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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比亚里茨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的行为被许多观察家批评为粗心和混乱的。其他人则认为媒体和权威人士过分关注特朗普的个人滑稽举止，推文和政治游戏。从长远来看，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会认为它们只是简单的过失。更大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者仅是短暂的昙花一现。
目前关于特朗普的辩论重新回到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主要的历史结果是人类选择的产物还是主要由我们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产生的压倒性结构因素造成的？
一些分析家把历史的流程比作一条湍急的河流，河流的路线是由气候，降雨，地质和地形决定的，而不是河流本身。但即使如此，人类也不是紧紧抓住漂流浮木的蚂蚁。他们更像湍流中的船夫，努力掌舵，避开礁石，偶尔翻船，但有时也成功驶向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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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了解领导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选择和失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应对今天特朗普总统所面临的问题。每个时代的领导者都认为他们正在处理独特的变革力量，但人性仍然存在。选择很重要；疏漏与正在执行的政策同样关键。美国领导人未能在20世纪30年代采取行动，导致世界遭遇地狱般的惨状；当美国垄断核武器而美国总统却拒绝使用核武器时也是如此。
这种主要选择是由情况还是人决定的？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威尔逊打破了传统，派遣美国军队在欧洲作战，但这可能是在另一位领导人（比如西奥多·罗斯福）之下发生的。威尔逊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为自己辩护时的道德观，以及与之相反的，他固执地坚持要么全身心投入国际联盟，要么完全袖手旁观。一些人因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重返孤立主义的严重性而指责威尔逊的道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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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能让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甚至在保守的孤立主义者执政下也可能发生。尽管如此，罗斯福对希特勒构成的威胁以及他应对这一威胁的准备工作对于美国参与欧洲战争至关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两极结构为冷战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亨利华莱士而不是杜鲁门成为总统，那么美国作出的反应和时机可能会有所不同。在1952年大选之后，孤立主义者罗伯特·塔夫脱或武断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总统可能破坏了相对稳固的杜鲁门遏制战略，后者的继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主持了这一策略。
约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避免核战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后签署了第一份核武器控制协议。但他和林登·约翰逊在不必要的越南战争中惨败，使这个国家陷入困境。在本世纪末，结构性力量导致了苏联的侵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加速了苏联解体。但罗纳德·里根的保守策略和谈判技巧，以及布什在管理危机方面的技巧，在和平结束冷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领导者和他们的技能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特朗普的行为不容易被忽略。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削弱了制度，联盟以及美国的软实力即吸引力，这在民意调查中显示在特朗普任内已经下降。他是70年代第一位拒绝美国在二战后创立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总统。担任特朗普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长后辞职的詹姆斯马蒂斯将军最近感叹总统疏忽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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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需要同时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将它们以互补而非矛盾的方式结合起来。圆滑世故和组织能力必不可少，但情商也至关重要，它产生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技能，以及处理个别情景的能力。因此，领导者能够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利用趋势，并相应地应用他们的其他技能。情商和情境智力不是特朗普的强项。
领导理论家Gautam Mukunda指出，通过既定政治过程仔细过滤的领导者往往是可预测的。乔治·布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人未经过滤，他们在权力方面的表现差异很大。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相对未经过滤的候选人，也是美国最好的总统之一。特朗普在赢得总统职位之前从未担任过职务，并从纽约房地产和现实电视的背景进入政界，事实证明，他在掌握现代媒体，蔑视传统智慧和颠覆性创新方面具有极高的技巧。虽然有些人认为这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结果，例如中国，但其他人仍然持怀疑态度。
特朗普在历史上的角色可能取决于他是否再次当选。如果他在任职八年而不是四年，那么机构，信任和软实力就更容易受到侵蚀。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的继任者都将面对一个变化的世界，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政策的影响，也是因为世界政治的重大结构性权力转移，无论是从西方到东方（亚洲的崛起），还是从政府到非国家行为者（由网络和人工智能带动）。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创造历史，但不是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