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基础是政党存在的基本前提，党群关系密切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在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日益加快的今天，党群关系的影响面比以前更广，对各国政党造成的冲击和挑战也更为显著。世界各国政党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巩固群众基础、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和尝试，其中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也有值得警惕的教训。梳理和分析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密切党群关系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党提供有益启示。
一、从战略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将密切党群关系作为党的重要纲领和指导思想
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均高度重视群众工作，认为党的政治生命取决于民众，在党的纲领和指导思想中对群众工作做出明确要求和规定。越南共产党从建党之初至今始终高度重视群众工作。越共创始人胡志明曾指出，“人民是国家和革命的根本”，“党只有贴近人民、相信人民、重视人民、学习人民，才能领导人民”。进入“革新开放”时期后，越共仍不忘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1990年越共通过《关于加强党与人民联系的决议》，再次强调革命是人民的事业。2011年越共十一大也重申“人民是发展的主题、主要力量和目标”，坚持革新成果由人民共享。[1]朝鲜劳动党规定，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朝鲜最强大的武器、强盛国家建设最大的动力就是千万军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党员必须树立正确党的群众观，经常做群众的工作，向群众解释党的路线和政策，使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2]古巴共产党指出，党和人民密不可分，党必须代表劳动者和普通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基层组织要直接做群众工作，使群众支持党的主要任务和决议。党也要听取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并将党的工作交给群众评判。[3]南非共产党在其党章党纲和重要文件中指出，人民群众是推动民族解放的关键力量，不能将人民的支持视作理所当然的，南非共只有始终将权力赋予人民，让人民作自己的解放者，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4]
发达国家政党则更多地从满足选举政治需要的“功能性”角度去看待和处理党群关系。即便如此，大部分政党仍然十分重视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强调密切党群关系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政党生命的重要工作。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德国社民党和基民盟，法国社会党以及日本自民党等政党在其党纲、党章或重要文件中，均强调加强与选民联系是“自下而上的竞争性民主制度”所决定的，只有一个“更贴近公民的党”才能“弥合政治与公民社会之间的鸿沟”。[5]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是典型的围绕着选举各级公职领导人而组建的选举党，两党并无固定党纲，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竞选纲领中。而两党历来将联系群众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试图把自己打造成老百姓的“自己人”。以民主党为例，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中，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均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多数民众的利益，为中产阶级减税，发展能够覆盖广大民众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而来自普通民众的支持也让缺少大财团援助的奥巴马两度问鼎总统宝座。
二、把保障民众利益、回应民众最关切的问题作为党的核心目标，争取民众最广泛的支持与认同
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福祉，把群众工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是处理好党群关系的关键。因此，各国政党普遍将保障民众利益作为党的核心任务，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路线与社会思潮出现复杂混乱局面，左、中、右等各派力量激烈交锋。在这种情况下，2001年才新成立的统一俄罗斯党并未过多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政党缠斗，而是鲜明地提出党的核心任务是提高全体民众的生活水平，主张以全社会健康力量为依托，通过深化经济、政治、社会领域改革，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统俄党的做法顺应了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对于强国、富民与公平正义的渴求，迅速成为俄罗斯第一大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举政治体制下仍然能够长期保持“一党独大”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该党在短短五十多年时间里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使新加坡从一个贫弱的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人行党也注重将发展成果惠及普通群众，通过推行国民福利计划、建设“组屋”等政策让广大新加坡民众能够老有所养、居有其屋。这些政策及其成效使人行党在新加坡民众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为密切党群关系打下了稳定而牢固的基础。