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012年5月9-10日，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促进会合作，邀请了100多位中欧公民社会的学者和实践者参加了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举办的“政策创新中欧社会组织交流年会”。
本次会议是今年早些时候举办的四场对话会的延续，这些对话会围绕以下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展开：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工业污染和环境与健康、非正式就业与移民、儿童福利与留守儿童。在这个为期三年的参与式公共政策中欧公民社会对话项目尚未完成的4场对话活动，将围绕食品安全、信息自由、法治以及金融改革等议题在来年举办。作为对话项目的资助方，欧盟希望在中欧研究公民社会的专家之间增进交流合作。
会上，每个议题分别由来自中国和欧洲的一位嘉宾发言，就尚未发表的最新论文进行陈述，这些论文是基于前面已举办对话会的资料写成的。这些嘉宾是：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王滔博士和生态研究所的Michael Mehling博士（气候变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的 Jennifer Holdaway博士和中山大学唐昊博士（工业污染和环境健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的Jean-Philippe Béja 博士和北京大学卢晖临博士（非正式就业和移民）；诺丁汉大学的Bernadette Robinson 博士和工友之家的林志斌博士 （儿童福利和留守儿童）。每部分的发言后都安排了圆桌讨论和评论环节，使参会者有机会直接向专家提问，并就这些议题进行更为广泛的讨论。同时，从Holdaway博士所陈述的将非专家的NGO合作者纳入复杂的工业污染（控制）的技术政策的困难，到林博士对留守儿童心理所做的关键和次要因素的坦率分析，每个时段的讨论均有助于大家快速把握这些领域的发展状况以及所引发的关注。
中欧公民社会对话的目标是结合理论与实践，促进中欧公民个人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特别是围绕上述八个政策议题建立联系。会议除了将在2014年把主旨发言者提交的论文结集出版外，整个对话活动还希望对若干具体的目标有所贡献和推动。例如，围绕每个议题，将为对话期间形成的项目方案提供2项金额各为1万欧元的资助。包括“弥合差距”，一项针对国内和国际人口流动形成的留守儿童的比较研究；以及旨在规划和实施低碳城市的“中欧低碳城市发展合作”项目。对话活动还与一个新媒体报道项目合作，通过公民记者利用iPhone技术制作这些活动的记录短片（www.vimeo.com/andreasfulda/videos）。最后，会议向参会者介绍了“开放空间”等沟通交流的方法，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公民社会工作中运用。
与此同时，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产出，围绕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所面临的一些重大议题和挑战，会议和对话活动还构建了一个分析和反思的空间。其中一个关注点，是学者与实践者之间在此类对话中常常出现的张力。正如一位参会者所说，学者可能会觉得公民社会的实践者缺乏理解这些议题的复杂性所需的理论背景，而实践者或许认为学者在这些议题上所了解的情况与实践脱节。在承认这些缺点同时，与会者都认可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唐昊博士和其他代表均强调了双方加强合作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本次会议讨论的另外一个议题，是网络在国内外政策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消费及生产这个议题环节，王博士讨论了促成行动网络产生，例如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USCAP)的重要性。为了推动和实施新的气候变化政策，这些网络将相关各方聚集在一起。在针对流动打工者和留守儿童的讨论中，参会者认为，需要国际NGO网络对海外的流动打工者，以及他们在自己母国内的家庭提供帮助。
此外，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影响政策创新的话题，也被会议代表高度关注。Mehling博士以他在生态研究所（一家设在美国和德国，专门从事应用环境研究的NGO）的经历，来说明公民团体，包括代表公司利益的团体，有着影响和改变讨论议程的重要资源。通过传播知识和经验，它们就能说服公众，并为环保措施的采纳建立合法性。
与此同时，代表中有一种普遍的感受，就是由于缺乏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或者缺乏拟定新政策的技术专长，NGO常常只能在政策创新中担当支持性的角色。王博士指出了NGO，尤其是中国NGO在寻求参与政策创新中面临的问题。王批评说，它们的反应常常太慢，而且常常无法意识到一项议题的重要性，或者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他提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对策：首先是在政府和NGO之间建立信任，其次也要在NGO之间建立信任。他随后建议，通过培训使NGO了解全球环境保护的复杂情势，从而提升NGO的能力。
这次会议还为参会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思考公民服务组织的结构和性质，提醒人们注意，在应对公共政策目标的时候，有时候可能需要采取创新的形式。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Béja博士用劳工权利为例，来说明雇员和雇主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衍生出新的组织形式。在广东的一个案例中，Béja解释，当工会试图阻止工人游行的时候，工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广东省政府在冲突中认识到NGO起到了中间的调停作用，NGO能够帮助解决冲突并使社会得以稳定。
Béja还谈到NGO在劳资关系中所具有的重要的法律倡导功能，指出这个领域的NGO通常不是由工人自己成立，而是多由知识分子或者媒体记者创办，大多数此类组织试图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Béja更多地将他的讨论集中在特定领域NGO的作用上面，他坚称，这些组织都试图通过参与政策咨询的形式去影响立法进程。此外，他们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专注于推动现有法律的执行，以防止对工人的歧视。
整个会议还揭示出不同的政策领域有着重要的交叉重叠，NGO在政策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在整个公民社会部门中具有一些共同属性。例如，Robinson博士评论说，在非正规就业与人口流动方面开展的工作，对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同样，参会者指出，有关工业污染的讨论，直接与食品安全和气候变化相互关联。发言之后的讨论环节，最为明显地表现出各个政策领域的交叉情况。可以观察到，参会者不只非常踊跃地分享自己工作的经验，同时还迫切地希望对其他领域的NGO的工作建言献策。他们都由此表示，尽管自己缺乏某个领域（研究或行动）的正式资格，仍然能够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这样的开放性暗示着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相对后发的第三部门，与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相对应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分工还没有完全发展出来，也意味着此类会议能够为不同各方和领域之间推动更多的讨论和交流提供独特的机会。
（付涛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