年的松弛自治模式后，英国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夕，显然已经意识到铁腕治理的必要性，波士顿倾茶事件后的关闭港口和增兵举动，说明英国已经放弃和平解决事态的考虑。
英国部分政治与学术精英对英国政府拟采取的北美高压政策并不认同，认为帝国扩张所带来的内部治理观念需要更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政论家埃德蒙·伯克、英国国教教长约瑟夫·杜克尔等都认为英国应让渡部分权力作为解决方案。斯密提出应该建立帝国属下的自治联盟，杜克尔则倡议成立以英王为核心的国家联邦。但这些温和的妥协倡议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同时也无法获取殖民地民众的认可。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嘲讽，“让伦敦声称对美洲300万善良而敏感的人民拥有统治权，这看起来荒谬之极，因为以他们的决断力来看，似乎还不足以管一群猪”。故而，在政治妥协与精英沟通都无法起到效果，甚至反而带来矛盾激化作用的情况下，英国决然介入北美殖民地战争。⑦
美国独立战争既是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正义之举，同时也是英国在近代遭遇的第一场全球战争。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法国、西班牙两国相继宣布对英作战，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派遣舰队赴北美沿岸封锁英军运输线，并在欧洲牵制英国，对独立战争的走向起到关键作用。俄国、丹麦、瑞典等国也顺势发起“武装中立”同盟，客观上支持美国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1780年，荷兰也宣布对英作战。英国在全球建立的殖民帝国，首次遭遇欧洲各国的集体挑战。在约克镇战役后，英军在北美的军事颓势不可遏制，最终迫使其与美法代表进行和谈。1783年，英美在巴黎签署和约，英国最终承认北美十三州的主权独立与疆域范围。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独立的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失去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影响是苦涩而令人蒙羞的。七年战争后确立的美洲优势地位荡然无存。新生的美国政权与法国保持亲密关系，对英属加拿大、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的英国势力范围构成重大威胁。因此，英国从美国建国伊始，就明确了对美国进行遏制加贸易封锁的外交策略，挤压其生存空间。美英间的战略博弈，也就此拉开序幕。
第二阶段：美国建国早期受到英国的全方位遏制。《巴黎和约》签署后，美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身份认可，但并未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美国在战争中经济与社会遭受较大损失，亟需休养生息。帮助赢得独立战争的法国、西班牙等国转而视美国为潜在的北美竞争者，不愿出现一个强大的美国。同时，围绕美国建国后的国家政体与宪政设计，建国领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构想制定也出现较大的分歧，出现了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之争，体现了新生政权成长过程中特有的激进和摇摆特性。
此时，英国并没有给予美国过多的喘息机会。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认为，美国独立完成后，立刻陷入英国所布置的庞大全球影响力之下，处境不妙。⑧英国当局清楚地认识到，能否维持正常的商业贸易将决定美国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曾任美国首任财政部长、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就呼吁应恢复建立与英国正常良好的关系，尽快恢复正常的贸易往来，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虽然仇视英国，但在贸易政策上也持相同态度。
但美国愈要增强海外贸易，提升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英国则愈加运用海上力量优势，对美国执行贸易封锁和航海禁运，并暗中施压其他国家对美国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加勒比海地区、北非地中海等美国商船活跃的区域，英国舰队执行有针对性的登舰检查措施，没收货品，强行征召美国水手加入皇家海军。1784年，在英国的游说下，西班牙宣布关闭密西西比河沿岸贸易，造成美国西部地区商业贸易的中断，给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美国曾寄希望法国进行干涉和援助，但法国限于实力和国家利益，并没有伸出援手。
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伴随而至的欧洲战争，英国进一步加大对北美沿岸的封锁力度，同时加紧对抗拿破仑治下的法兰西帝国。1805年，欧陆战事正酣时，英国宣布对美国港口施行封锁，禁止美国运输物资至欧洲，受到杰斐逊政府的强烈抗议。1807年，英国军舰袭击美国商船“切萨皮克号”，造成数名美国船员的伤亡，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激愤，美国两党均表示同意对英宣战，但终以妥协而告终。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后，法西两国无力再次挑战英国，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英国的实力差距，只能以忍耐换取生存。到1810年底，英国海军以对法作战为名，在国际公海上劫持近千艘美国商船，既有力地支持欧陆战事，同时也重创美国的海上贸易。
在北美大陆，英国也并不甘心彻底退出。在《巴黎和约》中明确归属美国的军事据点，实际控制权仍然在英国人手中，以此监视美国在西部的活动。英国人还继续支持北美的亲英保皇党人进入加拿大地区，唆使印第安人进攻美国。英国也进一步挑唆西班牙对美国的西进持警觉状态。1787年，密西西比河南岸的印第安部落在西班牙的支持下，对接壤地区的美国边民发起袭击，造成严重损失。
