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共同举办研讨会，就明年中国G20的议题、中国能在国际治理中做出的贡献、基础设施领域的融资等问题展开讨论。有专家认为，明年的G20在中国举办，这将是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后最重要的一届会议。明年的中国峰会被寄予厚望，各界都期待中国能更好地设计议题，并充分发挥领导力，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G20的重要职责是推动世界性多边机构发挥作用，因此，中国应展现领导力，推动IMF改革的进展。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很大的不足，融资方面仍有很大的缺口。基建融资应吸收社会资本的参与，给予其符合期望的回报率，并有效沟通各国的需求。
有专家认为，明年的G20在中国举办，这将是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后最重要的一届会议。当前，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更深，
2008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疾病传播、气候变化以及食品安全等世界性难题的解决都需要跨国合作。明年的中国峰会被寄予厚望，各界都期待中国能更好地设计议题，并充分发挥领导力，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一、中国G20应推动IMF份额改革
世界性难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因此才产生了多边机构，而G20的首要责任就是加强这些多边机构的作用。当前这些机构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从希腊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表现来看，IMF已经在取得进步。但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IMF的份额改革，尽管这项改革在五年前的首尔峰会就已获得通过。IMF的确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改革受阻会影响其信誉。
推动IMF改革与G20的理念相吻合。在从G7转向G20的过程中，有一条原则至关重要，即新兴经济体应该在全球的经济管理中担负更大的管理责任，而其他国家应该提供这样的空间。IMF迟迟不改革，是对这项原则的违背。因此，马丁希望，中国在作为主席国期间，应该推动IMF改革的进展。
二、中国G20应推动FSB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第四支柱
G20需要继续推动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发展，因为各国永远不应该忘记过去十年得到的深刻教训。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带来了严重后果，将全球置于衰退边缘。几个月前中国股市的剧烈调整给全球市场带来了极大影响。不仅如此，全球银行系统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美国和欧洲金融业发展受阻，中国影子银行的快速增长，以及最近法国、意大利、德国试图削弱大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等。FSB需要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做出贡献，但首先需要获得完全条约地位，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全体会员国资格，成为继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第四支柱。有专家建议，中国应该推动G20赋予FSB与其责任所匹配的地位。
三、中国应推动 G20在难民危机、卫生领域有所贡献
不仅在金融领域，在难民危机方面，G20的领导力也应该发挥作用。在叙利亚、黎巴嫩等地约有6000万难民，联合国的人力、资金明显不足以应对这场危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s for Refugees，UNHCR）的负责人称，预算根本赶不上需求。面对这一灾难性的事实，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不应置之不理，从人道主义原则上讲G20也应行动起来。如果仅仅指望UNHCR来处理危机，而没有G20国家的领导与资金援助，危机不可能得到解决。
在卫生领域，世界卫生组织（WHO）未能成功解决埃博拉（Ebola）病毒的蔓延，这说明WHO的反应机制太慢，没能估计到病毒传染的潜力之大，WHO对此负有很大责任，它的最大阻碍就在于机构本身缺乏资金。事实上，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都负有责任。中国和英国已经有合作的基金项目，用于相关疾病问题的研究。在中国G20峰会期间，G20国家应该发挥领导作用，携起手来帮助WHO来面对这些挑战。
随着中国峰会的临近，还需要提出三个议题。第一，G20需要更多考虑到非洲，目前南非是G20中唯一的非洲国家，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因为在讨论全球性事务时，如果只有一个非洲国家，G20明显处于劣势，因为非洲的声音不够响亮。第二，维护商业网络安全非常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有重要共识，中美的相关部门许诺加强合作。但仅仅中美双方共同努力还不够，G20应该推动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第三，今年11月份在土耳其举办G20峰会后，紧接着就是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G20应趁此良机，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提供支持。明年G20峰会将会在中国举行，这样各方有足够的时间填充更多细节，比如碳排放价格等。
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还未实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相距甚远。从机场、铁路、公路对人口、国土面积的比例来看，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差距仍然很大。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并不平衡，西部地区在这方面仍较为落后。即使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内部也不平衡。除了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差得更远，很多网管设施都不达标，农业、科技、医疗、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差的非常远。
中国的现状并不是特例，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事实。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看，无论是人均耗电量、互联网的普及率，还是交通运输、农业灌溉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从需求上看，整个世界范围内，大概需要每年投入基础设施2万亿美元，资金缺口在1万亿美元以上，亚太地区未来10年需要8万亿美元。
发展基础设施，融资是关键，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以及有效沟通各国的需求极为重要。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效益较高，但经济效益低，偿付能力弱。当前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形式是财政以及公开招标。但是当前的现实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能力有限，基本上全部靠外部的援助，并且社会资本参与的动力不足。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这样的私营部门相对富裕。要充分利用这些资金，就要让政策符合基础设施投资期限较长、一些地方投资回报较慢等特点，允许私营部门从中收取适当的费用，给予符合其期望值的回报，这才能有效动用这部分力量。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仅靠中国自身还不行，中国还需要动员沿线各国的资金。一些发达国家也表现出了参与的意愿。因此，有效沟通各方，就变得极为关键。中国需要重视人员的培训，要让沿线国家了解这一战略的设想与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