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有数百万名白内障患者，因为贫困和医疗资源不平衡而无法得到治疗。“健康快车”专为这一特殊群体而设立，是中国唯一建在火车上的眼科医院。
早晨7点40分，东风镇双龙村60岁的村民熊泽祥，在护士的带领下，摸索着来到检查室，等待医生叫他的名字。熊泽祥患白内障多年，去年双眼失明，只能觉到眼前人影晃动。“家里有鸡屎，都分辨不出来，得闻一闻才知道。”他说。
他正等待着一次手术。不过，这里不是医院，而是四节火车车厢。车内有顶级的白内障手术设备和来自北京的医学博士。这四节车厢被称作“健康快车”。它们挂在机车后端，穿梭于中国贫困地区，免费为各地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已逾十年。
他右眼会恢复正常，但左眼依然“盲”着
8点半，熊泽祥穿上手术罩衣，把头发塞进手术帽，坐在手术室门口。“熊泽祥，对吧？做哪只眼睛？”护士从口罩后面问。“右眼。”熊泽祥指了指。“只说话，不用手。一会儿手术也不许动。”护士指导他睁开眼睛，为他冲洗眼底，“我给你点麻药，然后就闭眼休息，不能睁开。”
“哦。”熊泽祥答应着靠在车厢上，有药水从眼角慢慢流下来。窗子涂上黑色的遮光胶。车厢被分割为两个手术间和一个在中间的消毒室。两套专门治疗白内障的超声乳化设备分立两旁。每个手术台前，都有一位医生、两位助手。消毒室有一位护士。医护人员正准备手术用具，绿色的手术服，一次性乳胶手套和成套的刀具，让车厢有了手术室里特有的青绿色调。
列车窗外，弥漫着燃烧垃圾的刺鼻味道，偶尔有大型货车轰隆隆开过运送粮食⋯⋯列车停靠的地点，是四川省资阳市国家贮备粮库的铁路盲端。
十分钟后，熊泽祥躺上手术台，重重防护布包裹，只有右眼露在外边。主刀医生侯宪如用扩张器把他的眼睛撑开。右眼的黑眼球上，蒙着一层白色的雾，投影到医生身后的大屏幕上。那层雾泛着青绿色，阻挡着光亮的渗入。细小的手术刀在黑眼球周边轻微划过，一丝血红渗出来。熊泽祥一动不动。
熊泽祥1969年入伍，1974年专业回村。“我家连两千块都拿不出来。”熊泽祥说。2009年2月初，一张宣传单从镇医院发到各个生产队，通知免费做白内障检查，“筛选上的免费手术”。“老百姓之间就传开了，3月21日我们就到市人民医院检查。”他说。
到市人民医院前，镇上的医生先进行一次粗筛。熊泽祥有幸入选。他等了三个月后终于登上了这“趟”列车。这一天要进行手术的有34位患者，大都是他同村或邻近同乡，所经过的筛选过程大致相同。
手术进行了十分钟，医生用超声乳化器械清除白内障，植入一个新的晶体。这个晶体如果放到当地医院，以质量高低区分，价格从2200元到3800元不等。
健康快车基金会项目主任刘英霞介绍道，车上各种费用平摊到每人身上是2000元。“其中950元是治疗所需的费用，另一半是给地方配合医院的费用，以及铁路调度等方面的费用。”这些资金全部由基金会拨出。基于健康快车“广覆盖”的原则和经费原因，20岁以下的患者做双眼手术，20岁以上只做单眼，80岁以上不予手术。
熊泽祥一家六口——他和老伴、儿子儿媳、两个孙子。家里卖粮每年收入4000多元。曾在广州烫衣打工的儿子，因工厂倒闭而如今辗转到内蒙，在工地打地基。“有活路时一年一万多，没活路时一年八千。”熊泽祥说，家里还要靠儿子。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地占到“百分之九十”。对这些村民来说，治疗白内障的几千元钱如同天文数字。已经加入“新农合”(农村合作医疗)的当地村民，也要自己负担一千多元。“要是没这个免费的，我就不治了么，瞎就瞎喽，这么大岁数了。”和他同村的刘茂荣在一旁说。他们所在的生产队一共有120人左右。据熊泽祥介绍，双眼完全失明者有七八人。
“最后打一针，有点疼。”医生侯宪如对熊泽祥说。针头扎进去，白眼球边缘鼓起一个水泡。熊泽祥哆嗦了一下，被护士扶起来。“哪都不要摸，坐下休息一会。”护士对他说。他的右眼多了一块纱布。隔天，他右眼视力就会恢复正常，但左眼依然“盲”着。
这一天必须完成34例手术
第一台手术从开始到结束，一共不到20分钟。护士搀扶着熊泽祥回休息车厢。侯宪如在手术单上签完字，就更换罩衣和手套。“先做容易的，不好做的都放到最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一旦走出手术间，所有衣服都必须重新消毒更新。为了节省经费，这些医生和护士每天早上8点一进入手术间，就会把一天的任务量连续完成，然后再吃午饭，这通常要到下午两点。