对于英国人明知故犯的侵犯行为，美国人心知肚明，却又无计可施。驻英公使约翰·亚当斯认为，英国对美国的“贸易垄断状况令人难以置信”。1785年，杰斐逊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也提及到，新生的美国在与欧洲国家贸易时，所遇到的困难远非想象的那般简单，美国人士气低落。美国外交史学者比米斯认为，早期的美国试图维持英国人首创的战时自由航行原则，但国家实力决定了英国不愿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⑨这也让美国人初次尝到了国际政治角逐中军事实力比拼不济的痛楚。尽管早期美国的政治家并不害怕与英国人作战，但限于国力因素，美国早期的外交策略依然以国家生存为首要原则。我们在理解美国早期外交史当中的“孤立主义”思想时，不能忽视英国海军威慑对美国人心态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英国对美国的联邦制始终持猜忌态度，法国革命爆发后更是仇视如敌。美国驻伦敦使馆曾向华盛顿报道，指出欧洲的君主制国家“对美国与欧洲截然相反的制度流露出天然的猜忌，并始终持以不信任的态度”。英国政府判断，如若要遏制法国大革命的进一步影响，必须阻断美国革命对欧洲造成的政治影响。反过来说，英国也乐见美国政体在内外交困中解体，从而印证美国从英国分裂出去的得不偿失。
面对英国的高压态势和严峻现实，美国的建国领袖在策略上表现出足够的灵活，不再拘泥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更多地向务实的实用主义外交靠拢。约翰·亚当斯指出，美国未来的发展若以英法两国的支持为基础，则美国必将受累于大国交易，成为牺牲品，美国应该首先维护在本区域的自身权益；但倘若这个基础受到损害，则一定程度的结盟状态也是可以接受的。罗伯特·卡根就此认为，美国早期外交事实上执行的是弱者策略，其目标是巩固和提升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联邦体制和宪法的推行，是向欧洲展现美国实力和凝聚力的最佳写照。⑩
1805年，杰斐逊利用拿破仑的财政危机，以1500万美元的低价购买法属路易斯安那地区，不仅使美国国土面积骤增一倍，而且打开了美国向西部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桥头堡，首次打破英国对美国的战略遏制。1812年，英美第二次战争爆发，美国固然损失惨重，白宫和国会大厦均遭英国军队纵火焚毁，但美国也借此巩固西南边疆，驱除印第安人的威胁，传唱至今的《星条旗永不落》正是这次战争的产物，极大提升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国家的高度认同。这也是英国施行对美封锁和遏制策略所始料未及的结果。
第三阶段：美国的大陆扩张与英国的战略调整。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克服建国早期的诸多困难，开始迎来历史学者称之为“狂飙突进”式的大陆扩张时期。美国先解决佛罗里达问题，后将西班牙与英国势力逐出。其次，美国与英国解决了同加拿大的边境问题，并就美加边境西部的俄勒冈问题展开长时间的拉锯战，美国得以将势力范围首次延伸至太平洋沿岸。美国还积极策划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德克萨斯，获得加利福尼亚地区，实现了建国领袖“跨两大洋国家”的宏伟梦想。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英国并非没有警惕和采取行动。英国先后在佛罗里达、俄勒冈边境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正面碰撞，但最终都以妥协告终。英国已认识到，要阻止美国这样体积庞大、资源丰富的大陆国家向西扩张，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此时的英国自身也在发生重大的战略转向。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覆灭和欧洲均势局面的重现，英国重新拾起平衡战略，防止出现能再次威胁英国霸权的大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的经济重心从原先拓展、并吞海外殖民地，转向寻找全球市场，倾销其工业产品为主的世界贸易体系。同时，英国通过鸦片战争等手段进入东亚地区，需要同其他欧洲列强进行协同合作。英国还坚决反对欧洲列强、特别是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事务的干涉。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门罗咨文”，宣称欧洲国家不得干涉美洲事务，英国对此也表示支持和欢迎。
随着英国在全球战略贸易的布局调整，北美的贸易地位不断下降。来自美国南方地区的棉花原本是英国纺织业最重要的原材料，但后来有了质量更好、成本更低廉的印度和埃及棉，英国对美国的依赖开始降低。同时，加勒比海地区所产的蔗糖也被其他殖民地更为优质价廉的竞争货物所取代。英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这些殖民地的战略价值。1842年，英国议员罗巴克在下院宣称，西印度群岛是英国沉重的财政和军事包袱，与其牺牲英国人的利益，不如放弃牙买加等地。罗巴克的话代表部分英国政治精英的观点。1842年，英国与美国签署《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美国与加拿大西段边界问题得以解决。1854年签署的《美加互惠条约》增强了北美地区间的经济依存度，加拿大的林牧产品以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这也安抚了加拿大对英国的不满情绪。1846年，英国议会批准由赴美公使帕克与美国总统波尔克签署的有关俄勒冈问题的协议，美国获得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墨战争（1846年～1848年）期间，英国作为中立方参与调解。中英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以“凡英国所得之利益，美国必须同等享受”为旗号，与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得到英国政府的默许，使得英美在东亚实现了“利益均沾”。
十九世纪，英国逐渐放弃了以美洲为战略重点的外交传统，除美国自身实力的迅速提升外，这是英国从其全球战略的布局角度而进行的主动行为，中间虽有一定的反复，但趋向是明确的。英国从美洲逐渐退出并非完全出于对美国实力上升的忧虑，但客观上为美国的迅速扩张提供了绝好的外部机遇，美国也牢牢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内战爆发前，美国通过战争和其他手段共获得32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些土地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价值，真正确立了美国作为跨两大洋国家的地理优势，成为西半球事实上的地缘政治领导者，为日后英国全面撤出美洲地区埋下了伏笔。