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不断发展，世界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民众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各国政党争取选民、联系民众的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很多政党敏锐地把握社会生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及时对社会热点问题和民众最新关切作出回应。如英国工党针对民众担心公共服务被削减、治安状况恶化等问题的担忧，发起了“养老储蓄”、“防止手机被盗”等运动；越共针对烈士遗属生活困难的情况，开展了“修建情义屋”和“100%认养英雄母亲”等运动[6]这些活动切入点虽小，但却贴近民心，扩大了党对群众的吸引力与亲和力。也有一些政党未能及时体察到社情民意的变化，在处理效率与公平、政绩与民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顾此失彼，引发政局动荡。埃及、利比亚等国家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片面重视经济发展，忽视民生建设，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但普通民众对失业、贫富分化、地区发展不平衡、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的不满早已积怨成疾。这些国家政府在“阿拉伯之春”中很快就被民众的抗议浪潮冲垮，导致政权更迭，党息人亡。
三、加强制度设计与机构设置，促进党群工作机制化、常态化、专业化
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国外政党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群联系制度，专设从事群众工作的组织机构，通过具体的制度和机构来规范、引导和管理群众工作。为了确保这些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许多政党都指定专人甚至直接由党内高层负责领导群众工作。越共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立了民运部，并在中央专设“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氏放任主席，为党的最高层提供关于群众工作的咨询和政策建议。越共还在全国各省市委党校开设了民运系，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老挝人民革命党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每年要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7]古巴共产党中央组织部下设中央、省、市三级“群众举报和上访接待办公室”，负责收集和整理群众意见。古共领导人卡斯特罗每天都要阅读群众来信，有时还亲自给群众回信。韩国各主要政党均在中央设有委员会，专门负责党与群众团体的联系。同时各党还以选区为单位，在地方设立“运营委员会”，与选民直接进行接触。党员干部要定期走访所在选区，帮助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并将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上报中央。统俄党在中央设有“党的拥护者与社会团体委员会”，专门负责党与民众及社会团体的联系，在地方还建立了各级“党的拥护者委员会”，为统俄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扩大选民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英国保守党在全国各个选区建立了完整的保守党协会系统，每个议员都在其选区设有一个办公室，形成了与选民联系的“专人负责制”。法国社会党针对社团事务、青年运动、选举事务等分别设立了专门的全国书记处，这些机构一般由相当于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党的领导人负责，各机构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从多个方面协调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绝大多数世界政党均强调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并建立了相应机制，但并非所有政党干部都能长期坚持执行这些制度，群众工作机制维护不当、运转失灵、甚至成为摆设的教训时有发生。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在执政初期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前总统本·阿里本人都经常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决民众实际困难。但这些好的做法却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消失殆尽，党内官僚主义盛行，日益脱离群众，最终丧失了执政基础。[8]新加坡人行党创立了一整套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做法，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被各国政党视为典范，但近年来党内也出现了傲慢和懈怠心态，一些党员和干部做群众工作流于形式，到基层走一遭就算完成任务，对民众的呼声反应麻木，无所作为。很多新加坡人认为人行党已经不再聆听人民的声音，不能体谅普通民众的疾苦。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人行党虽然蝉联执政地位，但得票率创下历史最低纪录，人行党也对其群众工作进行了反省和改革。
四、借助党的外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发展党群关系，不断拓展与群众双向交流的渠道
世界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与社会生态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阵营”等概念趋于淡化，对各国政党的群众基础造成很大冲击。世界许多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出现“政治冷漠”现象，民众对政党政治日渐疏离，主流政党党员人数持续下降，选举投票率低迷。政党也不再是普通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唯一纽带，各种方兴未艾的社会组织为民众的利益诉求提供了更新颖、更自由的替代选择。面对挑战，各国政党顺应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加强了党的外围组织建设，借助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开展党群工作，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党群关系网络，加强群众纽带。
