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在2015年取得了重要战略进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已经初步确定。然而，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家相对实力变化的背景下，美国面临多重战略困境，华盛顿政策制定者和智库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进而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定风险。政治思维方式的转变是摆在美国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进一步发展中美大国关系的要素之一。
美国面临多重战略困境
2016年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从目前局势来看。这次选举体现出许多乱象。各候选人辩论的议题非常分散，谁也没有提出明朗的政策。这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大选乱象背后是美国战略困境的加深，这种困境并非源于国力衰落，事实上美国经济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随着国际局势和自身地位的变化，美国面临着许多新出现的复杂挑战。
例如，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究竟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哪些影响？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问题，还涉及到叙利亚的和谈进程，以及几个大国的利益平衡——土耳其、伊朗、沙特、埃及，加上紧邻的域外大国俄罗斯。仅仅“伊斯兰国”这一个挑战，就包含如此多的因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也面临困难抉择：中东和亚太哪个对美国更重要？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在国际关系上，美国的盟国体系要进行哪些调整？美英关系该如何处理？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国际重大议题中，IMF等金融机构应采取哪些改革措施？G20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些问题恐怕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给出答案的。但许多美国人由于过去霸权地位带来的优越感，总是尝试自己做出解答。
美国国内问题同样日趋复杂，例如本土反恐中，枪支管制问题凸显出来。但美国的枪支问题源于历史，并非简单的反恐问题，而是代表了根深蒂固的移民社区文化。多元文化一直让美国受益，但从“9·11”事件以后的社会现状，甚至该事件之前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美国的多元并不平等，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给其他文化造成了巨大压力。美国的很多穆斯林社区已经感受到这种来源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压力。移民问题不是简单针对中东移民，还包括墨西哥等地的移民。按照美国的说法，分为高端移民和低端移民，有的风险比较小，有的风险比较大。对风险较大的移民群体，美国采取了限制流入的措施。
然而，极端思想不是抬高国门、限制移民流入就能管控的。早在2006年-2009年左右，美国就已经破获了很多起本土年轻人参加国外恐怖组织的案子。最近几年，极端意识形态的传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网络上。按照美国传统的法律思路，不应对互联网实行大规模的管理。但近几年美国政策慢慢有了变化，政府很担心极端思想在网络上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怎么界定？信息自由怎么界定？这些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国之根本，其解决难度要超过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
美国要应对的这些国际与国内战略困境，涉及到国内外、区域内外以及不同领域的互相关联，如果奉行原来美国单边主导式的方案，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但从现在的大选辩论来看，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候选人都停留在某种优越感当中，挂在嘴边的还是针对这些问题“美国怎么办”“我们党派怎么办”，这将进一步增加走出困境的难度。
中美关系框架已初步确定
尽管美国自身陷入战略困境，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大局已定。特别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取得了重要的战略成果。两国元首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不对抗、不冲突”这个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在比较容易发生冲突的领域初步建立了危机管控的理念和机制，包括重大军事行动互相通报机制、海空行为准则里关于空中相遇的条款——即如何防止在相对敏感的区域发生战机冲撞等一系列问题。网络安全方面，习主席访美之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已经带队访问美国，双方同意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开展执法合作。此外，2015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列出了包含127项成果的战略合作清单，全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等多个领域。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已经初步确定。
但另一方面，美国也表现出了对中国发展的担心，这种担心体现在两方面：一、认为中国整体发展的大势不可抵挡，担心中国将对美国霸权会构成挑战；二、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担心，关注中国经济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中美关系也是美国面临的复杂战略困境的一部分。在过去，两国关系只包含几个重要议题：经贸、人权、西藏、台湾等。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例如，过去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关系以贸易为主。现在两国之间的贸易量依然很大，按照2015年前9个月的数字，中国已经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量总和约占全球总量的1/5。另一方面，中国也将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按照专家的估算，到2020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将达到1000亿美元（现在不到200亿美元）。
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飞速增长将带来许多新变化，按照“习奥会”达成的共识，中美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在加快。但这涉及到很多从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角色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是一个来料加工大国，谈到中美经济关系，主要指的是贸易——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逻辑非常简单。现在，中国通过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已经逐步摆脱对来料加工模式的依赖，步入制造业大国的行列。这时进出口的物项就要发生变化，并产生许多新的进口需求，例如核心生产设备、技术和技术服务等。如果美国继续固守原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中美贸易就会发生大级别失衡。同样，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也不再是简单的服装和电子产品，而更可能是大型设备、制造业产品，包括高铁。这会对美国传统的市场优势构成一定的挑战。对于这种贸易结构变化，目前双方还没有在政策和法制上根解。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美国的安全审查制度。这不仅涉及传统的敏感技术领域，还包括与当地原有经济结构的冲突。中国对美投资的重要参与者是民营中小企业，它们进入美国之后，可能会对社区就业和地方的产业构成带来冲击。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和法律层面如何协调这些冲突，也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南海或成重要风险点
在外交军事领域，2016年中美之间存在几个主要风险点。首先是台海问题，不论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如何，绿营势力的复苏已成客观事实。部分美国传统政治力量一定会围绕两岸关系再做文章。因此2016年初，围绕台湾地区选举，台海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风险点之一。
另外，南海可能将是中美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不可回避的最敏感、最具战略性影响，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目前所谓“南海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背后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原本中国和各声索国已经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正朝着行为准则方向发展。本来风平浪静，但美国介入以后，局势完全改变了。