第四阶段：美国内战至镀金时代英国的战略撤退。1861年至1865年爆发的南北战争是十九世纪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国家危机。内战的起因源自于对奴隶制废存的争议，但究其深层因素，亦与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向西部扩张，南北双方在是否设立蓄奴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有关。可以说，美国南北内战是一场决定美国联邦体制是否能够继续生存、国家分裂能否得到遏制、普通民众能否赢得尊严的生死之战。
英国对待美国内战的态度复杂而又暧昧。英国知晓内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坚持废除奴隶制的林肯上台所致，这与英国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并无矛盾。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宣布废除奴隶制，并在全球范围执行取缔奴隶贸易的行动。故而从道义角度来看，英国政府和民众对南方奴隶制的存在并不赞同。但从政治现实主义来看，英国认为内战必将牵制美国扩张的脚步，美国的海外船队和对外贸易将受冲击，这对巩固英国在航运与国际贸易中的龙头地位，削弱竞争对手，是十分有利的。此外英国还判断，内战将遏制美国在中美洲与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势头，美国将不得不把重心退回本土，故而还能减轻英国海军的压力。最后，英国依然对美国式民主政体持讥讽态度，故而决定在南北双方间进行政治投机，以期从内战中捞取红利，待机恢复在北美的势力范围。
战争爆发后，南方邦联同盟考虑与英国有长期的经济交往，派出代表威廉·杨等人赴英国议会展开游说，试图获取英国的承认和军事援助。1861年4月，林肯宣布对南方执行贸易封锁，遭到英国政府的外交抗议。对此，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向驻英公使查尔斯·亚当斯发出指令，称英国如果不能立即终止与南方的接触，美国将同英国断绝外交往来并进入战争状态。林肯最终扣下这一指令，避免事态的激化。
英国在战争爆发后宣布中立，称将在“南北双方的争端中保持严格和不偏不倚的中立”。实际上，英国在战时一直为南方建造战舰，帮助其突破北方的封锁。至1862年，英国为南方建造战舰290艘，击毁北方船只总吨位超过10万吨，直接损失达2500万美元。特别是英国建造的战舰“亚拉巴马”号，共摧毁北方舰只60多艘，引起美国人的公愤。美国多次向英国提出抗议，皆被以合约注明为民用船只而非军事使用搪塞过去。1862年，驻英公使查尔斯·亚当斯奉命警告英国政府，称如继续向南方出口军舰，美国将立即向英国宣战。面对美国人的强硬姿态，英国政府斟酌再三，最终下令取消对南方的船只出口。
内战期间，英美还发生多起因北方军舰拦截英国商船，检查是否有南方间谍的外交纠纷。英国政府多次以侵犯国际法和违背国际航运准则，向美国政府挑衅，倾向南方的英国报业也鼓吹应承认南方政权。林肯内阁曾多次讨论与英国作战的可能性。最终林肯顾全大局，安抚西沃德等激进主义者，英美得以避免走向战争。1864年战事明朗，北方稳操胜券后，英国鼓吹与美国开战的言论也销声匿迹。
美国南北内战及其结果也在改变英国人对美国的固有看法。历史学家视美国内战为十九世纪第一场现代化总体战。北方组建了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现代战争的雏形，如运用铁路输送兵力、马克西姆机枪在战场的使用、蒸汽战船和潜艇在海战中的使用，给英国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通过对美国国家动员和战争潜力的评估，英国认为统一后的美国崛起将势不可挡，英美两国的合作空间很大，英国不应追求与美国的对抗，或遏制美国的发展。
内战结束后，美国要求英国赔偿因其资助南方而给美国造成的损失。1871年，两国签署《华盛顿条约》，英国政府就内战期间资助南方的行为向美国表示遗憾；1872年，英国又以履行中立条约不力的名义，向美方赔偿1500万美元，双方纠纷告一段落。英美《华盛顿条约》的签署标志美国在北美地区优势地位的牢固确立。1867年，美国利用英俄矛盾，以极低的价格购得阿拉斯加，巩固在东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优势。1879年，美国要求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试图染指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和运营权益。英国虽然竭力反对，但惮于美国的动武威胁而最终选择妥协。1889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倡议的首届泛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该会议由美国发起召集，名义上倡导地区各国的交往和贸易往来，但实质上是要挤压英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至此，从建国到十九世纪末将近百年的历史演进，英美之间的博弈走过一条漫长而又清晰的发展轨迹：美国最终确立区域大国地位，英国以战略撤退的方式承认美国在美洲的主导权。两国战略态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十九世纪英美关系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点启示
十九世纪以后，英美关系进入平稳发展的轨道，虽然双方在部分问题上偶有冲突矛盾，但主流是相互合作，危难时鼎力支持，互为依靠的。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美国自身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增强，是主导英美关系转型的最核心因素。美国早期实力上升的指标主要体现在领土面积的不间断拓展，经济与工商业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持续追求地区影响力、以美洲代言人的身份在国际舞台发言这三方面。美国广饶的国土吸引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拓荒垦殖，加州的金矿热带动了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十九世纪美国从农业国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国，待到世纪末时美国的综合工业实力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超过欧洲列强。以国家实力为支撑的外交理念，无论是针对拉美地区的“门罗宣言”，还是对华喊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都能得到最有效的传播和贯彻。美国一百多年来未曾间断的国家建设，是美国崛起后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最坚实的保障。
