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社会基础拓展问题，是党的建设必须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它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政党的社会基础问题是所有政党应当时时关注，认真研究，慎重对待并正确解决的问题。”[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自己社会基础的拓展，始终根据我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不断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使自己深深地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说到底，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基础的拓展历史。在这里，本文重点研究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内涵外延、基本依据和影响因素三大理论问题。
什么是党的社会基础呢？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有的学者认为，党的社会基础是指党生存、发展、壮大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等。譬如，李金河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不仅与其特定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受着自身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2]。这是党的社会基础广义上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对党执政合法性、有效性认同的广泛程度。社会基础由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两部分组成[3]，等等。笔者认为，党的社会基础是指那些认同、拥护和支持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凝聚在党的周围并愿意为实现党的执政使命而奋斗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群众。它不仅包括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而且包括党与党的阶级基础、党与党的群众基础以及党的阶级基础与党的群众基础之间的内在关系与结构。同时，还包括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各自的内在关系与结构。它的实质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群众对党的认同、拥护和支持。这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条件。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党的社会基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它会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地发展变化。譬如，过去我们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指“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当前，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我们党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它不仅包括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而且还出现了受聘于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和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在内的广大新的社会阶层，等等。当然，在党的社会基础构成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主要部分，是我们党实现自己的执政使命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骨干力量。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拓展是指开拓、扩展的意思。党的社会基础拓展是指我们党根据社会群众的利益、愿望、诉求和我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不断开拓与扩展认同和拥护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凝聚在党的周围并愿意为实现党的执政使命而奋斗的社会群众。党的社会基础拓展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量方面的拓展：二是质方面的拓展（见图1）。
1.党的社会基础在量方面的拓展。党的社会基础量的大小，是党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这就要求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努力增强自己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从量的方面拓展党的社会基础。这样，党的执政地位才能日益巩固，党的生命力才能日益增强。正如周淑真教授指出：“政党作为人民意愿与政府最终采取行动之间的纽带，其社会基础范围的大小和力量的强弱，形成政党的生存土壤，决定政党的生命力。”[4]那么，党的社会基础在量方面的拓展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党的社会基础在数量上的增加。这是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基本要求。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幅度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党的社会基础在数量上增加越多，那么表明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幅度就越大；如果党的社会基础在数量增加越少，那么表明党的社会基础拓展幅度就越小；如果党的社会基础在数量上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进一步减少，那么表明党的社会基础不仅没有进一步拓展，反而进一步萎缩。二是党的社会基础在范围上的扩大。这就要求我们党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努力在社会各阶层中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力争实现党的社会基础“全覆盖”。比如，我们党不仅要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而且还要在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中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努力实现党的社会基础范围的最大化。
2.党的社会基础在质方面的拓展。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除了表现在数量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质方面的拓展。我们认为，党的社会基础在质方面的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维度：一是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度的提高。“一个社会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最终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政治统治者的统治或指挥得到该社会最高价值的支持。”[5]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社会基础的根本实质就是指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党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度越高，党的社会基础就越多、越广、越巩固。因此，拓展党的社会基础，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度，使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认同、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只有人民群众对党认同度的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基础才能不断拓展；相反，党的社会基础就会不断萎缩。二是党的社会基础结构的优化。这也是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重要表现。它是指党的社会基础各种组成部分比例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与改善。当前，党的社会基础结构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中间阶层的比例太小，农民阶级的比例偏大。问卷调查显示，认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党的社会基础结构中所占比例“太大”和“比较大”占41.3%，而认为新的社会阶层所占比例“太小”和“偏小”的分别是19.2%、49.5%，合计达到了68.7%。因此，新形势下，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必须努力优化党的社会基础结构，实现党的社会基础从“哑铃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转变。具体地说，就是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降低农民阶层在党的社会基础中的比重，同时要不断培育和壮大中间阶层，使之成为我们党的社会基础中的中坚力量。只有这样，党的社会基础才会更加牢固。
3.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既没有无质的量，也没有无量的质，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辩证统一。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两者相互依存。质离不开量，量也离不开质；第二，两者相互渗透。在量中有质，在质中有量。党的社会基础质的拓展与量的拓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它们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体。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数量与质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6]一方面，党的社会基础量的拓展，离不开质的拓展。因为，如果只有党的社会基础量方面的拓展，而没有质方面的拓展，党的社会基础拓展不是全面的拓展，而是一种畸形的拓展。这样，党的社会基础只能是表面上的“更巩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更巩固”。在这方面，苏共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苏共党员人数20万左右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党员人数在200万左右时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而党员人数达到近2000万时却垮台了。为什么呢？我认为，重要原因就是苏共在执政的中后期，其社会基础虽然有“量”的拓展，但没有“质”的提升。换句话说，苏联人民群众对苏共的认同和支持度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在不断下降，甚至几乎到了丧失人心的地步。这就注定苏共最终走向垮台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党的社会基础质的拓展，又是以量的拓展为基础的。如果只有质方面的拓展，而没有量方面的拓展，那么拓展也是畸形的，党的社会基础也难以牢固。当然，党的社会基础质方面的拓展是主要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量方面的拓展是次要的，是起基础性作用的。