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核心原因是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心和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猜疑。决策者担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的海军、空军力量将在南海地区有更多的活动能力。所以他们造出“区域拒止”概念，强加到诸如中国等区域强国头上，认为这些国家发展“区域拒止”能力妨碍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自由。南海问题原本只是中国和声索国由于领土争端造成的一些矛盾，而美国将之作为中美竞争的一部分，从战略层面介入。这导致南海问题超越了领土领海的主权之争，变成了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博弈。可以预见，美国将持续在这个问题上制造麻烦，以达成其战略目的，即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区域影响力造成破坏和牵制，达到他们心目中的“中美战略稳定”，也就是美国始终保持优势的“稳定状态”。
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但正如我国领导人提出：“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中国也有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南海同样事关中国的海上通道安全，同时也跟领土安全密切相关，还涉及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国防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将做出必要的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将来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会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总体危机管控的前提下，南海问题的紧张度会进一步加强。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问题不局限于南海，而是如何构建未来太平洋的安全秩序。是允许中国发挥一定的作用？还是把中国堵在区域之内？事实上，美国决策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从当前局势来看，还是“堵”的思潮占据上风。这也是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困境之一，华盛顿有跟中国建立稳定大国关系的意愿，但强硬的语言也同时存在。中美双边依赖度越来越高，国际上多边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但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也越来越强。这种纠结的心态体现在总统选战中，各位候选人针对中国的发言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下一任美国领导人或许在上台之前表现出非常强硬的对华态度，上台之后站在国家利益考虑，又需要做出调整。
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2015年底，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半个月后，美联储宣布近10年来首次加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过去几年的危机中表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加强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发挥G20平台的作用，将有助于稳定国际金融体系。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对全球经济的重大意义也将显现出来。
许多媒体分析认为，美国加息将造成美元大量回流美国，这将使美元长期保持强势，并给新兴市场货币造成沉重压力。从短期来看，美国加息将形成一定的资金回流。但从长期来看，美元持续回流并不会成为现实。事实上，未来的货币政策如何制定，是否要持续加息，也是美国战略困境的一部分。
一方面，大量资金回流对美国是不利的，这将导致热钱压力陡增，不符合美国金融安全和风险防控的理念。为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一步强化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需要一定的资金回流。但过大规模的热钱将超出其控制能力。现在美国经济刚刚出现向好的迹象，依然十分脆弱，不可能立刻进入繁荣期，实体经济也没有能力吸收大量资金。这些热钱回流美国后还是会大部分进入金融市场，将可能造成新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国际资金的流动有其运作规律，资本需要逐利。美联储加息，资金回流赚取的是利息差，获利之后还会流向其他领域。讨论全球资本流动时，要有全球化视角。国际资金通过捕捉各国经济政策的差异来盈利，不可能长期向美国流动。目前对于这种大规模热钱流动，各国缺乏有效的管控方式，这就是国际金融秩序需要改革的原因。
管控热钱的最有效措施并不是关闭闸口，而是要从热钱盈利的源头上来管理，即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在这方面，G20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就在不久之前，G20存在的必要性一度饱受质疑。现在人们意识到，在经济金融领域，G20还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各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宣布自己的经济政策，进行政策的沟通和调整。事实上国际资本流动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只要政策信号明确，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将得到增强。G20目前较好地起到了信号平台的作用。与此同时，各国针对资本管控的双边协议也越来越多。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不可小觑。目前的这次人民币国际化，不可简单理解为资本账户开放，而是一种创新。其实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SDR的决定之前，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已经通过许多途径得以实现：一是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包括伦敦、新加坡等。通过离岸交易中心，人民币能够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金融交易平台。二是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应用，现在甚至一些中国没有加入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也准备使用人民币。历史上其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都是首先开放本国市场，即“先内后外”。但人民币率先走出国门，实现了“内外联动”，这一创新对全球经济意义重大。
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是商品定价权的货币表现。中国经济现在虽然进入新常态，但依然是世界上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之一。未来油价、铁价、金价等以什么货币来定价，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华盛顿需转变思维方式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面临的战略困境体现在国际、国内、军事外交、经济金融等多个领域。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赢得大选，都难以对这些复杂问题给出全部答案。从两党政治家的发言来看，美国决策层的思维方式并未与时俱进，依然停留在单极世界的优越感中。不论是总统竞选团队，还是华盛顿智囊团和各大智库，其知识结构都有待更新，这是美国思想界的一个根本问题。
最近几年美国也出现了一些新型智库，但它们在影响力、研究能力、政策规划能力等方面还有较大欠缺。美国现在最需要的并非具体政策改革，而是政治思维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通过智库建设来实现。正如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冷战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并对当时美国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此类新型智库要发展起来，必须对复杂的局势和环境有更加科学的把控，要对国内外局势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并得出一套系统性的分析方式，同时还要具备影响决策者的能力。就笔者所见，目前美国尚没有可以担当这一重任的智库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看到过去一年里中美关系取得的重大战略进展，也要警惕未来潜在的风险。在两国关系整体框架基本确定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不仅需要双方在各个领域内深入开展对话和合作，更需要美国决策者摆脱过时的思维方式，为解决眼下的复杂战略困境找出创新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