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股市反映了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经济成分的差异，不应该简单、机械地对比和追求接轨，但在注册制改革、健全退市制度、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以及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等方面，A股应该学习美股的经验，加快自身的发展和成熟。在“双循环”的背景下，疏通国内投资者与企业融资间的“内循环”是当前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而全面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是这一任务的重中之重，这需要在提升国企经营层的激励机制、更健全的法治环境、更稳定的政策预期以及提升民营企业家的长期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等全方位发力。同时，按照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战略需要，按节奏提升资本市场的开放度， 促进投融资的“ 外循环”。
上市公司分布反映中美经济构成的差异
从中美上市公司分布状况来看，两国股市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差异：一是，金融和传统制造业在A股中占比显著高于美股。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经济依托人口优势，向发达经济体发起赶超。而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历了超过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表现在产业结构上，美国的服务业及高科技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很高。而中国经济经过40多年的飞速发展，传统制造业已经实现了超越，但在高科技和服务业等领域仍处于追赶状态。这种经济构成上的差异反映在了股市上，即A股中金融、工业、原材料和能源等传统行业的市值占比都明显高于美股，而通信、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行业的市值占比明显偏低。图表 沪深300与标普500行业构成对比
来源：Bloomberg，中泰证券研究所
二是，上市公司行业分布的差异反映了中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美国经历了一轮去工业化的过程，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一路下降至18%，而第三产业占比则上升至81%。与此同时，中国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相继步入工业化阶段。中美上市公司的行业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经济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从上市公司具体行业占比来看，A股中信息技术、通信服务等科技类行业占比明显低于美股，反映了我国高科技领域仍在奋力追赶的现状。在消费品行业中，A股日常消费品（必需消费品）占比高于美股，而非日常生活消费品（可选消费品）占比低于美股，这可能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还处在明显低于美国的阶段有关。三是，A股国企市值占比较高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的成分构成。与美国等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中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A股市场的国有控股企业的市值占比一直比较高，虽然自2007年以来国企市值占比明显下降， 但到目前仍在40%以上。以金融、能源、传统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在A股中占有较高比重，也是与美股的重要差异。
多因素导致A股估值高于美股
其一，A股整体估值水平长期高于美股。比较A股和美股的主要股票指数的市盈率（PE），除了沪深300指数受权重较大、估值较低的银行股影响外，其他A股主要指数的市盈率过去长期高于美股。如果从各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中位数来看，A股主要指数的市盈率过去长期明显高于美国。
其二，审批制下A股供给不足和缺乏严格退市机制是A股高估值的主要原因。A股市场长期的高估值现象与A股的供给机制有关。以过去很长时间绩差股受追捧的现象为例，在缺乏严格的退市制度时，小市值的绩差壳股退市的风险有限；同时审批制下股票市场的供给不足，因此即使业绩很差，但在“借壳”、跨界并购重组等事件的驱动下，绩差壳股可能会出现惊人的涨幅。
2016 年以来金融监管趋严，A股估值也趋于回落。但2016年以来A股总共有1269只新股上市，仅有34只退市。绩差股的股价无法完全反映其退市预期，造成股价和业绩不匹配，拉高了A股市场的估值。在纳斯达克市场上，上市公司退市是一种十分普遍和正常的市场行为。据统计，纳斯达克市场80%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三年便因公司破产或被购并而退市。2016年以来，纳斯达克IPO上市764家公司，退市714家，退市数量与IPO数量相当。优胜略汰的市场机制下，股价和业绩的匹配度更加合理，就不容易出现过高的估值。2016年以来，纳斯达克成分股的PE中位数保持在28倍附近，同期A股PE中位数则在44倍附近。
其三，A股个人投资者占比高、市场波动大。A股市场中个人投资者较多，市场非理性程度较高，也造成了A股市场长期的高波动、高换手的现象。更剧烈的短期波动、更大的投机氛围会造成投资者更关注股价短期波动，而降低对估值等中长期指标的关注。长期以来，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中，个体散户日均成交量仅占总体成交量的11%。2020年上半年美国散户交易异常活跃，散户交易量占比也仅上升至20%。而根据上交所公布的数据，A股市场中散户交易占比常年保持在80%以上。
相对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往往更容易追涨杀跌、炒作题材、频繁交易等，造成A股的波动率长期明显高于美股。2020年上半年美股散户交易量创新高，美股指数的波动率也升至高位。
图表 中美主要指数波动率对比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其四，A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升空间大。过去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显著高于美国，但A股的整体涨幅大幅低于美股，A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明显偏低。在经济增速更高的大环境下，盈利能力却明显偏低，这说明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统计发现， 美股近10年ROE（净资产收益率）稳定高于15%的公司有161家，近10年ROA（资产收益率）稳定高于10%的公司有53家。而在A股市场中， 近10年ROE 稳定高于15%的公司仅18家，是美股数量的10%；尚没有近10年ROA稳定高于10%的公司。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A股部分优质公司上市仍不满10年，但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升空间较大的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其五，静态估值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未来预期的差异。一方面，美股短期激励力度大，静态估值可能被低估。在理性和有效的市场中，静态估值反映未来的预期，即假如预期未来上市公司的盈利上升空间大，则市场会给予当前更高的静态估值，反之则给予更低的静态估值。美股上市公司短期激励力度大，华尔街资本和经营层的职业经理人都有极大的动力做高当期的盈利，从而使得静态估值看起来比较低。
以A股中的消费龙头股贵州茅台与美股中消费龙头可口可乐、星巴克、麦当劳为例。从静态PE 看， 贵州茅台接近50倍，明显高于可口可乐（23倍）、辛巴克（27倍）。但进一步分析，会发现美股消费龙头的资产负债率都远高于贵州茅台。星巴克和麦当劳的资产负债率甚至超过100%。
从理论上讲，资本结构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影响不大，但对短期业绩的影响非常明显，因此会造成当前的静态PE可能失真。比如一个公司短期大幅提升杠杆，可能使得短期业绩暴增，静态PE下降，但其未来继续提升杠杆的空间就没有了，且高杠杆可能降低未来的稳健性，当前PE值就可能低估了。