1.现代政党政治理论。当今时代是政党政治的时代，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根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共有五千多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而且，除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的。在政党政治中，政党、民众和公共权力是政党政治的三大构成要素，又称“三大基石”。从这三大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看，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桥梁。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政党必须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同，政党才能发展和壮大；另一端连着国家公共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运作产生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指出：“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7]根据政党这一定位，政党要生存、发展和壮大，就必须建立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同时，为了发挥政党的功能，实现政党的奋斗目标，还必须努力凝聚广大民众，取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强调，一方面工人阶级政党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崇高而伟大的历史任务，仅仅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只能成为“孤鸿哀鸣”，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也就是说，虽然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但是，政党阶级利益的实现并非仅靠政党自身力量可以完成的，而是必须最大限度地把社会广大民众凝聚在自己周围，成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在增强阶级基础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扩大自己的民众基础。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地说，一方面，政党的阶级基础决定着政党的阶级性，是立党的根本，没有阶级基础，无以立党；另一方面政党的民众基础决定着政党能在多大范围内联系和影响民众，决定着政党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政党推进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没有群众基础，政党就会缺乏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
2.党的“两个先锋队”理论。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8]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她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始终维护和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愿望、利益和诉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9]但同时又强调：“这个政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1935年12月，我们党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决议也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当然，“两个先锋队”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是指党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性；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主要是指党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性。不坚持党的阶级性，无以立党；不坚持党的群众性，党就会缺乏强大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也难以顺利推进。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不仅体现了党的阶级基础的先进性，也体现了党的群众基础的广泛性，这为党的社会基础拓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1.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现实需要。实现党提出的奋斗目标，仅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无法完成的，而必须团结和凝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党提出的奋斗目标才能顺利推进，并最终得以实现。具体地说，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层面看，拓展党的社会基础的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增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合力的现实需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需要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共同奋斗和努力。拓展党的社会基础，有利于把社会各阶层群众凝聚起来，使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形成强大的实现党的目标奋斗的合力。二是减小实现党的奋斗目标阻力的现实需要。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努力增强社会各阶层群众对党的认同度和拥护度，促进广大人民群众与党提出的奋斗目标同心、同向，这样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中的阻力就可以大大减小。三是提高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能力的现实需要。实现党提出的宏伟目标，需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强大的执政能力作保证，党的奋斗目标描绘得再好，也难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不断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把社会各阶层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进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当前，我们党肩负着“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中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并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繁重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党必须清醒认识我国社会各阶层的现状，努力适应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断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把社会各个阶层群众和整个民族的力量空前地凝聚在党的周围，把社会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起来，使之为党承担的庄严使命和提出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只有这样，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2.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过去牢固不等于现在牢固，现在牢固不等于永远牢固。这就决定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不断拓展党的社会基础。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1）这是党的执政地位与党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党的执政地位与党的社会基础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党的社会基础决定党的执政地位。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社会基础广泛而且牢固，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地位就坚如磐石；党的社会基础萎缩或瓦解，失去人心，党的执政地位就发生动摇，甚至垮台。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将垮台。”[11]另一方面，党的执政地位反作用于党的社会基础。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党利用执政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而赢得民心，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2）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阶级基础和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没有强大的阶级基础，无以立党；同样，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也会成为孤家寡人，从而失去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不仅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还取决于党能不能团结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有没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3）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抵制“西化”、“分化”图谋，这也要求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当前，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一直图谋“西化”、“分化”我国，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我们党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十分尖锐的。这场斗争最核心的问题是争夺人心和民意。为此，我们党必须尽最大努力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拥护，从而不断巩固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是抵制“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