助理护士把第一台手术用过的刀具推到隔壁的消毒室，再回到手术室打开一套新工具，做术前准备。此时，第二个病人已经被搀扶着坐到手术间。同样的工序和叮嘱。车厢里只有手推车滑过地面的声音。
消毒室的护士宗彤从口罩后面喊，“来点音乐？”医生护士都答应着。零点乐队和张信哲从一台小型音响里就蹿了出来。今年38岁的侯宪如曾在俄罗斯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主攻白内障和青光眼，毕业后在俄罗斯执业行医，本世纪初回到国内，是北大人民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和他一同上车服务的主治医师曲进锋，在北大人民医院获得博士学位。护士宗彤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十几年，是综合手术室的护士。三人均已结婚，在车上的日子，北京家中只能由他们的另一半照顾。侯宪如的父亲刚刚过世，他处理了后事再次赶回车上，继续余下的手术。其他的助手就都来自资阳市人民医院。
在张信哲的歌声中，第二台手术进行。宗彤在消毒室里忙活，她把每一把手术刀清理干净，用蒸馏水吹出一些设备里的残留物，然后按顺序码放整齐，用不锈钢托盘把器具放进消毒箱高温蒸煮。“这三把刀子是一套，应该是一次性使用的，但在车上为了节省经费，会用到不能用了再扔。”宗彤说，“这一套刀具在医院是450元。”
北大人民医院是健康快车的长期合作单位，其眼科医护人员很多都上车多次。健康快车是1997年由香港市民捐款筹建捐献的。到现在已有4组机车。目前由专门的基金会负责筹款，由卫生部协调，每年到三个地方停靠并进行手术，每个地点驻扎三个月。一般情况下，来自北京的医护人员会跟车一年，只有中途更换地点时可以回京休整两周。
这些医护人员在原单位保留基本工资，健康快车基金会每月每人提供4000元补助。每一个地点平均进行1100例手术。“按照这个工作量，我们如果在医院，收入差不多是这个的四倍。”医生侯宪如说，“这个都无所谓了，这个事是有成就感的。”
侯宪如手中的超声乳化设备嗡嗡作响。这台设备属于国际顶尖水准，高出当地医院很多。资阳人民医院院长说，“就是普通车和宝马车的区别。”当地人民医院没有专门的眼科，而只有综合五官科。科室主任谈刚说，“我们一年也就做250多例白内障手术。”
作为助手，当地医生可以在北京主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几台手术。资阳人民医院是二甲医院，在当地排名第二。软硬件的差异尚且如此，乡村医疗点对白内障更加束手无策。健康快车来之前，甚至需要专门有人到村里对基层医生培训如何判别白内障。侯宪如说，“像白内障这样的病，一些偏远地区城市的医院可以做，但有的只能做简单的小切口手术。因为设备和技术问题，有的医院没法做超声乳化。”据相关统计，截至2007年底，国内三甲医院共770所，京津沪穗四地区就占其中的174家。
第二台手术完成，已接近上午9点。医护人员无法喝水，无法去厕所。病人们在隔壁的车厢排队等候。这些病人在手术前一天从附近农村被接到地区医院，检查后，送上列车住宿一晚，第二天进行手术，第三天拆线，返回本地医院，复查后由家人接走。这一天，医生们必须完成34例手术。
不顺利的手术
“北京时间10点30分，还有16例。”宗彤在消毒间里对医生说。音乐已经循环播放了一圈，又从头开始。口罩紧紧地捂在口鼻上，憋闷得不行。“把那些晶体全用完，今天的手术就做完了。”宗彤指着盛放替换晶体的盒子说。里边还有11个。
容易的手术都已经完成，后面的是被挑选出来的病情复杂的病人。“有的病人眼底可能有问题。如果我们判断手术后能有所改善，还是给他们做。”侯宪如一边换手套一边说，“这些人都是层层筛选到车上的。如果告诉他们做不了，他们的心情也不好。”
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在这组列车上工作了12年的车长董淑珍说，在一些地区，有的病人在被告知因其他病情干扰而无法进行手术后，甚至会烧车厢内的床单，或者剪断线缆。现在这列火车外面驻守着两个武警——这是当地政府为列车配备的。
这一台手术并不顺利。侯宪如对患者的白内障进行清除后，有些怅然。“网脱，还真是视网膜脱落。”侯宪如对身边的助手说，“检查时发现有可能是网脱，但是因为不确定，所以还是决定试试。现在看来，术后可能有一点光感，但是不会太好。”侯宪如给助理讲解病情，对方把头靠近，仔细听着，手中帮着侯宪如做患者的眼部冲洗。