英国自身实力的衰落和寻求合作伙伴的需要。在整个十九世纪，英国以海上霸主的姿态成为世界领导者，但这并不能阻挡欧陆其他大国的统一和崛起。欧洲诸大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的积累，其中又以德国的迅速崛起最为醒目。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英国不得不放弃“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与法俄结盟抗衡德国。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以及出于相同民族文化的考虑，英国对美国采取了妥协加合作的态度，在各个方面都尽量与美国保持友善关系，达成相互之间基本的战略共识与谅解。事实证明，英国对待美国政策的“与时俱进”，即维护了美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为今后寻求美国的战略支持预留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其视野和手段是着眼大局，从长计议的。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扭转英美两国的实力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霸权的非正义战争，英国虽然最终赢得战争，但自身实力受到严重削弱。美国则借机大发“战争财”，一跃成为欧洲各国的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先是通过《租借法案》，向英国提供大批军事物资，正式参战后向包括英国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提供500多亿美元援助。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先后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通行货币；施行对欧援助的“马歇尔”计划，两者都对战后英国的经济重建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英国也为此付出昂贵代价：曾经的日不落殖民帝国开始土崩瓦解，英美关系正式走向“特殊化”。曾经的老大帝国，现在沦落成美国外交政策亦步亦趋的追随者，时至今日仍然令不少英国人唏嘘不已。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十九世纪英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对于思考当下中国走好和平发展道路，与邻为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目前国际舆论上流传着所谓“修昔底德困境”的说法，认为在新兴的崛起大国与现任的霸权大国之间，必然存在着遏制与反遏制的可能，美国不会容忍中国的悄然崛起，军事冲突无可避免。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也认为，中美之间发生致命冲突，是百年以来大国政治逻辑演绎得出的必然结论。但历史上的英美关系走向，证明了新兴大国与既存大国间仍然存在着和平共存、共同发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取决于新兴大国如何调整和设计好自身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如何与既存大国保持长期而有效的战略互信，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携手与既存大国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对此，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建议值得思考：
新兴大国要坚持国家建设不动摇，发展始终是硬道理的原则。美国建国初期，英国绝没有把她视作有威胁的竞争对手，反而是利用各种方式羞辱、遏制与打压。但美国人并没有急于向英国人发起挑战，而是机智且实用地通过各种手段，逐渐增强自身的国家建设能力。这里的国家建设，除包含对北美和海外领土的扩张需求之外，还特指美国在十九世纪进行的多项全国性的基础建设，其中有铺设覆盖全美的国家邮政电报系统；里程数世界第一、连接东西海岸的全国铁路运输网；鼓励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创造工商业发展的良好法制与社会秩序；内战后鼓励各州兴办公立大学体系，培养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各个行业人才；学习借鉴欧洲先进的高等教育体系；借鉴西欧发达的城市治理经验；改善立法过程与政党选举；确立并巩固了美国国家发展的民众共识等。这些内容并非在特定阶段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孕育和准备才得以成型。有人以为，军备力量的指标才是衡量大国最为重要的标尺。殊不知，美国在临近二十世纪才刚刚拥有能与欧洲列强相媲美的海军力量，但这并不妨碍列强视美国为最有潜力的新兴大国，其缘由就在于此。
当下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凝聚了自建国以来数代人的艰辛付出。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能毫无批判地加以继承。国家建设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依然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应牢牢把握住“发展才是硬道理”，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和进步举措，深化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制度建设、能力建设、创新建设，进而带动民众对国家建设的高度认同和共识凝聚。总之，成功的国家建设是新兴大国崛起的必备条件，做不到这点，新兴大国的崛起也就不可持续，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新兴大国要立足本区域，寻求与世界大国的战略互信。观察美国建国早期和在十九世纪的外交政策，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始终坚持对本地区影响力的有效辐射，有所作为，但不胡作非为。美国建国早期，国家实力羸弱，只得与欧洲列强虚与委蛇；初步成长为地区大国后，依然严守实用主义外交的策略，对美洲事务提出明确的外交理念，对其他地区的事务与争端，则尽可能置身事外。直至美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才开始积极向外输出软实力和硬实力。