3.适应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比较简单，它主要表现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1978年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特别是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变迁，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迁。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日益多元化趋势。
具体地说，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新变化。1978年以前，我国工人阶级的成分比较简单，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1978年以后，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比如，近几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队伍迅速壮大（见表1），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和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6年农村乡镇从业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46%。调查显示，在一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且“苦、脏、累、险”的行业中，农民工在数量和比重上占主体地位，在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采矿业、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比重最高，分别达到78.2%、71.8%、65.7%、61.3%[12]。又如，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出现了大批下岗职工，他们存在政治失落感和社会不公平感，党在他们中间的影响力减弱。如何适应这些新变化，整合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拓展自己的社会基础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二是农民阶级队伍发生了新变化。1978年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以及在中国社会的非农化过程中，我国农民阶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农民成为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等，而务农的农民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大大降低。根据统计，务农的农民占全国就业人员由改革开放前的70%多，下降到现在的40%多一点。因此，有的学者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阶层的分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范围最广。”[13]农民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群众基础结构和党联系农民群众的工作方式，对拓展党的社会基础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三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主要包括：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而且，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之间流动频繁，他们的职业、身份也经常变化。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据统计，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数约为7500万人，他们掌握或者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和4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69%的出版发行[14]。面对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党如何在巩固传统社会基础的同时，努力争取新的社会阶层的认同、拥护和支持，这是巩固和拓展党的社会基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
从现实情况看，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因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党意识形态与政策层面的因素，也有党的执政能力层面的因素；既有党组织层面的因素，也有党员干部层面的因素。此外，还有社会环境层面的因素等。对此，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见表2）。
调查结果显示，在上表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15个因素中，根据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列，排在第一位的是：党员干部的能力、作风与形象，占19.9%；排在第二位的是：党的公共政策，占17.0%；排在第三位的是：党的提高执政绩效的能力，占15.1%；排在第四位的是：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占10.4%；排在第五位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占9.1%。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以下几个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因素。
（一）党的执政绩效层面因素
党的执政绩效，又称执政的有效性，是指党在执政过程中，通过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和国防等方面的政绩和成效，而且这些政绩和成效能够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需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绩效，对于党的社会基础拓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根本性因素。具体地说，在执政过程中，如果我们党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大力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那么党的执政合法性就高，党的社会基础就巩固；如果党能以较低的执政成本，取得较高的执政绩效，那么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会进一步提升，党的社会基础也会进一步拓展。而如果与之相反，则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会降低，党的社会基础不仅不能进一步拓展，反而会萎缩，甚至动摇。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利普塞特曾经指出，一个政治体系如果无视“特定支持”，“一再地或长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延续几个时代，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而“在现代世界，这种效率意味着不断的经济发展。”[15]当然，经济发展了，并不意味着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一定能提高，党的社会基础就一定能拓展。因为如果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贫富悬殊、社会治安和社会公平等问题没解决好，人民群众也会不满意，党的社会基础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削弱。因此，拓展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执政地位“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生活逐渐地好起来。”[16]另一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当前，尤其要注重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加剧问题，努力避免因单纯依靠经济增长而带来的“政绩合法性困局”现象。
（二）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层面因素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政治、哲学、宗教、艺术、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17]。党的意识形态是党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见解、看法和理论，是党组织、凝聚和号召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从党的社会基础拓展角度看，党的意识形态也是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党的意识形态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合法性功能。简单地说，党的意识形态能够为党的目标、行动和社会制度等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以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当党的意识形态被党员所认同和接受时，党就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而一旦被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时，党就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力量。所以，合法性功能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一项最基本的功能。二是“黏合剂”功能，又称整合功能或凝聚功能。意识形态对社会上反映各种不同利益和要求的观念和思想进行凝聚和整合。一方面，意识形态能够凝聚和整合社会群众的思想和行动，把社会广大群众凝聚到党的周围，这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能整合党内的思想和行动，维护党内的统一和团结，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紧紧地凝聚起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政治动员功能。意识形态能够动员广大党员和群众紧紧团结到党的周围，积极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目标而努力奋斗。正如丹尼·贝尔指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处理的是这样一些社会运动，他们千方百计动员人们为实现这些信仰而奋斗。”