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66 年越战升级过程中的中美危机管理
越南战争，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关于其起始时间，各方认识不同。西方学界普遍认为，越南战争是指在1955年至1975年的20年间，受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越南共和国，对抗受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场战争。越战是二战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的战争，历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四位总统的更替，美国的对越战略，也经过了“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越南战争“越南化”三个阶段。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越南战争是从北部湾事件正式开始的。1964年8月2日突发的“北部湾事件”使战事紧张，美国当时试图将越战从“特种战争”向“局部战争”升级。但这种升级却触及了中国的安全底线中美间展开了从外交辞令到军事行动的互动博弈，最终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效进行了危机管理。越南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水岭，越战的结束和中美关系的缓和，促使国际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国际关系开始从对抗的冷战时代，向对话的全球化时代转变；国际格局也开始重新进行分化和重组。
越战升级中中美的这次互动，是在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危机管理过程，并最终将博弈导向了双赢的结果。本文借鉴博弈论的相关概念和分析路径，解读此次危机管理过程。
一、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及理论内核
博弈论（Game Theory）是1928年由冯·诺依曼（Johnvon Neumann）提出，并于1950年由约翰·纳什（John.FNash）推广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博弈论被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冲突或合作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托马斯·谢林（Thomas C.S chelling）曾用博弈论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分析。
博弈论，是指利益冲突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制定的最优策略的理论。博弈的方法是根据游戏规则选择处理竞争、冲突和危机的最佳方案，在所有理性参与者都想获胜或使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博弈论的计算方法找到一种最有利的途径。
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中，有四个最基本的要素。第一，博弈的参与者（Player）。参与者，是指博弈中有独立决策能力，并能独立承担博弈结果的个人或组织，每个参与者都希望通过策略选择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本文将中国和美国作为博弈过程中的参与者。第二，策略（Strategies）或行为（Action）。博弈中，参与者的策略可分为“有限博弈”和“无限博弈”。本文认为，中美均需根据对方战略调整己方战略，属“无限博弈”。第三，次序（Order）。出于公平，多个独立决策方需同时决策；而大多数时候，博弈各方的决策应有先后之分，因而就涉及到了次序的问题。本文认为，“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的特点说明，中美当时是遵循先美国后中国的顺序。第四，博弈各方的得益（Payoffs）。各方的策略选择，将会对应一个结果表示得失。本文指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二、中美危机管理中博弈模型
（一）参与者（Player）——沟通互动中明确国家安全底线
博弈论虽然默认，参与者的行为具有理性和可预测性，但在当时的中美博弈中，双方的国内状况，又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突然遇刺身亡，约翰逊临时接替总统之位，约翰逊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强硬，更雄心勃勃且性子更急”的临危受命的总统。为向世人展现自己堪此重任，证明自己的执政实力不亚于前任，维护美国的总体国家利益肯尼迪总统遇刺三天后，约翰逊就发布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宣布继续肯尼迪总统的越战政策并将越战升级。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军事实力的进步促动了民族情绪高涨。美国1967年的解密报告中，对当时越南和中国的互动以及国际形势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指出，“北京政坛的动态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对这场战争的卷入程度”。但同时，这种博弈中的国内非理性因素，并未对博弈双方应有的理性行为，造成实质的不利影响，这一点非常值得研究。中美作为博弈中的行为体，都秉持了理性克制的态度，最终使得这场危机导向了降级与缓和，说明底线的准确表述和正确认知，在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越战中，中国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支持越南共和国，中美处于间接的敌对状态，属于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双方均需通过对方的行为方式和公开的外交辞令，来推断和还原对方意图。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信息误判和零和“双输”。这场中美博弈中，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准确沟通尤其重要。能否使对方读懂己方底线，是否能确保彼此都在对方的底线之上进行互动，而非因博弈崩盘触动战争，依赖中美对自身行为的表达的方式和对信息沟通的路径，以及沟通渠道的畅通等要素。
美国方面对越战的升级，是此次中美危机的主要动因。对美国而言，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印度支那具有地缘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发生五天后，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东京湾决议》，并授权约翰逊总统在东南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抵御一切对美国的武装进攻，并防止侵略的进一步升级”。此后，美军开始以此为由，逐步升级对越干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空袭，由“特种战争”转变为“局部战争”。