“您是视网膜脱落，术后效果可能不会太好。”侯宪如把设备推到一边对患者说。“要得。”手术台上传出个声音。病人未必知道“网脱”这个专业术语对于她到底意味着什么。白内障是一种退行性疾病，基本由自然老化、外伤和遗传造成。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地区，病情初始就可得到治疗，而一些边远地区往往延误十数年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病变。新疆、青海、西藏等高海拔地区由于强烈的紫外线，是这种病的高发地区，加之缺乏医学常识，卫生条件差，很多家庭多人患病。“我们去广西，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就被扔在地上，眼睛直接瞪着太阳。”车长董淑珍说。
这位病人起身，用难懂的普通话向医生道谢。侯宪如没有说话，转身换衣服。事后他说，“因为别的疾病而被提前退回去的病人都由我来告诉。那些病人心里其实不那么难受。真正难受的是这种，上了手术台发现还是不行的。”
这例手术完成，已经过了中午12点。宗彤说，“还有五例，快看见光明了啊。明天一共就21例。”说这话时，她已在手术室站了一个上午。
当地医生曾扒在窗边看手术
下午2点15分，34例手术全部完成。医护人员开始整理手术室。宗彤给车长打电话，告知厨师准备午饭。
15分钟后，医生护士更换衣服，坐到手术车厢另一侧的会议室。这节车厢中间有一长条桌、一圈椅子和一个52寸的背投电视。午饭四菜一汤。窗外驻守武警的狼狗追逐着过往货车。
这四节车厢分为发电车、会议室、手术检查室和病房区。现在就安静地停靠在粮库铁道的一段。周围是荒地和杂草，夜间有老鼠探头探脑。
12年前，第一组列车上轨，车上有19个工作人员，4人同住一个包厢。每天只能擦澡，上厕所前先要驱赶蚊蝇。在第一站安徽阜阳只进行了一百多例手术。这已经来之不易，因为在那之前，车长董淑珍曾带着卫生部部长的指示到某革命老区商谈。对方卫生厅负责人说，“这种手术我们也能做，车不用来了，把钱给我们就行了。几亿啊？”后来，董淑珍渐渐明白，一些地区担心健康快车的免费服务将影响地方医院的收入。
这组列车的运行需要多部门配合，涉及当地铁路、公安、卫生等多部门；如果地方政府不参与，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每年年底，健康快车办公室会根据地方申报，确定第二年服务地点名单，经过实地考察，确定最终路线。多年运作下来，有了现在的流程，车上一位车长，从北京带来两位医生和两位护士、一位电工。其他人员都由停靠地调配。
午饭期间，资阳当地医院的医生偶尔和侯宪如谈谈刚才的手术。北京各医院的年轻医生把能上车工作看作一次机会——在本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如此多的手术实例训练。对于各停靠地的医院助手，则将上车当作最好的进修机会。“手术中间，我们会教他们一些东西。”侯宪如说。
几年前，健康快车去广西河池。桂林当地的医生自费坐火车到健康快车的停靠地。“那些医生都扒在窗边看手术。”车长董淑珍说，“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请进来呢？”当年，车上所用的超声乳化设备更是为边远医院未曾见过。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白内障患者每年增加50万。“怎么做都做不过来，所以能把当地医疗水平带起来才真的有用。”董淑珍说。现在列车每到一处，都会选取当地医院眼科方面的人员上车做助手。按照健康快车的规定，每到一站，需要当地医院提供医护人员共9人作为助手。截至2008年底，健康快车到过83站，各地助理医护人员参与人数接近800人。健康快车也在四川等地建立了14个培训中心。
健康快车的全部费用，都由基金会募款。据基金会项目主任刘英霞介绍，2008年大陆地区筹款接近4000万。截至2008年底，已超过8万名患者在健康快车上复明。
午饭过后，医护人员各自回到自己的包厢，房间里可以上网。侯宪如洗了衣服，决定出去转转，因为列车停靠地十分偏僻，只能走路出行。晚上10点半，住宿车厢的车门关闭。这是他们一天生活的结束。
这些医生还将在四川资阳服务一个月。之后，这组列车奔赴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