[18]因此，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努力使党的意识形态在反映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兼顾和反映社会不同阶层的诉求。换句话说，我们党既要维护自己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指导性，防止传统意识形态资源的流失，又要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加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增强党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党的公共政策也是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重要因素。公共政策指的是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是政治系统在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等系统的一系列行为。政党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政策的制定；二是政策的执行；三是政策的反馈。从政党的社会基础拓展层面看，公共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一方面，公共政策的制定体现政党的政策主张和价值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支持程度。它不仅影响着社会资源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中的权威性分配，而且也反映出不同阶级和阶层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关注，包括关注内容及程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共政策体现出执政党所希望获取的不同阶级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的结果，即政策输出在实践中的绩效（或有效性），也影响着民众对政党执政认同度的高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政策的结果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果公共政策的绩效低，说明政策制定与执行结果不够一致，也意味着公共政策没有很好地实现和满足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反之，如果公共政策的绩效高，就说明公共政策比较好地满足和实现了广大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民众对政党执政的认同度高，政党的社会基础就巩固。相反，认同度低，社会基础就难以进一步拓展，甚至可能丧失执政地位。从上文中的表2，我们可以看出，有58.6%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的公共政策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影响大”，仅有0.9%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小”（见图2）。因此，我们党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保证党的公共政策能够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党的组织与干部层面因素
党的组织与干部，是拓展党的社会基础的主体，也是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关键因素。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党组织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强，党员干部的作风与形象好，党的社会基础就会不断拓展和巩固；与之相反，党的社会基础就会萎缩，甚至动摇。具体地说，它包含以下几个“子因素”：一是党的基层组织覆盖面的大小。党的基层组织覆盖面越大、“空白点”越少，党做群众工作的力度就越大，党与群众的联系就越密切，党的社会基础就越容易拓展。我们党提出“哪里有群众，哪里就应有党的组织，哪里就应有党的群众工作”，道理就在这里。在问卷调查中，认为党组织的覆盖面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影响“大”和“比较大”的，分别是27.3%和43.9%，两项之和达到71.2%。当前，有的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建立党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对此，务必引起高度重视。二是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强弱。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与党的社会基础拓展也密切相关。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越强，党的社会基础就越广泛、越牢固；反之，就会萎缩。问卷调查显示，有58.8%的人认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强弱对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影响“大”，有28.5%的人认为影响“比较大”，而认为影响“一般”和“小”的仅分别占11.2%和1.5%。三是党员干部的作风与形象的好坏。党员干部是党的肌体“细胞”，直接接触和面对人民群众。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党的声誉与形象，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态度和看法，最终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具体地说，党员干部的亲和力高，密切联系群众，而且清正廉洁、求真务实，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度就高，党的社会基础就巩固。相反，如果党员干部贪污腐化，脱离群众，党的社会基础就会萎缩。问卷调查也表明，有68.3%的被调查者认为，党员干部的能力、形象与作风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影响“大”，23.4%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大”，两项之和达到91.7%。另外，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是否充分，也直接影响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
（四）党所处的社会环境层面因素
党的社会基础拓展，不是在“真空”中开展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社会变迁是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环境因素，两者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表述为：中国社会变迁影响和制约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的拓展，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的拓展必须适应中国社会的变迁。在调查问卷中，当问到“你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拓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大吗”时，39.9%的被调查者认为“大”，43.5%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大”，两项之和达到83.4%（见图3）。因此，研究和探讨新形势下党的社会基础拓展问题，必须放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来进行。离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一环境，来研究和探讨新形势下党的社会基础拓展问题是抽象的，也是不现实的、没有意义的。只有这样，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研究才更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
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呢？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是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及其组成要素从一种情况或一个阶段到另一种情况或另一个阶段的变化转移。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2）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3）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变迁；（4）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等等。当然，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上述表现与党的社会基础拓展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度，但是关联度又各不相同，有的关联度大些，有的关联度小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党的社会基础拓展之间的关联度最大，有51.9%的被调查者认为两者之间关联度“强”；其次，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有46.5%的被调查者认为两者之间关联度“强”（见表3）。
注释：
[1][4]周淑真：《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与统一战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13期。
[2]李金河：《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
[3]于坤等：《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执政基础》，《党政论坛》2007年第1期。
[5]T.Parson：The Social System，London：Tavistock，1952；New York：Free Press，1961，pp.36-4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英]欧内斯特·巴克：《关于政府的若干思考》，牛津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第39页。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3页。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12]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第六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13]刘祖云：《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14]《中华工商时报》2008年3月10日。
[15][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6-57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17]《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18页。
[18][美]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