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扬西方保守主义，于今未必是一件能讨好人的事。一是因为它引起的联想不佳。对于深受进步主义观念影响的读者来说，一提“保守”二字，往往会想到有碍“进步”的旧道统，想到特权和等级秩序，更直白地说，想到抵制变革的“反动势力”。
其次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对于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来说，或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国家，如果旧事物中的优良者所存不多，体制依然游移未定，这时人们更愿意用变革来换取改进，倡言保守者于此不免自作多情。徒言往圣先贤而无“活着的”旧制可以依傍，会因缺乏“建设性”和“前瞻性”而为人所诟病。所以与西方不同，在中国批判激进革命意识形态的人，大多并不以保守主义者自居。
这种理解可能没有错，但也忽略了保守主义的另一些特点。
首先，保守主义虽然尚古，但它本身并不是古董。就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一样，西方的保守主义也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我们或许能从近代以前的思想家中找到类似保守主义的言论，如柏克之前的胡克（Richard Hooker，1554-1600）和巴特勒（Joseph Butler，1692-1752），但不能据此认为18世纪末之前便已有保守主义，因为那时人们并没有保守主义的自觉。保守主义是与现代世界同步发生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才使保守主义真正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和政治势力。它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且支持变化的观念和推动变化的技术手段，与民族国家的力量相结合，也使其规模与强度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它既能清除陈旧的束缚与压迫，也能斩断一切凝聚社会的纽带。保守主义自觉与之对抗的便是“现代性”这种充满危险的一面，由此构成了现代思想体系本身重要的一环。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保守主义是一种专属于权贵或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其实，保守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普通民众在欧美遍布各地，可见它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厌恶频繁的变化乃人的天性之一，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也能给生活的每个角落造成严重的不适，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在保守主义看来，这种秩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长的要件。
再次，保守主义多被喻为政治列车的刹车器，讽其抱残守缺，不知进取，缺少“行动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然而，姑不论阻止变革也需勇气和社会动员，即使从革除时弊的角度看，远有英国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和丘吉尔，近有里根总统和萨切尔夫人，皆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其厉行鼎革的勇气丝毫不让于对手。可见在重新为社会定向的问题上，保守主义思想同样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在国际关系领域更不待言，欧美的保守主义者通常比其他政党持更强硬的立场，更加倾向于“行动主义”。
不过，以上所述只涉及保守主义的形式特点。如果观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则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体系，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分。即以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来说，他向不以理论家自居，其思想缺乏严谨一致的外表，法国的迈斯特与他相比，基督教宿命主义的倾向就要清晰得多。英美保守主义因柏克的缘故而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法治传统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受柏克影响的德国保守主义，则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19世纪，黑格尔是普鲁士国家主义的辩护士，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则为现代商业文明和民主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同样成分复杂，有些甚至相互冲突。例如，同为德语文化圈的哈耶克和卡尔·施米特，大概除了可以共享保守主义之名外，两人的思想甚少相似之处。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中，奥克肖特的思想很世俗化，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却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通常是小政府和地方主义的支持者，在法国则多是中央集权派。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光谱中偏保守的人多为市场至上派，但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经济自由带来的物质主义有很大保留。施特劳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嗤之以鼻，可是在安·兰德看来，它是西方文明最珍贵的成果。有些保守主义者常常表现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但也有不少保守主义者依然信守由基督教传统中演化出的普世主义。
所有这些难免给人一种印象，保守主义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就如同哈耶克和亨廷顿所说，对于应当保守者为何，保守主义者并无统一的目标。它缺少清晰稳定的政治取向，因此不能提供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思想色彩各不相同的人都愿意用“保守主义”相标榜，至少说明了它具有强大的工具性价值。保守主义本身可能无力提供一种完备的替代方案，但对于维护社会中某些既有的结构性成分，或避免某些政治方案的恶果，它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种工具角度来理解保守主义，使它与其他政治学说相比，拥有更多守护原则的实践技艺。所谓“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它可以为变革与连续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一定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政策”理论;它不是与现实脱节的传统主义、宗教或文化原教旨主义（这也是两个经常与保守主义混为一谈的概念），而是现实政治和伦理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守主义虽然谈不上是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勉强给出清晰的定义可能是费力不计好的事，但还是可以为它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作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群体，这些特征更多地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共同主张上，而是反映在他们共同反对什么上。
第一，大体而言，保守主义者对于以现代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进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认为眼前的经验并不足以为人的正确行为提供足够信息。无论观念还是技术革新给生活方式造成的改变，其长远后果不是立刻就能看清楚的，所以保守主义者都反对激进变革，对历史和信仰的传统持虔诚的敬畏态度。
第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客观事实，可以由人对其任意加以改造。社会最可贵之处，是特定群体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内生秩序，它类似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最好的、最自然的变化是演化与生长，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设计。这个过程不排除理性的作用，但由于人性天生并不完美，所以理性在引领变革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审慎。
第三，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伦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它们使人们在生活中感到惬意，为人的社会化过程提供便利，形成真实的权威认同。如果这些因素受到破坏，恢复起来将极为困难。因此培育和守护这些因素，乃是维持社会健康的必要条件。
第四，保守主义者对政府权力一向保持戒备，同时也不信任基于权利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具有至上价值。他们肯定基于自然原因的不平等的正面意义，认为贤能政治（meritocracy）更有益于社会整合和道德风气的培养。
最后，保守主义还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特点：它严重依靠历史和传统叙事，认为所谓科学思维提供的各种原理不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因此排斥超越时空的理性批判。这使保守主义文献在话语风格上文学性多于逻辑分析，引经据典和释义成分胜过体系建构，这也是保守主义缺乏系统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保守主义诞生二百多年来，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由于产生的时代和区域背景不同，各派思想杂陈，良莠不齐，即或择其一支加以系统介绍，亦恐难以办到。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仅仅是着眼于过去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相对而言译介不多，如今反思百年革命者众，而对革命回应最力的西方保守主义传统，却缺乏足够的文献可资借鉴，不免是一件憾事。在亟需就民族的未来重建共识的时代，编者愿借这套丛书的出版，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机会，掬他山之水，浇灌我们的智慧。
是为序。
注：
维沃：《思想的后果》（王泊译）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冯丽译）
巴克利：《耶鲁的上帝与人》（林毅译）
诺克：《我们的敌人：国家》（彭芬译）
以上四种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于近日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