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W村小农用工体系研究
长期以来，单家独户的小农因生产资料不足，在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发展出多种自发性合作方式。[1]从生产的组织形态上看，这些合作关系具有自发性和零碎性，既嵌入在熟人社会中，同时也是熟人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要素。熟人社会的内聚性不仅体现在直接的社会互动和人情交往等村庄生活层面，[2]而且体现在间接的互助劳动和生产联合等村庄生产层面。[3]农民的生产联合构成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的重要动力。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村落社会中的生产合作主要表现为熟人社会中的劳力配置形态。依据劳动力配置方式的差异，这些合作形态主要包括帮工、换工和雇工等方式，它们构成了小农用工体系的基本要素。
一、小农用工体系的历史与现实
小农用工体系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目前，关于村社内部劳力配置方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进路。一种是历史学的进路，着眼于变迁的视角。帮工、换工和雇工三种劳力配置方式往往被视为变迁中的阶段性形态，并表现为由帮工向雇工的市场化转型。[4]一些学者通过考察不同时期农村劳动力配置方式的变化，理解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关系的发展逻辑，[5]反观当地村落共同体的变迁。[6]变迁视角植根于“传统—现代”的二元论框架，认为传统用工体系的瓦解是现代化和理性化的必然后果。另一种是社会学的进路，侧重于从“结构——行动”的视角理解小农用工体系的现代适应。在此视角下，小农用工体系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些研究反映了农民在市场化条件下的生存策略。[7-8]这一视角虽然呈现了小农用工体系的现实复杂性，但其内在的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则有待进一步阐释。
鉴于既有研究的启示和局限，笔者将结合鄂西W村小农用工体系的运行状况，揭示熟人社会的劳力配置逻辑。小农用工体系既是道义经济的实践表达，同时也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功能性需要。熟人社会中的道义经济并未随着市场化而走向衰落，反而在理性的功能目标下被激活和强化，熟人社会中的小农用工体系由此兼具理性与道义的双重属性，支撑着当地小农果业的持续发展。
2015年12月，笔者在湖北省秭归县W村进行了为期15天的田野调研，重点调查了该村农业生产中的用工体系。W村共有778户，2013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种植脐橙，脐橙收入成为当地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截止到2015年，该村脐橙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500亩左右。因位于鄂西山区，脐橙采摘环节具有较大劳力需求，当地村民在采摘脐橙时一般选择帮工、换工和雇工相结合的方式。三种用工方式密切相关，构成当地小农用工体系之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小农用工体系的构成
当地脐橙种植具有小农经济色彩，为了分散风险，各个农户一般种植至少三四个品种，不同品种的成熟期不一样，除七八月之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有橙子上市。农户的脐橙主要由外地商贩上门收购，因此，脐橙采摘是农户有效对接市场的关键环节。因脐橙采摘对劳动力需求较大，单家独户无力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大量采摘，当地逐渐发育形成以换工为主、帮工和雇工并存的小农用工体系。
1.帮工
帮工是社会互助体系中最为原始的方式，它主要发生于亲戚、朋友和邻里等亲密关系之中，遵循着人情互动的逻辑，彼此之间不计较得失。在W村，帮工不仅发生于脐橙采摘等生产过程中，也广泛存在于婚丧嫁娶和建房等事件之中，因而嵌入到整体性的“施报平衡”体系。帮工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回报内容的非对等性。帮工的非对等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量”的不对等。对方来帮了我一天，我可以帮你两天、三天，或者更多，或者更少，并不需要一定与对方给予我的帮工时间完全一致。如果一方因为有事不能去还情，另一方一般也不会计较，双方存在“基本信任”。[9](P272)二是“质”的异质性，“你来帮我摘橙子，我可以在你家有事时去帮你做饭”。
（2）回报预期的长远性。一般而言，因帮工双方之间存在长远预期，只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周期内实现大致平衡即可，无需遵守即时回报的规则。