美国此举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触及中国的边境安全。越南的地缘位置对中国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中国在越战中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援助和声援。1964年8月5日北部湾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曾措辞强硬地指出：“美国国防部以毫无根据的所谓‘事实’为借口公开宣布要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以进行报复并扩大战火。这样肆无忌惮地向一个主权国家连续的挑衅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为此我们必须回答。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据美方资料显示作为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回应，中国除通过外交辞令表达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外，还于“北部湾事件”后不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出了一组米格-17飞机，并于1964年冬天在靠近边境地区，着手开始进行三个新的空军基地的建设。
同时，中国对局势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分析，并未完全按照激烈的外交辞令行事，而是不断对国家的核心利益进行底线框定。虽然中国政府于1965年3月12日发出严正声明，“告诉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美国不来侵略的善心上。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时周恩来总理又于4月12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同时周恩来总理4月27日会见缅甸领导人奈温时也谈到：“我们是后发制人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才回击。关于我们志愿援越人员问题，当越南方面有需要向我们提出时，我们才派，我们不主动出动。”
国际政治互动要周全国家声誉和国际影响须把握好尺度和底线。中国方面通过明示和暗示的各种途径，努力为这场中美危机降温。从1965到1966年，中国政府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就越南战争升级的危险性，向美国政府传递警示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升级。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要求美国政府保持克制，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的边境。为避免美国对中国的备战动作和外交辞令产生误解，中国私下向美国解释，中国方面的战备，完全是为了防御。
在中美的这场博弈中，为把中国的实际战略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美国，并让美国相信和接受，中国动用了三种外交途径。第一条外交途径，是请巴基斯坦总统转达。周恩来总理于1965年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第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第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凡是中国答应了的国际义务，就一定要执行；第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如果美国把战火烧过来，我们不得不扑灭它；第四，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然而，这个关键信息却因为阿尤布·汗推迟访美而延搁。第二条外交途径，是由英国转递。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美方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意见。霍普森当日即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至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将电文递交给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3日英方又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6月4日美方委托英方转告北京，已确切无误收到中方口信，约翰逊阅电可能于次日讨论，6月7日霍普森也将回复信息告知中国。为保证信息准确到达，中方还启用了第三条外交途径，于6月8日通过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传递中国意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传递这个重要信息的过程中，中方并没有通过当时已持续十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直接沟通，而是通过借助第三方，即与中美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领导人传信。这种做法既强调了这条信息的级别，又避免了其不被美方重视，或被误解为中方的软弱妥协，导致对美方对中方战略意图的误读，甚至对战争走向的误判。中美在越战中能够最终实现有效的危机管控，与这条信息起到的作用密不可分。
然而，美国并没有立刻理解中国当时的战略意图，中美之间博弈胶着。1965年7月26日，约翰逊总统向越南共和国增派5万美军，战事仍在升级。“从1965年夏到1966年秋，约翰逊政府在越南实施战争升级政策。威斯特摩兰所要求的地面部队由17.5万人猛增至54.2万人，美军对北越轰炸的规模和强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8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赞比亚代表团时指出：“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打，中国这一关它过不去”。9月2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陈毅明确向外界传递了中国准备抵抗的信息：“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限了”。当时美国高层仍在将信将疑地考察中国私下传递的外交信息，与公开的外交言行之间的关系，“这些记录并不总是可靠的，在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检查的情况下难以确保其准确性”，从这些细节可见，美国高层在决策时的踌躇犹豫某种意义上，美国是把战争升级作为了试探策略。
中美博弈的转机出现在1966年3月16日，在华沙的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美方强调对中国没有敌意，明确指出当时中国报刊和领导人把美国当作中国的主要敌人，认为美国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不正确，并请中国代表团共进午餐，表达善意。这一缓和举动，标志着当时几乎一触即发的“第二次朝鲜战争”，得到成功缓解。
此次危机管理的过程中，中国恩威并施的行为方式，美国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使美方最终正确理解了中国真实的战略意图，并给予了积极正向的回应，共同促成危机和解。从信息发出的角度，博弈过程中的公开宣言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沟通方式，通过多种渠道辅助，更有利于真实意图的表达，避免对方误读信息。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沟通路径必须畅通，传递信息第三方的选择，是有效沟通的重要方面。从信息的接收的角度，对信息的解读应从实际的国家利益出发，并尝试换位思考，减少和避免过多受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倾向的影响。
