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后，我们对参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全国4万余户受访户做了两轮电话回访，3月份的时候，老百姓对2020年的消费估算会减少9.4%，到5月份的时候，减少的幅度增加到17.3%。3万元以下和3万到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减少幅度更大一些。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原因是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减少，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在疫情以后扩大了。同时，低收入阶层的金融资产也不足，面临流动性约束，而高收入阶层的预防性储蓄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如果后面5个月以同比12%的增长速度，2020年全年可达到零增长。如果保持7月份的负1.1%的增长，全年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减少6%。消费数据很不乐观。
我们用调研数据形成了一个工作稳定性指数，发现低收入的明显比中高收入的稳定性要差，这个指数包括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也包括自己对工作的预期，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
另外，我们询问了受访家庭所在的企业雇工情况。3月份有43.3%的受访户说他所在的企业减少了雇佣，有8.8%的降低了薪酬；5月份的时候，这个比例涨了1倍，有26.4%的减少了雇佣，15.5%的企业降低了薪酬。
对2019年6—8月这些受访户，我们了解他们去年的工作情况，今年5月回访时我们也了解了他们今年工作的情况。16—65岁的劳动力人群中，去年87.2%有工作，今年是75.1%，其中农村户籍下降比例最高，有季节性因素。
另外，阿里研究院疫情以后做了四轮小微企业调研，2月、3月、4月和7月份各做了一轮。早期这些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多重的，包括物流、人工、疫情等等。很快，这些问题没有了，4月份以后，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变成了订单不足了，7月份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已经从生产端转向了需求端。
企业对2020年宏观形势的判断，2月份是悲观的，3月份开始趋向乐观，4月份又开始悲观，7月份更加悲观。企业对自身发展的判断也出现了这么一个过程，从3月份乐观，到4月份到7月份更加悲观。例如，在“企业快速发展或者规模扩大或者利润率增长”选项上，回答的比例是从低到高再低，3月份的时候有15%的企业，7月份只有9.5的企业认为自己今年会快速发展。
我们的判断，国内大循环将受阻于订单不足、收入下降之间的恶性小循环。收入普遍受到了冲击，低收入人群受到冲击更大，导致了需求下降、订单不足，自然会导致就业和收入受到影响，反过来再影响到需求，所以“订单不足+收入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小循环。这个小循环需要被打破，而打破这个循环的根本是在刺激需求。供给侧方面已经采取的一系列企业救助帮扶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多作用，企业其他的问题基本都不算是主要问题了。订单不足也变成了主要问题。
所以，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不在供给端、不在企业，应该是在需求端，尤其是在低收入阶层。其实今年2月份、3月份后来一直在讲，针对低收入阶层的现金转移支付或者消费券是打破这种恶性小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民生政策也是我们的经济复苏政策。
（本文为作者2020年8月25日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增长与国内经济大循环”月度研判例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