案例1：XJY，61岁。由于年纪较大，儿女不在身边，每年采摘橙子时夫妻俩都要请很多人帮忙。其中，XJY的侄子每年都会来帮忙采摘，他讲到：“（侄子和侄儿媳妇）两个都不要钱，给钱时我也给他，但他不要，我说我们老了，耐不活了，也不能来帮你背（橙子），我说要不到时候我们（出钱）请两个工去帮忙，他说不需要，叔子伙不计较这些……这个也不计较帮了好多个工，这是帮忙（帮工），他有事我也会去帮忙，我不能帮他背橙子，但他家里做其他事，我能帮的就帮，只要不是重体力活，我就可以帮他做，比如做饭……帮工，就是兄弟姐妹、姑舅姨这些老表之间，不是非要还工，有空就来帮忙，有事的话，不来我们也不计较，也不算（谁给谁）做了几个工，都不计较……”。(W村，XJY，第3村民小组，2015年12月28日上午)
2.换工
换工通过低度货币化和市场化的方式利用外部劳动力，同时可以满足集合性农业活动的需要。[10](P135)换工相当于先借用别人的劳动力，然后再以自己的分散性劳动力还工。换工主要发生于脐橙收获季节。具体而言，女工主要负责采摘，对体力要求相对较小；男工主要负责运送，对体力要求较高。换工的原则一般是男工换男工，女工换女工，换工不需支付工资。在当地农民看来，“换工也相当于挣钱”，双方家庭通过换工方式节省了家庭货币支出。换工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换工范围相对封闭。换工范围尤以小组内部最为普遍。各农户每年换工对象并不固定，一般都是在临近采摘时才去请人，考虑到熟悉亲密程度和灵活机动的要求，村民一般优先选择本小组的人，若因采摘需求过大，小组内劳动力不足时，农户才会考虑与其他小组村民换工。
（2）换工劳动对等交换。首先是换工劳动时间上大致相当，“你给我做一天，我也还你一天”；其次是换工劳动内容的相对一致，一方若以采摘的形式换工，另一方还工时也是以采摘的方式，因而换工内容不会扩散到其他领域。
（3）换工周期相对短暂。村民之间对还工的预期很明确，一般是在短期内实现相互之间的平衡。按照当地习惯，还工一般在一年以内还清，等到第二年再还的情况极少。
3.雇工
雇工是指通过雇佣他人的劳力服务于生产需求，体现了雇佣者与受雇者之间的货币交易关系。雇工主要发生于熟人社会内部，因此并非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雇工是近几年出现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换工本身存在一定的限制性条件：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充分和劳动力质量（性别、年龄）的均质化。然而，W村目前种植脐橙的农民年龄一般在40—70岁之间，对于六七十岁且家里没有年轻劳动力的老人而言，他们在橙子上市季节需要另外雇工完成采摘和背运，雇工因而是“老人农业”和“打工经济”的产物。雇工具有以下特点：
（1）雇佣关系的平等性。雇工是农民迫于现实压力的策略性选择，雇主与受雇者之间没有剥削性，雇工范围主要在小组和村庄内部，超越村庄范围的雇工相对较少。当地雇工的家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家庭劳动力数量不足或素质较差；另一种是，种植的脐橙相对较多，仅依靠帮工和换工不足以提供充足且稳定的劳力供给，农户也会面临巨大的人情压力和还工压力。
（2）雇佣关系的临时性。当地的雇工都是短工，或称之为“散工”，并不存在雇长工的情况。雇主与雇工这两类人并不是绝对的，今天的雇主，明天或许就变成了雇工。
（3）雇佣关系的即时性。雇工以货币方式及时结算，遵循即时回报、不欠人情的原则。雇佣关系的即时性并不等同于一次性博弈。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信息对称和舆论制裁机制有助于避免“磨洋工”现象。因此，雇工可以获得不低于帮工和换工的劳动效率。
4.小农用工体系的内部结构
如表1所示，帮工、换工和雇工在村落社会中各有其不同的运行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村社内部的小农用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帮工属于最为内核的层级，换工处于中间层次，而雇工则处于外围。小农用工体系的内部结构因而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如图1所示。
小农用工体系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以帮工为内核，由内到外伦理强度逐渐递减。然而，在脐橙产业发展的压力下，因帮工不足以为农民提供充足劳力，从而为换工和雇工的运作提供了空间，形成帮工、换工和雇工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用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具有适中的灵活性和回报周期的换工成为农民劳力配置的主要方式；帮工因其范围的有限性而难以承载密度较高的用工需求，在用工体系中处于“底线保障地位”；雇工则因货币支出的压力，在整个用工体系中主要起补充性作用。基于此，形成以换工为主、帮工和雇工为辅的小农用工体系。
三、小农用工体系的基础
