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浓墨重彩描绘了乡村振兴战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也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就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句话20个字，是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设定的新的战略目标，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意义，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过去五年来，随着中央关于农业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加速落地，进一步理顺了农村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农业农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稳步增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2万亿斤;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缩小至2.72∶1，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达到5700亿元，农村电商实现营业额达到8945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主营收入达20万亿元，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值超过2000亿元;农村改革纵深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结合国情看，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明确工作思路与着力点。
一、“人、地、钱”是主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抓住三个字——人、地、钱。从“人”来看，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农业人口转移进城、降低乡村人口占比的同时，注重解决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口问题。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比2015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比2015年末减少1373万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相比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增加12320万人，乡村人口减少8140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7.40个百分点。由于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进城打工，我国乡村整体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这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但同时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包括乡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留守在乡村的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在城乡关系中，乡村从来不是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它应该和城市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要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另一方面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一懂二爱”内涵丰富、指向准确，既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具有专业素养，也要求广大从事农业、参与农业的普通农户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要有职业情怀。这对新时代“三农”工作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努力方向。
从“地”来看，就是要立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家庭承包权、开放和盘活经营权，形成多元化经营主体参与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分工经营”的制度构架。二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尊重农民意愿，探索创新规模经营的多种实现形式，一方面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达到生产的规模化，形成土地要素集中的规模经济效益，解决“谁来种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深化专业分工，实现分工经济下的服务规模经济，解决“地怎么种好”问题。三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长久不变。党的十九大明确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制度安排，既契合了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大战略节点，也满足了广大承包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对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政策预期的迫切需要。
从“钱”来看，就是要广辟来源、多措并举，按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配置公共资源优先向‘三农’倾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停在口头上，而要贯穿于乡村规划制订的过程中，贯穿于有关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中，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加强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乡村的振兴。
二、体制机制是保障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支持和鼓励农民创业。这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构建，旨在为乡村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仍存在、乡村发展仍滞后、乡村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和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的背景下，中央作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体系的差异，单纯依靠市场在短期内只能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对等。乡村固有的农业经营碎片化、居住格局分散化，易造成分工滞后和产业集群受限。为加快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立足国情，统筹发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纠正城乡分工体系的不平衡发展。主要包括:通过构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加强城乡社会、经济、文化体系融合，将乡村卷入城市分工体系，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发展红利;通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促进农村农业分工经济和服务经营的发展，提高农业经营绩效;通过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高农业生产活力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农业产业体系;通过鼓励农民创业和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体制机制构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
三、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是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缩小城乡差距，根本路径是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产业融合，提高市场交易活力。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一体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产业融合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2～2016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由33.6%下降到27.7%。伴随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的扩大，大量城镇社会资本开始投入农业、流向农村，2016年农业投资较上年增长21.9%，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13%，其中民间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79.8%。同时需要看到，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渠道仍未完全通畅，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在大量流失，农村土地、资本等市场化配置机制仍未有效建立和实施。
实际上，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产业融合通过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服务体系等的一体化，具有优化农村经营体系和提高农业经营比较收益的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依托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城乡功能的对接，借助产业融合构建城乡互惠互利的格局，提高城乡市场的交易活力，诱发要素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的构建。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背景，立足于破除城乡发展二元格局的战略目标，以打破城乡要素单向流动为抓手，推动城乡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和资源要素在更大时空分布和优化配置的转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对新时代“三农”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阶段，只有深化城乡专业化分工，构建城乡共荣共存的格局，才能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专业化分工首先表现为城乡产业分工和业态分工，同时意味着城乡分工体系的双向互动。在城乡二元结构时期，城市产业集群程度显著高于乡村，不合理的资源要素配置结构也使得农业的分工效益被工业吸纳，最为典型的是对农产品和工业品实施的价格剪刀差政策。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在于，破除不平衡的区域、产业和组织分工体系，部署工业分工体系拉动农业分工体系、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带动乡村的战略规划，促进乡村更多地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分享分工收益。
为提高农业分工水平和发挥农业分工的鲜明特色，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在拓展传统农业的功能边界、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和有效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实现城乡专业化分工体系的有效对接。通过延伸农业生产链，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推动传统农业向功能农业转型。在此基础上，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结构和促进农业分工经济的形成，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和发展多功能农业。
五、协调平衡发展是目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承接第一个百年计划和第二个百年计划目标的，但当前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健全乡村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战略目标的总体规划来看，城乡不均衡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仍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立基于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交易机制、经营体系和分工体系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发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政府参与为核心，在尊重城乡经济发展自然规律，充分利用城乡经济协同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和市场经济优势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工带农，工业反哺农业，分工协作，协同发展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具有指导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