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不仅开启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同时也是中国公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从无到有，从无所适从到逐渐开始策略性参与环境治理的起点。
根据里约原则的第十项：“环境问题最好在所有有关公民在有关一级的参加下加以处理。在国家一级，每个人应有适当的途径获得有关公共机构掌握的环境问题的信息，其中包括关于他们的社区内有害物质和活动的信息，而且每个人应有机会参加决策过程。各国应广泛地提供信息，从而促进和鼓励公众的了解和参与。应提供采用司法和行政程序的有效途径，其中包括赔偿和补救措施。”
1992年时，中国只有一家环境非政府组织——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两年后，后来成为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先驱的“自然之友”成立。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妇女大会”让国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非政府组织（NGO），促成了一批非政府组织的成立。
这些刚刚成立的非政府组织通常选择环境教育、推动公众环境意识提升作为工作重心。这一方面和刚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的能力有关；另一方面，此时的非政府组织还缺乏真正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2002年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让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开始有了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依据。2005年，在环保部门的主动介入监督下，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使“圆明园防渗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成为公众参与中国环境治理的里程碑。次年，当时的环保总局便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为公众参与环评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虽然在建设项目的强大压力下，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鲜有成果。
2008年，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相继实施，通过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治理，成为非政府组织约束对环境有破坏的项目的工具。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起的“水污染地图”等让企业有了改善自身环境形象的动力，在接近10万条污染信息的数据库的帮助下，接近600多家企业对自身的污染进行了整改。
信息公开也改善了中国公众和企业、环境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公众在环境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2011年关于PM2.5空气污染的公众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公布PM2.5污染物信息上政府、公众和媒体的互动，促成了中国在这一环境问题治理上的——虽然是微小的——进步。
和20年前相比，中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都有了极大进步，但进步依然缓慢和不足。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很好地实施，公众参与在很多时候依然是象征性的。
而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生存状况改善过于缓慢，身份和注册问题依然是很大的一个困扰。而由于相关法律的约束，缺乏基于会员捐款的稳定收入和资金，也导致非政府组织只能依靠项目生存，并不能广泛地参与到公众参与的巨大需求之中，以至于2007年来几次环境群体性事件中，非政府组织并没有能有效地应对和参与。
中国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和非政府组织发展上的政策和法律改善均需要更深入，确保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环评等相关法律的有效实施，创造合适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让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也将是未来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的。
虽然此次里约峰会的成果有限，但再次确认里约原则，并认识到需要加强信息的传播，建设公民社会的能力，营造有利的环境让公民社会成员参与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的公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而言，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在未来中国的绿色经济转型中，以及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中，非政府组织需要扮演更为积极的作用。里约峰会之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一步伐——由中国40多家非政府组织发起的“绿色选择联盟”使用信息公开的工具监督企业的环境绩效。
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始和中资机构合作，在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中和海外公众和民间组织交流和沟通，在减少中资企业环境破坏的同时促进与东道国公众的信息沟通。
中国公众的参与依然任重道远。非政府组织还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学会跨界的交流与合作，来应对未来20年将出现的新的机遇和挑战。
杨方义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森林和气候变化项目主任。
常成是自然之友副总干事。