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有其自身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一些环节往往需要很多劳动力共同劳作才能顺利进行，而单家独户的小农显然不能满足这种用工需求，为了应对这种劳力需求模式，农户之间逐渐形成帮工和换工的习俗。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当前很多农村地区的帮工体系和换工体系早已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他们遵循着市场化的劳力配置逻辑，例如江汉平原的“插秧队”和“收割机队伍”。与全国大多数农村有所不同，W村的小农用工体系却得以保留和延续。80年代以来，当地农民在村社内部自发地形成了一套“以换工为主、帮工与雇工并存”的用工体系，从而很好地适应了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套用工体系源于村社内部，充分动员了村社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11](P189)在长期的互动中，这些社会资本得以激活并顺利地转化为可用的社会资源，使得农民的用工需求在熟人社会内部即可得到满足，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市场理性对熟人社会的侵蚀。为此，笔者将进一步讨论这套村社用工体系产生和延续的基础。
1.刚性的劳力需求
脐橙产业的发展导致了对市场的高度依赖，进而形成了刚性的劳动力需求。虽然脐橙的日常管理依靠夫妻两人的劳力即可，但是面对外部市场的大批量收购要求，村民必须依靠相互合作才能完成集中采摘。脐橙产业的市场化面向和小农的弱势市场地位压缩了采摘的缓冲时间。只要农户与收购商协商好价格，就要保证在一两天之内完成采摘。此外，与其他水果不同，脐橙即使到了成熟期也可以继续在果树上生长一段时间，这就为各个农户的销售参差期提供了基础，进而为村社内部的小农用工体系的运行提供了可能性，农户不会因为帮助别人采摘而影响自己脐橙的销售。正是在此背景下，村社内部形成了相互帮工和换工的习俗，以应对产业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2.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村庄内部充足的劳动力是小农用工体系维持和运行的基本条件。脐橙产业具有劳动力密集型特征，管理周期相对较长，一般一年只有2个月左右的空闲时间，其余月份都有相应事情可做，如打药、施肥、摸芽、剪枝、采摘等。因此，除了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以外，W村大部分农民都没有全年外出务工的经历，脐橙产业构成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脐橙产业较高的经济附加值对村庄劳动力形成了有力的吸附效应，从而维持了村庄内部劳动力相对充足的供给。从村庄劳动力年龄结构来看：30—50岁之间的中年人，以种植橙子为主，并在农闲时节在本地打季节工（一般为两三个月），这个群体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村庄；50岁以上的农民，基本是常年生活在村庄，他们以种植橙子为主，并在橙子上市季节以换工或者雇工的方式帮人采摘橙子。因为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一方面产生了如何低成本而有效地利用这些劳动力的必要性，从而避免劳动力的闲置和浪费；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保证了劳力配置的弹性和灵活性，为小农用工体系的运行提供了空间。
3.低度的经济分化
低度的经济分化保证了小农用工体系的稳定性。W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植脐橙，且种植规模相差不大，户均脐橙种植面积约为六七亩，大部分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之间。由于种植脐橙的经济效益很高，农户并无向外流转土地的积极性，该村因而少有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与农户间自发流转，种植大户未能充分发育，小农经营模式居主导地位。在高度分化的条件下，大户因为无法还工不可能参与换工，同时，大户的劳力需求特征将导致雇佣关系的刚性化和固定化，最终形成大户主导的格局，这将瓦解熟人社会基础上的小农用工体系，催生出市场化的劳力配置方式。因此，低度分化是熟人社会内部小农用工体系维持平衡的基础。
4.稳定的熟人社会
村庄的熟人社会关系是小农用工体系运转的重要资源。W村发展脐橙产业相对较早，当“打工潮”在全国普遍兴起时，该村大部分村民通过种植脐橙维持了不亚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村庄流动性和开放性因而较低，村庄社会相对封闭和稳定，村民之间存在频繁互动，主体的在场赋予村庄较强的活力。例如，W村村民一直以来都保持了相互串门的习惯，“东家长、西家短”是他们闲聊最多的话题。持续和频繁的互动是熟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基础，村民之间相互熟悉而又亲密的关系是小农用工体系运行的重要条件。
四、熟人社会的劳力配置逻辑
小农生产的局限产生了对村落共同体的依赖，形成了传统小农社会中常态化的互助合作生产体系。由于传统的帮工一般局限于近亲和近邻，有限的范围往往难以满足当地的产业发展需求，遂逐渐发育形成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劳力配置方式。这一用工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换工，帮工和雇工分别作为辅助性和补充性变量，构成小农用工体系运行的支撑点和润滑剂。
