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全球化发展顺境时，参与国际循环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外部市场的拉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内经济问题。现在，当中国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国内大循环”时，中国经济的很多内在问题和风险将随之凸显。
在国内诸多风险中，债务恶化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可能是最危险的。简单来讲，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过去快速而粗放发展的问题积累，在信用领域的一次系统展现。如果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是致命的。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的统计，至2020年底，中国各部门的杠杆率（债务规模/名义GDP）分别为：居民部门62.2%，政府部门45.6%（中央政府20%，地方政府25.6%），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则高达270.1%。与新冠疫情爆发前相比，2020年所有部门的宏观杠杆率都显著上升。
表：2020年国内各部门宏观杠杆率（%）
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网站。
全国范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易爆发，但地方性的局部金融风险则极有可能。近两年来，国内多个地方已经事实上爆发了区域性的金融风险。2019年以来，国内处理了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三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风险案例。在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大力参与下，虽然都抑制住了金融风险的爆发，但付出的处置成本极高。
从公开信息可以了解到，在包商银行破产案中，再贷款和存保基金共投入了1700亿元用于救助。在恒丰银行案中，该行有1400亿元不良贷款，最终损失近600亿元。为救恒丰银行，中央汇金公司和山东省掏了近1500亿元，其中，中央汇金还以“明股实债”的方式代山东省认购了300亿股。为了筹款，山东省还从中央专项借款借了700亿元-800亿元，济南市、青岛市财政各出资100亿元，烟台市出资60亿元。在锦州银行案中，锦州银行以450亿元的价格向央行旗下的成方汇达出现了账面值1500亿元的债权。此外，辽宁金融控股集团及存款保险基金还向锦州银行发行了本金750亿元的定向债务工具。
据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的跟踪，处置三家银行的风险，不仅几乎掏空了内蒙、山东、辽宁三省的地方财政，还搭进去了存款保险公司、建设银行、中央汇金公司、成方汇达（中国央行旗下附属公司）等多家全国性的机构。有理由相信，如果国内再出现3、5家与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同等规模的银行风险事件，估计国内的金融巨头、稳定基金等全都得搭进去。从目前国内银行的风险资产质量来看，国内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实际情况存在风险，有问题的银行显然不止三家。
目前来看，国内一些地方的信用环境恶化还在扩散，对整个地区的融资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据彭博社对中国发行的所有公司债进行分析后发现，辽宁、青海和河南省企业当前面临的资金募集难度最大。数据显示，这三个地区公司发行的新债规模与过去三个月到期债务的规模相比，不到30%；而安徽、浙江等其他省份的情况则明显要好得多，债券发行量与到期债务的比例分别是251%和171%。1月份全国整体的比例为116%。各省之间发债环境的明显差异，成为反映中国经济复苏不均衡的又一个指标，东部较富裕省份蓬勃发展，东北老工业区则落在了后头。一些省份的政府财力较弱，限制了它们扶助困难公司、援助国有企业的能力。除辽宁省以外，青海和河南省近期也出现了大型国有企业违约的案例，令当地政府的财政实力遭到质疑。去年，从事能源及矿业企业集团青海省投资集团三只美元债违约，在内地及香港都引发市场震动；河南省煤炭企业永城煤电控股集团的违约，更是2020年末席卷金融市场、迫使央行注入流动性的一系列信用事件之一。
追踪一系列的地方金融风险事件可以看到，国内区域性的金融风险迹象不断涌现，大有此起彼伏的态势。一旦信用环境恶化与地方经济挂上钩，成为一种负面的区域经济“品牌”，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杀伤力。信用环境是市场环境的重要内容，它与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劳动力环境等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地方的经济环境。信用环境恶化的结果，就是一个个地方出现信用塌陷，投资者不敢到这里来，银行不敢在这里放贷，机构不敢在这里发债，最终将会形成金融资源的逆向流动、市场经济的恶性循环。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当中国经济的重心转向“国内大循环”时，国内经济的内生问题会逐步凸显。以地方信用环境恶化为代表的风险事件不断出现，在国内一些经济薄弱的地方形成了区域性的信用塌陷。对其中的潜在风险和杀伤力，国内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都要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