（二）策略（Strategies）与次序（Order）——时代背景下框定国家行为方式
首先，美-苏-中大三角关系是中美危机管理的时代背景。
越南战争是美苏冷战下的局部热战，中美这场危机管理正值苏攻美守阶段。这场博弈中，中国并未与美国直接对抗。越南具有特殊的地缘位置，中美此时都视其为自身的战略支点，越南安危牵动中美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美国始终把越南共和国作为围堵共产主义的前哨，坚守越南战线，对美国和自由世界具有战略意义。第一，遏制社会主义势力向东南亚扩张；第二，增强中国周边国家的anti-communist信心；第三，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表明，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反对任何挑衅的决心和力量。因而，防止越南共和国沦陷成为美国当时的重要任务。中国在这一时期主要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并未过多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
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基辛格越战回忆录》中认为，中美这场危机管理，可以理解为美国在冷战背景下，与苏联的“替身”进行博弈并与这个“替身”的“替身”发生的直面战争。不可忽视的是，两个“替身”都具有各自的利益取向和行为特点。苏联与中国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和老二，但双方关系在这场危机前就已现裂痕。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倒台后，中国领导人曾希望与新的苏联领导人消除分歧、改善关系，但勃列日涅夫似无诚意，仍坚持赫鲁晓夫时期的立场。1965年上半年，中国就已不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并公开提出“反帝必反修”的口号。这一形势不仅推动了美国的越战升级，也为中美关系缓和埋下了伏笔。
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在美国1967年5月23日的一份评估报告中，对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真实意图进行分析“五十年代末战争刚开始时，中国无论在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都全力支持越南，但是到了1964-1965年间，中苏关系的破裂导致了中国对越战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对国际格局和敌友形势的分析使美方最终认为，只要不越过中国底线，中国就不会真的卷入战争与美国直接对抗，国际大势的背景使美国相信并认可了中国立场。
其次“你一步，我一步”宣誓底线。
周恩来总理在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召开的会议上提出，针对美国在越南共和国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为中国将以“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的方式应对，这种表述说明中美在这场博弈中的行为方式和互动次序。“由于担心中国可能进入越南战争，美国提出了美国在越南北部的轰炸”，美国官方文件中的这种表述说明，不仅美国行为会给中国以导向作用，中国行为体现的战略意图，也会对美国采取下一步措施，产生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综合来看，中美在这场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互动方式，可概括为“你一步，我一步”：美国走一步，中国根据美国的步伐紧跟着走一步；美国再根据中国的迈步方向，确定自己的下一步的走法。在中美危机管理的过程中，美国较为主动，中国相对被动。中国通过严守底线却不轻易妄动，有所动作却不主动动作，采取同级别动作却不采取越级别动作等方式，导向危机的有效缓解。这样的互动顺序，使中国能准确表达自身利益，让美国正确领会战略底线。
（三）收益（Pay offs）——安全底线上锚定国家利益排序
印度支那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美苏冷战的前沿，美国曾将其作为势力范围的标志。“与生俱来的敌意性和侵略性，东南亚其他地区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陷落，或与共产主义结盟”“苏联政府任何进一步的扩张将会加强一种可能，即不会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强大的力量与其抗衡”。接替占据欧洲殖民国家在东南亚的利益后，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都将印度支那战争看作一场决定性的战斗。美国的目标在于竭力遏制其势力的扩张，把印支看作冷战的战略支点。美国的地区设想，是通过不断扩大战事，扶植亲美政权，保持自身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
“如果我们失掉南越，其周围的国家将会一个个追随日益强大的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支撑，使美国可以基于全球视野框定国家利益。虽然美国当时为掌控印支地区而不断扩大战争规模，但其底线是避免与中国的直接战争。对比美国对待越南和中国的战略行为可以发现，美国动武早有预谋，对华则更倾向于采取试探加遏制的政策。
由于印支地区对中美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大规模介入越战，不仅干涉越南自决，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对于美国的战争升级，中国必然有所反应。朝鲜战争使美国不希望在升级越战过程中刺激中国重蹈覆辙，这一先例对中美的越战的互动产生关键影响。总而言之，基于对国家战略的通盘考虑，中美最终实现了有效的危机管理。
首先，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告知底线传达不希望直接冲突的信息。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主席告诉斯诺：“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他还明确告诉斯诺，可以把这则信息公开。周恩来总理也经由多个第三方，于同年向美国转达的中方关于越战的四点意见，明确划定了中美交战的两条界限。一条是模糊界限，即美国不能再犯朝鲜战争式的错误，地面部队不能越过北纬17度线进入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另一条清晰界限，即美国不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如果美国不越过上述界限，中美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明确表达了中方的容忍限度。
同时，面对美方的试探和挑衅，中方坚决予以回击。1965年4月8日和9日，美国军机连续两天入侵我国海南榆林上空，向中国海军航空兵飞机发射空对空导弹。毛主席批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地配合起来打。”1964到1968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中国空军和海军对美国的入侵给予沉重打击。中方当时认为，“美国说是局部战争，它所进行的是有限轰炸和有限扩大。但即使它主观上想限制战争的扩大，实际上也限制不了，战争会逐步扩大到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美国当局也对当时中方的备战有明确认知，“中国开始为战争做准备：民兵训练增加，经济项目推迟，大战即将来临的政治意识加强。”