1.熟人社会的平衡机制
小农用工体系的运行体现了浓厚的“村社理性”。[12]熟人社会劳力配置的关键是维持用工体系的内部均衡，这种均衡不仅体现为帮工主体之间的长期均衡，而且也体现为换工主体之间的短期均衡。小农用工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相对稳定的回报预期”，并在特定的回报周期内实现劳力配置的平衡。
（1）劳力配置的可预期性。通过对劳动力的“投资”，可以较好地保证不久的未来自身的劳动力需求能够得到及时回应。村民之所以要与别人换工，就是希望在特定周期内，不仅可以获得来自于亲戚的帮工支持，而且可以获得来自于其他村民可预期的“还工”支持，从而降低销售风险。
案例2：换工一般都在短期内还完，有时10天就还完了。如果别人帮你摘了，后来别人家里摘的时候你出去打工了，你就要找个人帮你顶工，或者出钱请个人帮你还工。不然谁愿意和你换呢？人家帮你摘了，你倒好，卖完就出去挣钱了，别人都不愿意。（W村，ZJ，第4村民小组，2015年12月27日下午）
（2）劳力配置的灵活性。农民为了较短周期内实现相互换工的平衡，也可能通过雇工的方式来“还工”。由于当地脐橙品种较多，且成熟期不一致，A这一次帮B采摘了橙子，等到下一次A家采摘时B就要还工，如果B因为有事不能及时还工，那么他就要出钱雇工来替他还工。
案例3：WYJ今年采摘橙子时，别人帮他摘了，他卖完橙子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别人家摘橙子，WJY就出钱请了一个人去帮忙。WYJ妻子虽然在家，但因为她也要去还工。而且，由于当时对方是夫妻一起来的，他也应该还一个男工一个女工，WYJ因此只能雇工去代替自己还工。（W村，WYJ，第7村民小组，2015年12月27日下午）
村社内部的成员之间既可以相互换工，也可以雇工，而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视个体家庭情况而定。当一个家庭劳动力不足，或者已经欠别人太多工时，主家一般会选择雇工的方式，以避免欠别人太多人情，降低自己的还工压力。实际上，主家为了维持自己劳力“收支”的平衡，在一次采摘过程中，往往会同时选择帮工、换工和雇工三种方式。
案例4：ZJX家里种了4亩脐橙，最近一次采摘时，总共请了6对夫妻，都是同组村民，有两对年龄50多岁，其余4对年龄40多岁。其中，一对夫妻是ZJX老公的侄子和侄儿媳妇，属于主动过来帮工，没有要钱，也不需要老两口还工。另外一对50多岁的夫妻，男工（180元一天）和女工（120元一天）都要了钱，算是雇工。其余四对夫妻，都只是收了男工的钱，女工不收钱，属于换工。按照当地习惯，主人家去请工时，一般都不会先说明具体形式。到晚上吃饭时，主人家会依次把钱给当天前来参与采摘的人，想要换工的村民就不会收钱，就说下次让主人家还工，不想换工的村民就会收下钱。ZJX说，“我们以前都是和别人换工，男工和女工都换，但现在老伴耐不活了，不能帮人背橙子了，我就和别人换女工，男工基本都给钱，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还人家的工了。一般55岁以上的男的，就背不动了，就要出钱请人。年纪大了，体力差一些，别人也不愿意和你换了”。（W村，ZJX，第2村民小组，2015年12月29日上午）
由此可见，ZJX对于男工之所以全部采用雇工的方式，主要原因是丈夫年纪太大，不能与别人换工。为了实现短期内劳力的“收支”平衡，她就只能选择雇男工的形式，否则她就会因为短期内难以还工而感到巨大的人情压力。
2.熟人社会中的信任机制
熟人社会中的行为规范表现出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13]在这种人情规范中发育出的信任机制是小农用工体系有效维系的关键，体现了劳力配置逻辑的道义内核。由于当地用工体系的主体来源于熟人社会内部，双方因而均受到熟人社会基本规则的约束，遵循着“自己人”[14]的行为逻辑。当地用工体系中的信任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1）劳动过程的内在激励。作为劳动者的一方会尽心尽力，“就像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不偷懒”。无论是帮工、换工、还是雇工，绝大部分村民都会认真对待劳动过程，如果谁想要偷奸耍滑，就会在熟人社会中被边缘化，“如果都知道谁比较尖（“偷奸耍滑”），大家都不找他（换工）”。
案例5：W村2组有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在本组是出了名的爱偷奸耍滑，大家都不愿意和他换工，更没有人愿意雇他。村民说：“他就是爱偷懒，总要比别人少背几回，老是在后面拖，背的也少，别人背一筐，他只背半筐。小组的人都不愿和他换工了，本组找不到，他只能去外面拿钱请人。今年他摘橙子就是去外村雇的工。”（W村，WY，第2村民小组，2015年12月29日下午）
由此可见，熟人社会之中自有对付这些“不守规矩”之人的办法。因此，大多数村民在换工时都会尽心尽力，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村民之间形成了相互信任。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换工，熟人社会中的雇工也必须要遵循这套规矩，如果这次雇工时偷了懒，下次主家就不会再雇佣你，并且这种不好的做法在村落熟人社会中会得到快速传播，从而将这些不守规矩之人边缘化。
