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傅昭在他的名篇《处事悬镜》之《曲之卷七》中说道：“水曲流长，路曲通天，人曲顺达。豪夺不如智取，己争不如借力。……处大事贵乎明尔能新，处难事贵乎通而能变。择路宜直，助人宜曲……山，水绕之；林，鸟栖之，曲径可通幽也。”作为没有掌控任何制度化权力的个体，本土机构中的社工想拉近专业与职业间的距离，实现自我的专业价值，“曲线救业”是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
深圳的一位社工朋友向我讲述了一个案例：由用人单位提供工作岗位，由政府向社工机构购买社工服务，社工进入用人单位开展工作。用人单位随即将原本聘请的保姆辞退，由社工全权负责机构儿童的生活起居等照顾工作。社工被这类工作包围，导致没有时间去开展专业化的社工服务。社工机构将此事上报至政府部门。结果，社工被撤出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与相关部门打起了官司。
以上案例反映出了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的一种僵化的对立关系。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在于，非专业人士不了解何谓社工，对社工的专业性与职业性都缺乏认知。由此引出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第一，将社工完全替代保姆的做法固然不妥当，但是，本土社工究竟是否应该承担一些专业以外的工作？
第二，如何才能让用人单位理解并接受社工的专业规范，使社工的专业与职业真正相契合？
尽管社工在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培育与发展，但作为一个舶来品，对于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尚有待实践去检验。遵照西方制定的专业规范与标准，是否能够让社工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呢？我们可以做到在课堂上将一项专业原原本本地传授、灌输给学生，但社工作为一项职业，必将镶嵌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当中，与特定的社会身份、地位、角色相联，它与书本中所描述的专业有着很大的区别。当我们将一种本属于西方社会的职业人为地移植过来时，职业与本土社会结构之间的对接是否顺利？以下笔者所接触到的两种观点描述了在这一对接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尴尬。
（一）专业无用论
实习生小徐（社工专业本科）：“我觉得我在基金会无事可做。无非是建建表格、闭门造车写写计划。学姐你嘴上喊着专业的口号，但整天老老实实做一些行政方面的杂事，真让人不能理解。我算看透这个社会了，假、大、空。我开始怀疑老师以前跟我们鼓吹的社工的乐观前景，我的专业认同被彻底摧毁，我感到我受到了欺骗。”
蔡老师（某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系主任）：“我们的学生去社区街道实习后回来跟我说，原来社区管理就是打杂做行政，对专业的热情马上消失了。”
以上反映出了实习生微妙的心理变化：从对专业有一定的热情与认同，到进入了真实的机构环境之后，发现现实中的专业似乎无用武之地，感到专业的就业前景虚无甚至悲观，从而放弃了对本专业的忠诚与认可。
（二）专业偏执
实习生小赵（社会学专业硕士）：“我在养老机构实习，有时难免要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说实话心里不是太愿意，社工怎么变成去做这些事情了呢？”
实习生小徐（社工专业本科）：“我在智障儿童庇护中心实习，曾经不得不帮一名智障儿童解决上厕所的问题，当时的情景你简直不敢想象……至今让我心有余悸。发誓再也不去干这个事了。”
江苏某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小薛：“很多实习生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做不了什么事，当他们看到要为老人提供一些照顾时，就更加退却了。”
我将此看作是社工人员的一种“专业偏执”。当自己非常认同专业的操守与规范时，就可能导致过于执着于这一专业标准，而变得偏执与难以通融。这就与前面社工不愿做保姆、实习生不愿做行政一样，不是从用人单位与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而是从专业出发，为自己设计一套既定的标准和模式，不愿涉足与专业无关的事务，这原本无可厚非。
以上几位被访者的言谈无不透露出“准社工”们在面对现实时心中的无力感。他们根据课本中记载的专业精神，给自己的职业抑或是准职业赋予一种清晰的身份标准，但当他们走入现实时，专业与职业之间被剥离开来，身份确认受挫。身份确认的受挫缘于社会结构的制约。
社会学家布劳认为，交换行为是这样一种交往类型：参与交往的各方都期待着他人的回报，一旦他人停止了所期待的回报，这一交往关系便会中止。作为一种职业，社工与用人单位或服务对象都被卷入了一场社会交换当中，一方付出对方期待的劳动，另一方则给予薪酬。这类似于雇员与老板之间的交换。
用人单位对社工潜在的专业价值缺乏认知，他们关注社工眼下能做什么，是否具有实用性。显然，承担保姆工作是最直观的，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更加实在。身份确认的失败导致社工经历一种挫败感和一种更加强烈的不满和疏离感。于是，社工最终选择了脱离机构情境，由此避免由于身份确认失败所带来的消极情感经历。
用人单位的领导从机构利益出发，从实用的角度来计算所期待得到的回报，从而为机构的雇员制定角色规范，社工要么遵从机构领导的标准，适应机构环境，要么执着于专业的标准，离职退出。
解决思路：“曲线救业”
小薛：“5年前，我社工专业毕业来到市社会福利院，我做了很多事情，涉及照顾老人，还有各种走访，各种行政事务，与其他社会部门打交道等。通过与老人频繁接触，我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和特点。我逐渐融入工作团队，职务也得到提升。我耐心地为院长进行了长达5年的洗脑，向他灌输社会工作的重要性。院长从最初根本就不知社工为何物，到今天终于对社工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现在吸收了一些社工专业人才，与海内外一些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积极引进香港的专家资源，并让我参加国内外各种专业培训。”
小薛通过5年的努力，使福利院院长在观念与决策上发生了很大转变，我将小薛的做法视为一种“曲线救业”的路径。我给“业”赋予“事业”的含义，指职业与专业两相融合的理想状态，社工既可从中获得职业酬劳、亦可实现自我专业价值与人生价值，而众多社工共同努力的集合，又将推动整个社会的社工事业。