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做了两手准备，“把筹码加到对方无法跟进的程度，但又避免与对手进行正面交锋”。在不突破国家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中方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缓和与美对抗。中国既不希望卷入越战，又要为盟国提供物质支持；既要防止与美方发生大规模冲突，又不能排除直接与美进行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1954年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将北纬17度线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共和国行政管理的分界线，这条纬线的划定，亦即对中国利益底线的明示。
第三，设定底线是成功进行危机管理的关键。
危机管理是互测底线的过程，如《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博弈双方需根据对方的行为和语言，判断战略意图和利益底线。中美在越战的局部利益上有冲突在整体的国家利益上趋向统合，战争不利于二者长远的国家利益。双方在博弈中对利益的认知是关键，中美通过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明确彼此国家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排序，核心利益与外围利益的关系，进行了有效的危机管理，使一触即发的大战走向降级与缓和。
危机升级容易降级难。在美国从“特种战争”扩展为“局部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在明示底线的过程中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方法。中国加强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在言语和行动上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国的战争升级表示反抗；但同时，中越领导人在私下达成的共同看法，则认为战争打不起来。在美国继续升级战争的情况下，意识到其军事行为可能对中国西南地区产生威胁，中国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传递中国的底线，伴以更为强硬的军事行动继续对越援助。最终引起美国重视，达成危机和解。
中美都坚决支持自己的盟友，但是都不希望与对方直接对抗；都在公开言论中咄咄逼人，却在实际行动和私下言论中保持冷静和克制。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但在出兵越南的形式和规模上态度谨慎，把战争限定在越南南方，使美国不能直接入侵北方，有效避免中美在越南战场上的正面交战。约翰逊决定介入越战，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空袭的同时，也以朝鲜战争的先例为底线，基于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的通盘考虑，不越中国底线。对中国而言，单方克制会让美国误读为软弱，一味强硬则可能激怒美国引发战争。而明示底线之后的克制，才能使美方真正重视，并也倾向于采取相对克制的行为，导向更有效的危机管理。
三、当代中美博弈中的底线思维
中美在越战中实现了有效的危机管理。对比朝鲜战争，中美对抗的形式和结果大不相同：朝鲜战争双方直接对抗，长期隔绝；越南战争双方间接对抗，走向缓和。抗美援朝过程中，中国也曾通过第三国向美方传达，“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intervene）”的信息，没有被美方正确理解，中美在越战中的良性互动，很有可能吸取了朝鲜战争中沟通不力的教训。
中美两国在越战升级的过程中的此次有效危机管理，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双赢的博弈。对美国来说，“北部湾事件”没有导致“第二场朝鲜战争”；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军事行为被控制在了北纬17度线内没有将战火烧到中国。博弈过程中，对于彼此底线的认知，考验双方的战略判断能力。中国通过明示和暗示相结合的方式，成功传递了信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战略判断，为此后中美之间的沟通奠定了基础。在时间压力下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军事对峙中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战略信任，使这场较量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拐点。
美国在1960年的一份国家情报中曾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只要能打击美国利益而不付出太大的代价，它定会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予以打击”。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中美权力转移、“修昔底德陷阱”等论调甚嚣尘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之争升温，背后的中美博弈引人关注。虽然此次中美博弈与越战背景不同，但以博弈论框架分析当今中美危机管理，底线思维尤为重要。双方需要明确自己的底线，正确理解对方的底线，才能将彼此行为框定在互可接受的范围。
首先，从冲突主体来看，南海是中美国家利益的交汇点，是中美潜在博弈的显性表现。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互动中的不对称性下降，对称性提升，中美在接受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试探甚至冒进的行为。其次，从冲突地点来说，南海是中国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和拓展海外影响力的关键区域，同时这一地区又是美国的利益关切，“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亚欧大陆；谁支配着亚欧大陆，谁就掌握世界命运”。最后，从利益相关方来说这一地区关系复杂交织。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印尼六国七方都对南海权益有诉求，近年来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东南亚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忧惧和对美安全庇佑的依赖，主权声索的诉求更加强烈。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在《危机管理总是可能的吗》一文中，认为危机升级是误判，指出先发制人、失控、误判放大是导致误判的三点原因。中美如能通过当前的南海摩擦，磨合出一套未来地区行为互动的合理模式，用不断进行试探的方式摸清对方底线，也不失为是一种增强国家关系抵抗力的良方。
中美是否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导向零和博弈，在于双方危机管理的智慧。中美在1964年至1966年越战升级过程中的危机管理，为当前的南海摩擦提供了范例。虽然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但从危机管理的长期效果看，如果双方能够通过摩擦为对方行为划定底线，给此后的国家关系确定新规，就可以增添更稳定地区动因。中国应增强自身行为的可预测性，在南海问题上明示底线，使国家关系在博弈中趋近成熟。以中美南海博弈作为切入，磨合未来两国在地区互动中的合理模式，找到彼此的利益底线尤为重要。
注释：略
注：本文得到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