（2）劳动关系的伦理约束。在小农用工体系视野下，劳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关系，用工者也要懂得做人之道，不能亏待了劳动者。小农用工体系并非剥削性的用工结构。按照当地习惯，村民会根据自己家里当天的采摘规模和劳力强度决定用工数量。如果有的村民田地较远，且当天需要采摘的橙子量大，但请的工又相对较少，导致劳动时间过度延长，这样的村民就难以与其他农户建立可持续的劳动合作关系。村民认为，“他下次就不好找工了，别人都会说他会算账，但这种人少。人不要算的太尽了，二次（以后）才好请人，你把工人都搞苦了，别人以后就不来了”。当然，主人家也有计算失误的时候，因此也可能出现不是有意而为的劳累了工人，但由于熟人社会中相互知根知底的特征，去帮忙的村民知道这并非主家故意而为，因而也能够给与理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用工者一般会自觉地通过未来的人情返还来弥补其内心的亏欠感。
案例6：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老板（主家）心里都有数，如果自己家里活太多，以至于让别人干得太久，下次别人家里有事时，（主家）会帮人加补，比如说某一天我搞事，我没有请他，但他也会主动来帮忙。（W村，LYJ，第1村民小组，2015年12月25日下午）
劳动关系中的基本信任体现了熟人社会中的“做人之道”。[15](P166)它不仅消解了劳动力监督的必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是当地小农用工体系长久维系的关键变量。
五、小农用工体系的理性与道义
小农用工体系体现了熟人社会中的劳动力配置逻辑，反映了农民在一定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生存策略。小农用工体系突破了家庭内部劳动力的限制，依托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和规则，实现了对村社内部劳动力的有效动员和充分利用。这种劳动力动员方式具有较低的经济成本和较高的运行效率，由此形成了这样一幅看似悖论性的画面：一方面是市场化程度颇高的脐橙产业，另一方面则是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的用工体系。具有道义色彩的小农用工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农民产业发展的理性目标，小农用工体系因而兼具理性与道义的双重属性。立足于理性和道义的劳力配置方式，小农获得了有效对接市场的能力。
在村社内部，小农用工体系的“道义”体现为熟人社会伦理规范基础上的信任机制和平衡机制；而小农用工体系的“理性”体现为脐橙产业发展对熟人社会关系的功能性需求。小农用工体系实际上将熟人社会关系实践导入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轨道。斯科特认为，农民的“道义经济”有两个表现，即生存伦理和互惠机制，其中，满足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而社区内部的互惠机制则能有效规避或减少各种生存风险。[16](P16-33)实际上，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17]在斯科特眼中，农民的道义经济实际上是基于对农民弱者地位的设定。然而，W村农民的经济目标显然超出了生存层次，体现为一种特色产业基础上的发展性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当地农民经济显然超越了纯粹的道义经济：农民基于成本和风险最小化的考虑，通过延续和强化传统的劳力配置方式来应对产业发展，实现市场收益的最大化。为了实现特定经济目标，当地农民采取了非经济的社会性合作方式。对“非理性”道义资源的借用恰恰体现为特定情境下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逻辑，熟人社会的劳力配置逻辑因而融合了“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的要素，理性与道义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并体现在不同的层面：理性指涉小农体系运行的目标和动力，道义则指涉小农体系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
基于熟人社会的劳力配置逻辑的启示，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并非市场化生产有效展开的必然路径。本文关于小农用工体系的研究突破了这种认识窠臼：小农生产并非不能应对市场化，充分动员村社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小农用工体系低成本、高稳定地满足了农民的用工需求。当然，也要看到的是，小农用工体系始终嵌入在熟人社会之中，离开了熟人社会这一基础，它将很快蜕变为地方性劳动力市场，并导致农村劳动力配置方式的高度市场化和农业生产成本的逐渐高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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