统俄党成立后迅速建立了“我们的”、“统一俄罗斯青年近卫军”、“俄罗斯妇女运动”、“为俄罗斯而统一”基金会等多个外围组织，覆盖了群团工作多个领域。统俄党通过政治支持、资金投入、培训选拔等多种方式提高这些组织的行动能力，而这些组织也充分发挥了深入群众的优势，配合统俄党工作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这些经过精心准备和宣传的活动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为扩大统俄党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很大作用。英国工党为了解决其传统选民不断流失、分化的问题，一方面着力调整和重建与传统外围组织——工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面向中产阶级、高端产业从业人员乃至企业家阶层建立了许多新的党外群众组织，以增进工党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了解与认知，树立工党“中产阶级代言人”的新形象。
各国政党在加强与外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同时，也改变了将这些组织视为政党的附属机构、宣传工具与“铁杆票仓”的传统观念，采取更加平等、灵活的方式与外围组织开展合作，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越共认为，“祖国阵线”及其他外围群团组织不仅是党的支持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党与人民之间联系社会的“反辩方”，在出台重大决策前与这些组织进行民主协商，允许其对党的方针和政府决策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使党的外围组织发挥“小骂大帮忙”的作用，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沟通。德国社民党经常与其外围组织艾伯特基金会就“第三条道路”等社民主义理论与实践重要问题进行辩论，并将此类辩论制度化。社民党还通过艾伯特基金会牵头组织理论研讨、社会辩论、国际智库合作等活动，为国内外社民主义的支持者们提供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平台。这些活动不仅加深了民众尤其是知识精英阶层对德国社民党的了解和认同，同时为社民党自身理论与政策创新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与新媒体技术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提高党群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新媒体的出现深刻影响着党群关系格局。一方面，政党不再拥有解释国家政治和组织社会活动的垄断权力，人们可以完全脱离政党组织，通过网络和新媒体来获取政治信息和发表政治观点，并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各种政治或非政治性质的社团。另一方面，网络与新媒体也为政党做群众工作提供了强大工具，研究社情民意、宣介党的理念以及与民众沟通都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高效。因此，各国政党均高度重视运用互联网拓展联系民众的工作渠道，提高党群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党，现在大多拥有自己的网站，并通过网站、电邮、手机等渠道与民众保持“全天候”联系，回应民众的提问和诉求，吸引民众参与党的组织活动和政策讨论。一些政党还将“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融入到党群工作和党的建设中，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等都创建了电子民意咨询平台，利用网络和电脑软件收集、分析民众对政党的态度和看法，并据此调整党的方针政策。日本自民党、民主党等则在对民众的兴趣和关注热点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网络和新媒体技术进行“精确制导式”的宣传，确保党的理念和政策能够被民众所理解、接受。
网络虚拟空间的另一大特点是几乎消除了层级差别，因而成为了各国政党政要与民众直接沟通的最佳渠道。据媒体报道，到2011年已经有60余位国家首脑使用微博等新媒体工具与民众沟通，其他开通新媒体账号的政党政要则不计其数。各国政治家们不仅将新媒体作为一种宣传政策和体察民情的重要工具，还着力通过新媒体展现个人魅力、制造热门话题，拉近自己与民众之间的距离。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堪称是走“互联网群众路线”的第一人，在其参加的两次竞选中，奥巴马投入大量资源开展网络营销，招募来自谷歌、脸书等互联网企业的精英组建了专业的新媒体团队，通过购买搜索引擎广告、开发社交软件等手段引导网络舆论走向并与选民进行互动交流，成功打造了一个草根、亲民的总统候选人形象，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当然，信息技术对党群关系的负面冲击也不容小觑。一些极端政治思潮通过互联网大肆传播，吸引了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盲目追随，使其对主流政党日益疏远。一些政治人物或忙于网络作秀，或疲于应付网络民意，降低了决策与施政的合理性，反而招致民众厌恶。如何合理运用互联网技术做好群众工作，是当前各国政党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赵绪生.越共如何密切党群关系[N].学习时报，2013-12-02.
[2][3][4]刘洪才.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Z].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32-33，792-793，365-421.
[5][6]钟廉言.国外政党的民众路线[J].瞭望·新闻周刊，2007，（40）.
[7]代金平，唐海军.国外一些政党处理党群关系的经验教训[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