中国与美国在地理上同属区域性大国，但国际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国境线，与多个国家存在领土或领海争议，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基于中国目前的国家实力判断，中国应继续恪守和延续成为负责任的地区性大国角色，谨守外交现实主义的理念，不能像美国那般扮演世界警察。美国尽管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实力大损，但仍然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超级大国。中国无力、也不应主动挑起与美国的军事冲突。目前美国打着“重返亚洲”的旗号，暗中煽动日本等国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遭致中国的迎头阻击。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我军各类新型军事装备的频繁亮剑，起到了战略威慑、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良好效果。这些策略是非常正确的，也能得到民众理解和支持。但这种斗而不破的策略，还是应该明确在相应的地缘政治范围之内，即向美国表明中国无意追逐超出本国正常利益以外的战略优势。与早期美国无意挑战英国治下的海军霸权相类似，中国追求建设强大的海军也绝非剑指美国，而是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中国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和世界传递积极信号，要做战略互信的受益者。
中美两国应在涉及全人类文明福祉的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实践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客观而言，英国在十九世纪推动的世界贸易体系，率先废除奴隶贸易，推动早期全球化进程等，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英美大国关系的和平范式转移，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接受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创新。
当下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而走向更为宽广、寻求相互合作与支持的融合阶段。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几大问题，决非少数几个大国和国际组织单边就能解决。全球性的重大挑战，如全球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能源短缺与新能源开发、高致命性传染病的防疫、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欠发达地区发展援助、重大自然灾害的预防与救援等，都需要大国抛弃各自的成见和私利，携手同行，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增添正能量。中国应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和担当，在涉及有关全人类文明福祉的领域积极发言，有所作为。中美之间也应该在相关领域进行相互呼应，坦诚交流，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患得患失，真正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怪圈。
回顾十九世纪美国崛起与英美大国关系的转型，继而联系今日中国之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威胁，我们的确能学到一些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冷静地看到，部分西方学者和媒体总是以一战前的英德竞争关系比附当下的中美关系，炒作即将到来的海上冲突。这类比较历史观的流行，既有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后不断积聚的忧虑，同时也反映出西方人士脑海中特有的对东方文明的认知偏见。从历史来看，中国从未担当、也无意成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中国的首要战略是保持国家发展建设的长久性和稳定性，并以此选择合适自己的外交战略。中国努力做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而非麻烦的制造者。美国作为现任的“霸权国”，对正在崛起的大国采取防范和遏制策略，与十九世纪英国对其态度如出一辙。中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和善于学习的优秀民族，也必将从历史中寻找避免大国零和冲突的智慧和方法。发展与和平依旧是当今世界的永恒主题，中美之间亦同样如此。
注释:
1Walter Russell Mead: 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Knopf, 2007.
2赵怀普：《英美特殊关系与国际秩序》，《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第81页。
3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定位于“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4［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98页。
5［美］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涂永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
6 7［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8 10［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76页。
9［美］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0页。
11［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2～16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124、156、160、165、174页。
17［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