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编者按：本报2月28日的封面报道以“器官捐赠求解制度之困”为题目，通过黄圆圆家人捐赠其遗体反而背负债务一事，探讨了器官捐赠制度在深圳乃至全国推行的诸多难点。今天，本报将在此版介绍美国和以色列在捐赠制度方面的举措和改革，试图以此达到经验借鉴的效果。
In US, Laws Governing Organ Donation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器官捐赠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84年，美国国会就投票通过《国家器官移植法》，并成立专业机构负责器官的捐赠与分配。尽管已有20多年发展历史，美国器官捐赠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之中，而专业、公正与宣传始终是该体系发展的着力点。
专业性机构保证顺畅
在美国，负责全美器官捐赠与移植信息采集、管理及器官配型的是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OPTN）。该网络具有独立、统一、公开的特点。根据法律规定，OPTN组织在财务、人员等方面具有非营利性和独立性；美国各地的器官信息都可以在OPTN中查询，患者不会因为地域关系而影响器官信息的获取；患者的排序情况也是公开的，随时接受公众和卫生行政部门监督。
在器官分配过程中，该网络严格根据公认的医学标准，考虑患者等待时间、病情轻重缓急、年龄、血型等因素，并考虑已捐赠器官者及其近亲属的优先地位，配型过程透明化。
此外，根据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签订的合同，1986年9月30日成立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负责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的运营，并具体负责美国等待移植器官患者的登记和捐赠器官的分配，因此它的功能与OPTN有所区别，又互为补充。二者使器官捐赠能够在更专业范围内进行，避免了许多矛盾和意外。
严密体系保证公正合理
美国对捐赠器官的分配也有一套严密的体系。希望进入等待移植器官名单的患者首先需要找到移植小组。移植小组会对患者的健康状况、态度、心理状态、药物滥用的记录以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属于移植的合适候选人。如果合适，移植小组将联系器官共享联合网络，将患者加入全美等待移植名单中。有关患者的健康状况、血型、组织类型和年龄等信息将被输入全国数据库。
当有捐赠器官可用时，当地的器官获取组织将收集有关捐赠者的相关信息并输入由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维护的程序中。根据器官共享联合网络董事会制定的标准，该程序自动生成潜在接受者的顺序列表。选择标准包括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身体兼容性、接受者健康状况和等候时间等。这一措施保证了捐赠器官分配能够公正合理，避免了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公与不测。
美国医疗卫生部门倾注了很大力量进行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赠，而之所以如此，也与美国器官移植供需的巨大缺口有关。
美国法律严禁器官买卖，获得捐赠器官成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维系生命的希望所在。曾有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赞同器官捐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器官移植的供需仍严重不平衡。
此外，申请或更换驾驶执照时，申领者可以选择是否愿意死后捐赠器官，如果同意，驾照上会有所体现。不过，尽管器官捐赠卡或者驾照上的器官捐赠标志是重要的法律文书，但是仍需征得家属的同意才能回收死者的器官。从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说服人们或者捐赠者家属同意器官捐赠在美国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器官移植供需间的巨大缺口造成美国每天有10多人因无法及时接受器官移植而死亡。解决这种矛盾的可能途径包括：异种器官移植，即不同物种之间的器官移植，目前其可行性还不高；研发人造器官，不过人造器官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仍不像自然器官那样有效。最后，便是通过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赠。
美国有关部门多年来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向民众阐明器官捐赠的好处，以使民众意识到器官移植确实是现代科学中一个卓越的成就，而器官捐赠是一个很好的服务社会的机会。这一工作直到现在，仍然是美国器官捐赠体系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In Isreal, a New Approach to Organ Donation
丹妮尔·奥弗瑞/文
“移植等候名单”,这个词对许多病人来讲都是一种生与死的煎熬。每当医生向病人建议做器官移植的时候，便意味着一场痛苦的等待就开始了。患者的病情在分秒流逝中每况愈下，所能做的只有痛苦地期待某个捐赠者的突然逝去为自己的生命点亮曙光。
许多病人就在这等待中绝望离世，虽然残酷，但绝非个例。据估算，在美国，平均每天就有18个病人在等待中去世。美国和众多国家一样，其捐赠系统依赖于大众的无私精神。这种机制或许可被称作“选入制”,它在征求捐赠者的自身意愿，或脑死亡者家属的意愿后，向同意捐赠者发放有其或其家属签名的器官捐赠卡。显然，这种机制并不能满足手术对器官的需求量。
另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和奥地利，则尝试了“选出制”,即默认同意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除非有事先声明，每名逝者都被默认同意器官捐赠。但这一机制也没有增加器官的捐赠数量，因为往往家属都会强烈反对捐赠，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也无可奈何。
捐赠者优先制
此前，以色列的器官捐赠数量在西方各国中排名垫底。由于宗教原因，在以色列能得到器官捐赠的患者可谓屈指可数。
于是，以色列决定尝试新的机制，给予本身就是志愿捐赠者的病人优先接受器官移植的权利。以色列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将非医学的标准引入优先制度中进行考量的国家，当然，医学上的考量在其中还是作为首要条件。
该做法的最初发起人雅各布·拉维（Jacob Lavee），是特拉·哈绍梅尔区示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负责心脏移植的主任医师。2005年，他接收了两名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这两名病人对他透露说，他们本身绝不会考虑向别人捐赠器官。
雅各布·拉维为这两名病人移植心脏后便上书了一项建议，即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让愿意捐献自己器官的病人优先接受移植手术。
空前的回应
2010年，他召集了众位医学专家，与犹太人领袖、伦理学家、律师、学者和公众代表一道起草了一项法案，并将于今年在以色列全面实施。其内容就是如有两名在同一项器官移植上有相同医疗需求的病人，移植优先权会给予签署了捐赠者志愿卡或其家属曾做出过器官捐赠的一方。
与此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宣传也相应展开，电视、广播、报纸和广告牌都在宣传该优先机制，商场和咖啡厅的地毯上也都随处可见被印上有关器官捐赠的信息。这些举措收到了空前的回应，许多人涌入登记处志愿成为捐赠者。
公平的衡量
以色列国家器官移植中心负责人他玛·阿什肯纳兹（Tamar Ashkenazi）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印制捐赠者志愿卡的机器通常一个月能印制3000张卡片，即使派两名员工把全部工作时间都花在这个机器上也只能印出5000张。而在开展宣传的10个星期内，就有7万名以色列人登记申领卡片。
据统计，今年所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相比去年已经增加了超过六成。由于该法案还为活体捐赠者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偿金，包括40天的误工费和与捐赠相关的开销，因此来自活体捐赠者的肾脏提供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大多数人认为，将于4月1日正式实行的新法案为器官捐赠机制带来了公平层面的衡量，必然使得更多的器官得以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