第一步：获取金钱-维持基本的社会交换关系
案例中的小薛在进入机构以后，完全是按照机构领导的安排来行使工作职责的，机构环境不允许他以一名社工专业人员的身份来妄自行事。
根据社会学家布劳的观点，人们通过交换行为可获得的报酬，根据它们所具有的价值由小到大排列为：金钱、社会赞同、尊敬和依从。而作为在国内新兴的职业，社工目前能够得到的报酬莫过于金钱，由于社会对这一职业所能带来的效益的认知度还很低，所以，社工人员目前还很难得到社会赞同与尊敬这一类报酬，难以实现自我的专业价值。
因此，尽管本土社工不应毫无保留地取代诸如保姆、护理之类的工作，但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初，适当、适时地承担部分专业以外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要让社会了解自己的价值，不能仅凭一张社工的专业标签，因为目前的自己，根本还不具备专业人士的权威与能力。只有满足了用人单位的实用性期待，社工方能尽快融入既有的组织环境，为用人单位和服务对象所接受与认可，获得最起码的金钱报酬，由此保持交换关系的基本持中与平衡，从而保障社工职业能够在机构中生存下来，首先实现社工从业人员的“量”的增长。
许多社工专业学生或本土社工都艳羡地认为香港的社工事业发展已相当成熟，认为社工在香港是一项受人尊敬的职业，因而抱怨中国大陆的社工发展太滞后。钱女士是一名来自香港的社工督导她提到：“大陆的社工并没有看到，香港社工在发展初期的艰难处境，没有看到他们当年走街串巷、奔走相告时的辛苦与执着。”现在很多用人单位在评价初到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时，都会提到一个词：“浮躁”，认为他们眼高手低。现实的社会环境使社工不可避免地触及一些在他们看来超越专业标准、甚至近乎卑微的工作。
当面对社工专业与职业之间的剥离现状时，社工人员不应感到震惊或是觉得受到了老师和书本的欺骗，而应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经做好了投身于助人事业的心理准备：是否能够忍受现实社会对社工专业的不理解、是否具有将社工助人职业视为自己的人生事业并为之奋斗的勇气与信念？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勇敢地正视现实、接受现实并融入现实，才是改变现实之前必须完成的第一要务。
第二步：获得赞同-占据交换结构的优势地位
通过适应并融入现实环境，社工得以维持与用人单位或服务对象的交换关系，确保了社工职业的生存。而此时，社工若想继续自己的专业理想，实现社工服务的“质”的提升，就不应满足于眼前的金钱与职位，而应通过点点滴滴的具体作为，更好地服务于机构，证明自己的才干与潜能，获得更具价值的报酬，诸如他人给予的赞同和尊敬，诸如领导的信任，使自己占据交换结构中的优势地位。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专业的心智态度——调研精神与同理心，非常重要。
现在回归到社工承担保姆工作的事件上来。刚刚走出校园的社工专业学生，当他们走进陌生的机构，面对陌生的服务对象时，很可能是底气不足的。通过为服务对象做护理工作，一方面可以熟悉自己的服务对象，了解服务对象各自不同的习气与秉性，一方面也是对所学习的课程的应用性回顾与验证。它可以防止社工在没有经过调查的基础上，就将头脑中从书本习来的想法先入为主地操纵整个服务过程。
第三步：影响政策-改变交往对象对回报的预期
以下是一名一线社工与来自香港的社工督导在谈及制度因素对社工服务的制约时的对话。
社工小曹（上海某社团服务于戒毒人员的一线社工）：“我发现我们社工真正能够为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太少。由于一些制度，在很多方面我们都爱莫能助，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我们不具备一些行政上的权力。”
社工督导钱女士：“这个时候你能做的就是去争取其他的社会资源，或者将问题反映给政府部门，去影响他们的决策，从而解决你的服务对象的困难。”
社工具有服务提供者、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资源获取者以及政策影响人等多重角色。社工应将其工作经验反馈给政策制定者，以避免社会问题的发生或减缓社会问题。当社工自身都不能被他人理解与认同时，社工应当发挥政策影响人的角色功能，通过向机构领导、政府部门反映问题，从政策或制度层面改善社工的地位与处境。
前面案例中的小薛，可以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曲线救业”三部曲的图景。从最初的适应并融入环境，到逐渐获得机构的认可,最终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利，亦即对领导的影响力,促使领导意识到专业社工的作用与价值。由此，对机构的发展规划做出了方向性的改变。
上海社工的努力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我结识了许多80后女孩，她们已在上海的社工一线奋战了5至8年，而今成长为社工督导。多年来微薄的工资、艰难的环境并未让她们中途退出，而是一直坚守到现在，服务对象从最初的闭门不见转变为现在的乐于接受服务，在政府的支持下，社工的工作环境与薪酬体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本土社工作为没有掌控任何制度化权力的个体，只有先融入结构环境，才能获得影响和改良结构环境的前提。在职业初来乍到之时，必须首先获得金钱这样一种物质回报，职业才具备了生存下来的条件，实现从业人员“量”的增长。唯有如此，才可能提升从业者的地位，获得社会对这一职业的赞同；进而获得维护专业权威的话语权利，拥有对社会政策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力，使交往对象真正理解并接受社工的专业价值与规范，进而为社工职业的专业化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支持条件与制度环境，用制度化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交换关系，使社工职业的专业服务实现“质”的提升。
因此，有志于步入社工行业的“准社工”或已经在一线奋战的社工们，须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放下教条，拿出直面现实并融入现实的决心，拿出卧薪尝胆的坚忍与勇气，以对服务对象的责任心、对社工专业的忠诚与认同，去适应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工作岗位，为促进社工专业与职业的融合，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