另外，统计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市值最大的60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过去10年回购股数占比、研发支出占营收的比例，从中可以发现职业经理人掌控的公司表现出更高的负债率和更大的回购力度，而研发支出占比却明显较低。可见，职业经理人更加追求公司的短期业绩和股价表现。随着美股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及其继任者陆续退出（美股很多科技公司都是20世纪80—90年代成立的），职业经理人接管，美股急功近利的现象将会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A股静态估值偏高可能与未来提升空间大的预期有关。理论上讲， 给“ 好公司”更高的估值、给“差公司”更低的估值才是理性的。但如果是看静态估值的话，更严谨的说法应该是给“未来会变好的公司”更高的估值。因此，认为“A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低、盈利能力差，所以估值应该比美股低”的结论是不充分的。
中美股市对比下的启示
经过对中美股市的对比，可得出以下启示：一是，加快推进注册制和退市制度等市场化改革。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A股与美股在行业构成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主要由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构成决定的，更多的是“股市反映经济”的客观结果。而A股估值长期偏高则更多是资本市场制度层面的差异造成的。加快推进注册制和退市制度等市场化改革是A股当前最需要的。加快推进注册制以及退市制度，才能有效扩大供给，实现优胜劣汰，使得A股整体估值水平保持合理。以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为例，上市后累计涨幅超过1000倍的公司有6家，超过100倍的有50家以上，超过10倍的有200家以上，但是累计退市的公司超过10000家。可见纳斯达克指数的巨大涨幅以及伟大公司的出现都是建立在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已经迈入存量时代，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加剧，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让更多企业得以在资本市场中竞争，并在退市制度下淘汰落后公司，保留优质企业，这样才能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也才能真正发挥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二是，培育和壮大机构投资者，提升A股的开放度。资本市场要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需要对上市公司的质地和发展前景等进行专业的评估，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而大部分个人投资者很难具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国内外的实证数据都表明，当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上升时，市场的波动率、换手率以及非理性特征都会明显增加。可见，培育和壮大机构投资者，引导个人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专业机构参与股票市场投资，能提升市场的理性程度，更好的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此外，提升A股的开放度，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内地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外资相对成熟的投资理念、对监管的需求等能促进A股市场的成熟发展和监管制度的完善。三是，全面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全面提升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高长期盈利能力，才能给长期投资者、价值投资者带来较高的回报，才能促进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的良性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提高违法成本，消除各种制度套利和“钻空子” 的空间， 遏制各种“ 赚短钱、赚快钱”投机风气，促使上市公司更加专注长期经营和提升长期盈利能力。近年来，监管力度已经明显增强，也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等方面的问询、批评、谴责等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还需要更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更完善的法治环境、更稳定的政策预期，以及更强的企业家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等。整体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对长期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可能至关重要。四是，多举措需要协同推进。促进A股市场的发展成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举措协同推进。比如，在审批制和缺乏退市制度下，A股供给受限，“壳股”容易被炒作，这些会造成整体估值偏高、市场波动大等，从而会诱导投资者频繁交易、相互博弈，追逐短期投机收益，而更理性的机构投资者不容易发展壮大。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偏低，长期盈利能力不足也会使得价值投资理念失去市场。另一方面，市场整体估值偏高， 投机氛围浓厚，又会使得上市公司股东和经营层有更高的“赚快钱”和“钻空子”的冲动，甚至可能存在少数企业主将上市套现作为“终极目标”，而失去专注长期经营的动力，这会进一步降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见，这些阻碍A股市场发展成熟的问题相互影响、错综复杂。需要多举措协同并进，才能打破这些恶性循环，促进A股市场成熟发展。
“双循环”背景下A股改革的建议
首先，疏通“内循环”是当前更重要的任务。如果将国内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对接称为“内循环”，国内投融资需求与国外资本对接称为“外循环”，那么疏通“内循环”应该是当前更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一方面，我国居民储蓄余额高达80万亿元， 居全球第一，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 居民储蓄率也高达45%；另一方面，国内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问题，直接融资的比重不到20%，远低于美国直接融资比重（接近90%）。疏通投融资的“内循环”，提高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既可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还可以缓解优质股权类资产供不应求的局面，改善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结构，从房地产领域部分转到金融领域。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是疏通“内循环”的重中之重。这需要在提升监管水平、完善国企经营层的激励机制、更健全的法治环境、更稳定的政策预期以及提升民营企业家的长期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等全方位发力。
其次，有序推进投融资的“外循环”。提升A股市场开放度，促进投融资的“外循环”，有利于引入国外金融机构的成熟理念，促进A股各方面的成熟发展。近年来不断提高QFII和RQFII的额度乃至近期取消额度限制，以及与港股互联互通机制的建立等，都有效提高了A股市场的开放度。但相比其他新兴市场，A股的开放度仍较低。我国股市中外资持有的股票市值，占A股总市值的比重，不足3%。相比之下，印度、中国台湾、韩国等其他新兴市场的外资占比，均超过20%。
在外资持有A股市值占比明显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的情况下，取消QFII和RQFII额度，并没有马上带来外资大量流入（ 取消之前的额度就没有用完），说明外资参与A股的深度和广度可能主要基于市场判断以及资本进出自由的便利度。可见，提升A股的开放度一方面需要提升A股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可能需要与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